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耳的内核，孙立觉得是他对电影语言的坚持，他一直在用电影的方式讲故事，「现在太多电影都不是在用电影语言，在用什么相声语言、小品语言，短视频语言、话剧语言也都有，就是不用电影语言。」或者也说不上坚持，而是一种本能，「你不可能把一个有既定审美风格的人掰到完全相反的（方向），那不可能。」
文｜卢美慧
编辑｜金匝
图｜受访者提供（除特殊标记外）
那是一次朋友间的交游，两个人共处了几天。当时电影《无名》命运未定，尽管程耳已经「做了能够做的所有努力」，包括不得不删掉梁朝伟的某些戏份，但影片是否能上映，仍是未知。两个喜欢沉默的人一起骑单车，路过合适的咖啡馆就停下来喝一杯，然后继续漫无目的地骑行。到了晚上，他们会找个地方吹吹风，漫无目的地聊天，或是什么也不聊。对他们各自来说，这是一场舒适的见面。两个多月后，某天深夜，王一博跟程耳说，自己想要再去电影院看一次《无名》，程耳欣然应允，但发现电影排片很少，两个同样喜欢沉默的人只能看午夜场。《无名》的拍摄让程耳和王一博有了很深的信任，当时路演临近尾声，王一博马上要进入别的剧组工作，一段缘分暂时告一段落，年轻人流露出不舍。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候，《无名》的命运已定，在厮杀激烈的春节档票房超过8亿（截至发稿突破9亿），一个不算差，也很难说多么理想的成绩。这两个月里，电影导演程耳需要被动接受许多「改造」。《罗曼蒂克消亡史》（以下简称《罗曼》）之后的七年，无论是电影市场还是眼前的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突然的一天，他接到通知，电影拿到了龙标，可以上映了。《人物》与程耳第一次见面，离《无名》上映只剩9天，眼前的程耳疲惫、寡言，对每个问题深思熟虑过后决定回答或是不回答，他的语速缓慢而平均，透着客气的距离感，很难捕捉到什么情绪起伏。那天北京下了一场小雪，雪花不及落地就四散融化，让干燥了一整个冬季的城市意外地湿润了起来。不过，这些程耳都顾不上感受，自上映消息公布以后，他每天最多睡三四个小时，还要经常熬通宵，只能通过烟、咖啡，和一种内化的要有始有终把事情完成的责任感，让自己强打起精神。程耳特别提醒，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渲染得多么辛苦，这是导演工作的一部分，打着这份工，就要接受这一切，马拉松的最后几百米，时间总会熬过去。这样的忙碌让程耳进入某种机械状态，他告诉《人物》，期间只有过两次例外，一次是在公司机房，大家讨论着《无名》的宣发策略，程耳突发奇想，要不把「超级商业片」几个大字打在屏幕上？《罗曼》之后，文艺、晦涩的标签一直如影随形。「那就幽默一下。」一屋子人觉得这样的安排很妙，有点调皮，还有点萌，这几个字一说出口，大家一起狂笑。这个欢乐的场面是「最近唯一一次开怀大笑」，孕育许久、几近难产的电影即将面世，那天大家难得的轻松。另外一次例外是在忙碌间隙打开手机，程耳接到了导演何平离世的消息，何平是程耳尊重的前辈，这两年何平的身体一直不大好，元旦时程耳发信息问候，两人约定忙过这段一定要见面。但忙碌没有结束，离别就蛮横发生。程耳把自己关到房间里一阵痛哭，然后推开房门，继续忙碌。这种兵荒马乱的忙碌意味着，所有事都要在最短时间内抉择、敲定、推进，物料制作供应，对接院线，对接媒体，路演，直播，穷尽一切可能的方式。对于长期习惯独处、保持着良好作息习惯、远离一切非必要社交的程耳来说，这是一段失控的日子。但事情推到眼前，人的适应能力，或者说某种软弱是惊人的。两个月内，程耳学会了接梗和直播，知道了「上链接」意味着什么，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晚会，录了很多节目，上了很多次热搜，接受了很多采访，也对着不同的人无数次谈起对王一博的选择。有粉丝特地剪了一段记录程耳变化的视频，仿佛一遭「变形记」：从社恐式的登场，瞪着眼睛不知所措，到慢慢熟悉、熟练，游刃有余。程耳将所有这些自己并不擅长的事看成一种义务，电影是件昂贵的事，他觉得自己应该对投资人负责，对演员负责，对台前幕后许许多多的人负责。七年前的《罗曼》票房失利，但客观上为程耳积累了声誉。罗曼蒂克时时消亡的年代，部分影迷将程耳视作后王家卫时代「腔调、高级感」的代名词，人们等待他再次出手。