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耳 |《东亚往事》

2023-01-30 16:01

创作《无名》的同时，他完成了一部名为《东亚往事》的小说。《无名》中，程耳将发生在1937年到1945年间的大量历史信息压缩进故事主线，让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紧紧缠绕在一起。

“我们把诸多笔墨集中在那样一个年代，用更多精力描述那个年代里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理想，各种各样的事物；我们也试图去厘清每一个人物内心的动机，他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最终的选择。”

《东亚往事》by程耳

秋天来得如此突然，这个下雨的早晨。

他在晨勃中醒来，毋宁说，一次晨勃将他唤醒。他记起以前有先生说过，人体所摄取蛋白质的数量与质量将影响荷尔蒙，而荷尔蒙将影响该人体的勇气，坚毅，追逐的决心，诸如此类。由此可见，虽然身在别处，远离故乡，他仍然遇到好人。房东太太的家庭把他照顾得很好。他们将自己有限的蛋白质重新分割，降低自己的数量以供给他，供证了他的勇气，坚毅，追逐的决心，诸如此类。

持续而没有渐弱的雨声将他滞留在床上，点燃第二支烟时，房东太太敲门送早餐进来，看见满屋的烟雾，颔着首微笑，移步帮他开了窗，最后退到门外，行礼，关上门。在他看来，多少仍有些不自然。她的香气与他的烟味正在房间里混合，同时她的身影搅动空气与思绪，虽然并未直视她，他仍被她的身影搅动。他在烟雾里看看拉门不急不徐阖上，从他的角度，美丽温柔又活跃的房东太太仿佛突然间凭空消失，只留下这单调枯燥的拉门。

早餐有咖啡，米饭，酱汤，腌萝卜，同样睡制而成的又小又咸并带着一丝奇怪鲜味甚或咸味的生章鱼，这里的界限有时十分模糊。生章鱼让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宁波乡下吃过的菜式。他在仍旧持续没有渐弱的雨声里享受早餐，看着章鱼的酱汁缓缓渗透米饭，连报纸也决定拿到电车上再看。仿佛这是此地与故乡的某种联结，即使陌生孤独，但这里亦不过是故乡的某种延伸。他由此便找到了根基似的。

两周前的一晚，距离房东先生远赴中国整一个月，当时他正坐在矮小的木凳上洗澡，房东太太敲门，他未及回应，她仍然进来，并径直走到他身后。今天请由我来为你清洗后背吧。她在缓缓俯下身体郑重其事地行礼后说道。他注意到她衣裳单薄，涂了胭脂。他听说过几次类似的事件，也清楚即将发生什么，但他拒绝了。或许他担心自己实在没有经验，害怕出丑，或许他不愿如此轻易地重复一种市井俗套。由此可见，他自尊而意志坚决。房东太太多少感到意外，她掩饰受伤或失望的心，对他年轻的残忍抱以成熟的宽容。说了句悉听尊便，打扰了。片刻后又补充道实在是抱歉又丢脸，若非女儿尚年幻，我一定以死谢罪。她说得平淡庄严，他却仍赤裸着扭头看看她。她便释然地微笑，退了出去。当拉门阖上，他缓缓转回头，获得一种强者的感觉。

要坐四站电车去法政大学，现在他摊开报纸。梁先生坐船由南亚来，昨日已在友人陪伴下于横滨登陆。报纸上说他严肃殷切，心怀苍生，不顾劳顿，今日午后便将在法政大学礼堂演讲。他将溢美之词读完，决定仍然不去听讲。父亲常与朋友论及时事，有一次说康梁皆是言过其实的人，尤其康某人。这当然是人前一分委婉的说法，真意无非是说他俩有时行骗，为了吹牛或者生存或者捐款，把不属于自己的作为与地位强越予自己。在父亲看来，这是不顾廉耻的行为，算不上真正的士大夫。再有就是梁硬出来的那个民族学说。我们是吴越人，父亲说，跟北方的西南的朋友们可以经由某些规则共事，可以友爱可以努力和平相处但没有基于民族的特殊情感联系可供依赖。寄望于此则必然失望，旦夕生出怨恨，最终反而无法共事。散沙无论怎样试图去凝结，终于只是徒劳。大并不意味着好，梁喜浮夸，实则浅薄，得势将误己误人。为此他甚至有厚厚的书信致蔡将军，适逢蔡与梁的蜜月，自然未获回应。

