齐邦媛与张大飞:烽火情缘的起与终
张大飞与齐邦媛
1925年末,爱国将领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在巨流河战役中兵败,夫妇惨遭杀害。
张作霖悬赏捉拿的名单中,齐世英赫然在列。从德国留学归来后,他就一直追随着郭松龄。
匆匆与家人一面后,风雪交加的夜里,齐世英开始了逃亡生涯。
这年,他27岁,女儿齐邦媛还不到两岁。
民国政治人物齐世英
齐邦媛出生于辽宁铁岭,因母亲怀孕时生病,先天不足导致出生后体弱多病,快满周岁时,高烧不退,气若游丝,母亲一直抱着她哭。
有个亲戚见到,说:“这个ㄚ头已经死了,差不多没气了,把她放开吧!”
母亲不肯松手,祖母于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派人去十里外请医生,就这样拣回一条命。
为了感谢这份恩情,母亲请医生给孩子取个名字。
“邦媛”,出自《诗经》:“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齐邦媛的幼年,父亲是缺席的,在东北的旷野中,她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夏天去拔棒槌草、黑浆果,冬天在结冰的河面上打滑溜。
还有宽容慈爱的母亲,用她仅有的小学教育,把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了她终身的文学上的启发。
齐邦媛(右一)与母亲、妹妹
6岁时,由外祖父带领,齐邦媛穿着崭新棉袍,和母亲、哥哥一起从沈阳上火车,三天三夜后来到南京。
站台上,等待他们的,是一个英俊自信、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
“温和的君子”,这是父亲留给童年齐邦媛的第一印象。
亡命天涯的日子,父亲见到了留德、留日的同学们,听了多次演讲、宣传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成为要人。
家人虽团聚,但生活依然是动荡的。东北沦陷后,父亲偷偷潜回东北安排抗日。
一家人从南京到北平又到天津,不断搬迁。
家乡沦陷,很多东北青年流亡到北平,父亲齐世英说服行政院成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招收流亡学生。华北局势紧张后,中山中学被迫迁往南京郊区。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在南京,齐邦媛的家成了东北学生共同的家。
每个星期六的中午,哥哥齐振一都会带几个同学回家,辗转逃亡,几乎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
有一天,哥哥带回一位叫张大非的学生,在温暖的火炉前,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父亲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了。一家人四散逃亡,他进了教会办的中学,信奉了基督教,靠一本小小的《圣经》支撑着活下去。后来流落到北平,考入中山中学。
这个18岁的男子,用一切自尊忍住了号啕。那一幕,12岁的齐邦媛终身难忘。
从此,每个星期六,齐邦媛都期盼着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
有一天,齐邦媛跟着张大非和哥哥们一起去爬山,下山时,体弱多病的她落在最后。
天已经暗了,在寒冷和恐惧中,她开始哭泣。
这时,她看到张大非回头看她。他重新攀登上来,用棉大衣裹住她,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
经常辗转迁移,齐邦媛玩伴很少。张大非的抚慰和关怀,给了她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依靠。
亲人离散,齐邦媛的父母重新给了张大非父爱母爱,他称他们“爸爸、妈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张大非报名军校,改名“大飞”。临行,他送给齐邦媛一本《圣经》,和他那本一模一样。
在扉页上,他写道:
邦媛妹妹:这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也更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愿永生的上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
从那一天起,齐邦媛走到哪里,这本《圣经》就跟到哪里。
张大飞送给齐邦媛的《圣经》
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逃难开始了。
1938年11月,中山中学在四川落脚,父亲把齐邦媛送到沙坪坝的南开中学。
炸弹声伴随着读书声,升旗仪式上,校长张伯苓满怀激情地演讲:
“国不亡,有我!”