这种期待对程耳影响不多，自《罗曼》开始，拍电影的他常会有一些出神时刻，望着片场忙忙碌碌的人们，他会坠入某种疑惑：花了那么大的价钱，那么多人如此辛苦，做这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表述过很多次，事实上自己更喜欢写小说，面对文字，没那么多负担，也自由得多，相比之下，电影「人太多了，事情太多，太琐碎了」，此刻必须要以导演身份示人的他向《人物》坦陈：「如果说不考虑这些，我宁愿四处走走，我走到哪儿，我拿张纸，拿个笔，我就可以去写小说，那当然是一个更愉快的生活，但是不行，我还是必须得工作。」整个春节档，外界围绕着《无名》有许多纷扰，但对程耳来说，逻辑十分简单——
电影《无名》拍摄现场
起点是任务。博纳影业在相继出品了《战狼2》《长津湖》等主旋律影片之后，有意寻求新的突破，程耳最终成为那个被选中的「提升主旋律电影美学」的人。在那之前，程耳正在筹备的是一部名为《不浪漫》的影片，2019年10月，《不浪漫》的首支预告在平遥电影节上放映，臊眉耷拉眼的贾樟柯和臊眉耷拉眼的许知远沉默对坐，镜头切换，东京塔的夜色，雪后的小镇，车窗外的海水，镜头再次切换，贾樟柯对着床上裸露的女子发呆，灰色的烟缕在两人之间缓缓腾起，画外音是贾樟柯和许知远的对话——「思想是孤独的，有没有人看很重要吗？灵魂这个东西，可以变来变去吗？」爱程耳的人觉得这是程耳典型的神秘和语焉不详，翘首期盼三个文艺中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但是《不浪漫》的项目后来没有继续推进，程耳接过交过来的任务，开始筹备《无名》。三年之后，程耳拉着贾樟柯、黄磊去北大为《无名》做宣传，贾樟柯不忘调侃，程耳的男主角原本不是王一博，而是自己。《无名》的英文名也是贾樟柯取的，那时候贾樟柯看的是另一版本，看完后惊喜异常，跟程耳说，英文名就叫《Hidden Blade》吧，意思是「袖剑」，隐而不发，内在锋利，很符合电影的气质。《无名》的拍摄和后期均在疫情期间完成，贾樟柯明白其中的不易。这三年，电影业备受冲击，事实上，除了主旋律电影，其他类型的影片已经很难撬动相应的资金，许多影院难以为继，电影公司也举步维艰。是不是还有别的搞法？能不能有些新的意思？许多人期待着程耳的答卷。程耳的同学、美术指导孙立经历了《无名》从不成形到逐渐成形的全过程。在孙立的印象中，程耳一直是非常严谨的人，文本出色。毕业那年，按照北京电影学院的传统，各系之间要合作毕业作业，孙立看到程耳《犯罪分子》的剧本，觉得特别有味道，「他的文字是有灵魂的，甚至是短短的一些大纲，没有完整的大纲，都能看出这种没有转化成视觉之前的编剧魅力。」后来，孙立也看过程耳其他剧本，这个印象没有改变。但到了《无名》，开拍之前四五个月，甚至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本，程耳告诉孙立，要做一个新的项目，「一个献礼片」。孙立对这个回答感到意外，但以他对程耳的了解，他一定有自己的理由。接下来四个月，有事没事，两个人就凑到一起，但有一点，他们很坚定，既然接了这个活儿，就绝不能敷衍了事。 程耳
和程耳一样，孙立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他将之视作他们那代人的底色。故事最终选定在民国，程耳本身就对历史感兴趣，《罗曼》之前，他阅读了大量近代史资料，各色剧本据说有十几稿，大时代的阴云之下，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的众生，是他最感兴趣的部分。「我觉得民国最大的魅力当然是在于它各色人等，它很丰富，它很庞杂，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它混乱不堪，它有非常大的反差，它有最绚烂的东西，也有最恐怖、最悲摧的东西。」时间、身份、宿命，在程耳眼中，民国题材天然具备故事张力，电影只是在浩浩荡荡的时空当中撷取某个刹那，「好像是一个事物从混沌过渡到成形的那么一刹那，可能对于漫长的历史来说那只是一刹那」。孙立在这个阶段见识了另一个程耳，他对很多民国人物如数家珍。「他很了解，倒背如流，什么郑苹如啊，李士群啊，包括日本的近卫文麿，石原派啊，东条派啊。」他很喜欢这种创作模式，作为美术，他需要配合导演进入三四十年代的情境，他们聊到过国民党高官阎宝航，身为宋美龄身边的红人，阎宝航周旋于国民党军政高层，曾最早获知德军将入侵苏联的情报。