午饭后雨渐小，他步行去了市谷的咖啡馆。读了北一辉与石原的文章各一篇。前者他不以为然，觉得世面不宽，行文亦差。后者稍有逻辑，但精神过于亢奋，应该去看医生。黄昏时雨仍未停，他去了近旁的小店独自饮酒，配以简单的盐烤物。之后回到神乐坂家中，房东太太年幼的女儿代替她在玄关处等他，沉默地脱鞋脱帽。像是对父亲的想念或是对抗某种庸俗，他如此消磨时间以便错过梁启超下午的演讲。否则他其实可以提早两年零十个月就看见自已法律意义上或许也仅仅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末婚妻那美丽的脸庞。

跟他这一类已经认同民国的公费或自费留学生不同，未来的未婚要是真正的大清流亡者。亡国者如果不愿意接受新政权便只好散落至世界各地。她在东京出生，东京长大，成长在原敬与币原的时代。与作为标准清国遗民的父母不同，她因此像当时的普通日本人一样支持中国单命。薄仪离开天津的消息传来，他的父亲因此兴奋了很长时间，数次收拾行李，一刻也无法等待，要去关外继续为皇帝服务。但母亲的家庭长期与张景惠不睦，母亲只愿意回上海。流亡者的回归之路再次搁置。等到原敬终于被杀币原被打喊杀，黑龙会终于接受了清国遗民们在数年里一直提醒他们而他们在数年里始终视而不见的事实，即某某人其实谈不上泛亚主义或别的任何主义，只是一个患得患失贪念权力的市共化利己主义者，泛亚主义者的理想近乎无疾而终，同时由孙文开始的倒向俄国的政策在日本民间也广为人知后，眼看着一切再难扭转，他们不得不回到上海。这中间才有了相亲的事。

他们约在银座的小戏院看戏，环境与人都一样严肃拘谨。她父亲其实看不上他的阶层，但身在东京使选择余地有限，好在差距不大，没有到不可将就的程度。她母亲则从一开始便看上他的衣冠笼楚。为了减缓他的紧张或使他安心，几次递上充满善意与期许的笃定笑脸。他便真正地高兴起来，一种陌生的喜悦。剩下的时间不过是在尽力掩饰自己的雀跃。他自然没有意见，这是父亲郑重的写信来交代的事情，何况她楚楚可人，美丽温柔，笑容可掬。有时像极了一个年轻版的房东太太。

当终于可以独处时，有一次在日比谷公园，他们相隔一米的距离散步，她的新鞋踩上路边的石块，滑倒之前他果断抓住她一条手臂。一切都静止下来之后，她紧张地抬头望着他，他便忍不住抱她，她沉默颤抖，不久开始落泪。他看着她的眼泪滑落，惶恐自责。直到他终于见她满脸沉醉的笑意，他便知道她也喜欢自己，且如此用心用力。他心里生出感动，以及更多的爱意。

回国的时间选得很差，当然迅速推进的时势并没有给予习惯拖延的清国移民一家更多选择的可能。他们乘坐的日本船在民国二十一年年初才终于开进了吴淞口，等同于奔赴战火而来。她母亲在上海惊吓过度，由父亲陪伴去了苏州老宅静养暂避。他们则有机会在礼查饭店共度一晚。远近的炮声便人放下矜持，对她而言，自己熟悉的流亡地正在侵犯自己陌生的母体。这种想象意外地提供了一种暖味不清却悲壮沉湎的献身气氛。她为他清洗后背，他为她清洗身体。两人都太过紧张，更像一种煎熬，草草结束之后终于赤裸着躺到床上，却都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他们紧紧相拥，反复亲吻，身体却更加难受。他想起房东太太，有点后悔错过了学习机会。他抚摸她，同时感到她体温迅速上升。不久她也迟疑着移过手来，有意无意间触碰到他，第一次的触碰，却仍然不知道如何继续。他看着她周身的皮肤变红，体温上升到直觉危险的程度。他感到将要室息，随时可能死去。她紧紧握住他的阴jing，感到随时可以为他死去。