“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张校长的话,齐邦媛终生铭记。
稍稍安定后,张大飞的信就到了。哥哥忙碌,他嘱咐齐邦媛马上回信。从此,齐邦媛成了家里最爱写信的人。
整个中学时期,张大飞成了最稳定的笔友,信中,她给他讲学校的生活,给他写诗、抄诗。
同时,她也知道,航校毕业后,他参加重庆保卫战了;
作为优秀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他去美国受训了;
他加入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了。
几年过去,在战火中,两颗成长的心灵靠得更近了。
信中,张大飞说:“你的信,是我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
1943年,张大飞所属部队在重庆换机,他赶到学校去看齐邦媛。当年的小女孩已是窈窕淑女,看着她,他由衷地说:“邦媛,你怎么突然这么好看了呢!”
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他把她拢进他的大雨衣里。谁也没有想到,那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面。
这一年,齐邦媛19岁。
齐邦媛
高中毕业后,齐邦媛考入战时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和张大飞的通信还在继续,有时,他会在信中附上他的军装照,神采奕奕。
生离死别是战争常态,目睹战友牺牲,张大飞不再隐藏情感。终于有一天,他在信中倾吐思念:“我无法飞到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齐邦媛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发生变化,她想转学到昆明,想要离张大飞近一点。
可是,张大飞的态度却突然变了,他坚决不同意,口气又变成了兄长式的。
那之后,他的信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齐邦媛收到哥哥寄来的信,信里附上了张大飞的信: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似乎看得见她从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从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
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
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
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
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已壮烈殉国,年仅26岁。
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大飞
之后,齐邦媛收到一个包裹,是张大飞的战友寄来的,用美军的帆布军邮袋装着,里面是八年来她写给他的所有信件。
正是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张大飞才用理智战胜情感,刻意疏远了她。
哀伤的泪水落在信纸上,齐邦媛只有难言的痛苦。
三个月后,日本投降。
那一天,举国欢腾,齐邦媛举起火把和大家一起庆祝。走到南开校门前,恍惚中,她仿佛又看到张大飞从操场上向她走来。
一瞬间,只有悲伤。她一面跑,一面哭,回到家时,火把早已熄灭了。
从此,齐邦媛把张大飞埋进心底,不再提他的名字。
可是,爱情的火把不是时间和离别所能熄灭的。面对爱慕她的男子,她总是不由地提起张大飞,终于,那男子说:“我无法与一个死去的英雄人物竞争……”
她终究无法忘记张大飞。
大学毕业后,国内动荡,怀着自我放逐的心情,齐邦媛去了台湾,任台大外文系助教。
一次参加武汉大学校友会时,她吸引了一个年轻人的目光。他叫罗裕昌,是武大电机系学长。
校友会后,罗裕昌经常来看齐邦媛,他的关心,驱散了她的孤独感。1948年,他们结婚了。
不久,父母带着全家来到台湾,从此,家乡成为回不去的故乡。
当年的信件已被苦难时代的狂风带走,唯有张大飞送的《圣经》,几十年来从未离身。
晚年齐邦媛
在台湾,齐邦媛走上教育路途。教课之余,她受邀在故宫博物院任秘书,每到故宫,她总会想起北京故宫,想起海峡对岸的万里江山。
那些年来,她爬过无数的山,每一次,都能清晰地感到,张大飞在回头看她。
1993年,已是著名学者、教授的齐邦媛终于回来了,近乡情怯,还乡者已老。
在南京,她去了“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谢绝了老同学的陪同,她独自找到那块编号M的碑。
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其中一栏写着: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一时间,前尘旧事涌上心头,齐邦媛不禁潸然泪下。
那无法把握的爱情,那终将逝去的往事啊!
齐邦媛在张大飞墓碑前留影
81岁时,齐邦媛撰写《巨流河》,历时四年,完成了这部史诗般的自传。她和张大飞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读者,有导演想将其拍成电影,被她婉拒,她不愿“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部热闹的电影”。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漫长的一生,她时时感受到他的祝福。如今,她实现了他所期盼的“可爱的前途光明”,他的灵魂,足以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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