这是爱情炽热的一晚，此时难以想象他们的结局。

婚期拖延下来。因为她父亲不顾母亲的警告，执意去了满洲面圣。完成了作为清国遗民血泪交织下的动情一刻，实际上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不久便受到张景惠的倾轧，满洲皇帝此时自顾不暇，权衡良久，没有为他出头。天气又冷，很快便在冰天雪地含泪而终，却并无怨恨。风光大葬完先生之后，她母亲意外发现自己突然之间不再有任何牵伴，匆匆去了渴望已久的巴黎，决绝的程度让旁人目瞪口呆。现在只剩他们自己，本来一切都顺理成章，自由而正常的生活招之即来。之后的变化既意外又有迹可循。她新交的一些北方来的朋友完成了变化的第一步，进一步扩大的战争则完成了变化的第二步。到上海沦陷时，他们已经彻底决裂。他父亲早年追随陶成章，这使得一切蒋的敌人都直接被父亲视为朋友，他因此加入了汪政府。

像是为了证明保守者最开放，她不久便拥有全新的认知与理想，很可能还包括性的观念，放下出生便强加于自己的属于大小姐与旧道德的一切。以她母语般熟悉的流亡地语言出入跳舞厅，配合诛杀那些落单的日本兵。陌生的母体终于报复了熟悉的流亡地，她获得一种强者的感觉。他是知道的，但他当然不会处理她。她也知道他是知道的，同时她当然也相信他不会处理自己。他偶尔去跳舞厅喝酒，远远地看着她，说不清是关切或是监视。她看他一眼，随后就别过头去，亦看不出是留恋或是怨恨。

情势紧迫时，他去提醒她，在跳舞厅的盟洗室顺利找到了她。至此他们已数年没有说过话。然而她立场分明，态度坚决。侮辱他并请他快一点去死。真实的心意难以捕拒，或许她从中获得一种强者的感觉。相拥的亦裸人体至此彻底放开，体温不再。

她最终仍被抓捕，当然跟他毫无关系。此时距离汪病死在名古屋的医院不足两个月，形势因为明确反而更加混乱不堪。她的名字被列在汪政府最后一次仅仅是报复性的除了泄愤毫无意义的枪决名单里。名单躺在他的办公桌上，他思付片刻后签了字。隔天作为监斩者去了现场，枪响前她看了他一眼，雨水此时浸透了他的帽子，顺着帽檐滴落。我厌恶你衣冠楚楚的样子，她在心中默念。刽子手走到她面前，将他们或他们的视线阻隔。她看见草率扬起的枪口，并没有感到悲伤。

他看到有人重重地摔倒在地，消失在肆意疯长的芦苇里。他想起数年前在日比谷公园，他的未婚妻也有着相同的面容、身影与仪态。那一次她也险些摔倒，但那一次他抓住了她。雨越下越大，浸透他华丽的帽子，雨水顺着他的脸庞流下。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此时及此后他都在困惑，为什么不救她?为什么竟然没有救她一命?他无法解释，就像他为什么拒绝房东太太的性爱，就像她为什么让他早一点去死。可能我们常常如此，词不达意，反应不及，或者仅仅为了获得一种强者的感觉。

与其些修饰过的结局不同，他最终逃过了所有的惩罚，无论是来自对手的还是上帝的。他逃过了蒋政府煞有介事地惩办汉奸，在香港平静地生活到一九五零年年中。这一年，不愿离开浙江老家一生都用来反蒋的年迈父亲因为美蒋特务的嫌疑被抓捕。开始关在杭州，后来转去上海，之后失去消息。香港的风向也开始转变之后，他辗转去了东京。一无所有，饥肠辘辘，此地与故乡再无联结，因为故乡此时已无力延续到任何地方，他的心没了根基。

除了神乐坂他想不出还可以去的地方。房东大太的房子幸运地躲过了美军的炸弹，只是丈夫仍然没有回来，消失在中国某处。几十年过去了，她不再有勇气说出今天请由我来为你清洗后背这样的话语，但家里不缺可以为他清洗后背的人，他最后娶了房东太太的女儿，因为她的丈夫同样没有回来，消失在爪哇其处。他们生养了三个女儿，并搬家到调布。没有信息显示这段时期他靠什么生活，大概得益于日本经济整体向好，谋生变得容易。七零年代他时来运转，被政府招募。田中访华前他的名字被列入代表团，这使他想起当年在上海的往事，友好大使，他想，果然。同时感到一种嘲讽。太太坚持说他们家的男人一旦出国便会消失，他未作辩解，以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对于记忆中的彼地。他本来就没有去或不去的心愿。不久他因为冬天的一次普通肺部感染平静地死于家中。多摩川的河水应该还记得他的沉默寡言。

本文原载GQ杂志，作者：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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