没拍《无名》之前，孙立并不熟悉阎宝航的故事，一个中国人曾准确得到德军入侵苏联的情报，如果不是斯大林判断失误，历史就会随之改写。同样是阎宝航，几年后获得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图，这个关键情报加速了日军在东北地区的崩溃。程耳和孙立在这些历史典故中反复徘徊，但一直到2021年6月份，还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本。后来，孙立给程耳推荐了一部名为《春天的17个瞬间》的苏联电影，讲的是潜伏在德国保安局的苏联特工的故事。电影中的特工一生隐藏在德国，只能在大雁从头顶飞过的时候，默默思念自己的祖国。其中有一处关键情节，在几乎已经暴露的情况下，主角经历逃亡，终于逃到奥地利边境，眼看马上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但斯大林传来消息：「你还没有暴露，你还是要回去，继续隐藏，争取更大的功劳。」慢慢地，历史中的无名者开始有了轮廓。区别于习惯性的事后视角，回到无名者身处的时空，他们隐姓埋名，周旋于种种危机之中，不知道哪条情报就左右了战局，他们是暗处的关键人物，也宿命般地承担着棋子的命运。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孙立和程耳就浸泡在这些故事的碎片中，「也没有说下笔去写一些什么东西，就这样在里面兜兜转转了很长时间」。灵感还没彻底降临，拍摄就开始了。孙立觉得程耳有一种能力，他有办法在一片仓促中迅速甄别哪些是可以放进电影里的画面。最开始他们拍日军轰炸，飞机从石家庄运到上海的工厂，第一场戏，程耳要拍一只跟着日军轰炸的柴犬，「那个狗要戴眼罩，但它很不听话，你搞半天，它就是不配合。」当时正是夏天，两位演员在机舱里热得满头大汗，闭着眼睛等工作人员搞定小狗，中间程耳隔着机舱玻璃观察，示意拍下那个场景。「他说你看现在这样闭着眼的一个小憩的状态反而很真实，就很有魅力，很有美感。」第二天的戏份是日军陆军小队找水，剧组里有几位日本演员，孙立偶然看监视器，「里面有个人就是昨天的飞行员」。他跟程耳嘀咕，这会不会穿帮，现场有人开玩笑，万一穿帮了，咱就说那是飞行员的弟弟，程耳马上反应过来：「弟弟，好啊。」最终在《无名》里，两个碎片通过画外音拼接到一起，就成了兄弟二人一起参加战争，牵出侵华期间日本陆军和空军之间的待遇差别，那只戴着眼罩、一脸神气的名叫罗斯福的小柴犬，也成为日军入侵初期傲慢狂妄的注脚，一段情节就这么产生了。电影拍摄是很庞杂的事，孙立专门问过程耳，他脑袋里那些想法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程耳告诉他，相比于电影的主线，他更喜欢那些「旁枝侧叶」，因为主线注定是固定的，「你像梁先生他必然是共产党，必然是最重要的间谍。他的空间就没那么大。」但在那些旁枝侧叶身上，程耳可以投入很多情感或是小心思。一个例证是黄磊，程耳在现场边兼顾拍摄边写剧本，一下子多出了六七页对白，当时找不到其他演员，只能找自己的酒友黄磊跑来救场，于是才有了那段「我是软弱的人，不适应巨变的时代」。《无名》拍摄现场，梁朝伟与黄磊对戏
《无名》中大约70%的戏份，都是这样寻觅、碰撞、延展、勾连而得。这种创作方式需要导演具备强大的控制能力，这也是孙立敬佩程耳的地方，「每一刻都没有停歇，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能转化、递进、勾连这些人物关系，你白天拍，晚上要改，到了现场还要想，这个神经要绷那么久的话，一般人做不了，因为太累了。」得益于这种强大的控制能力，《无名》只拍了四个月就杀青了。这个速度让很多人很意外，王一博和王传君十分不舍，在现场跟在程耳背后看监视器里梁朝伟的表演，在那四个月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王一博后来告诉程耳，说自己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剧组待过，他可以很专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所有前辈、工作人员也都毫无保留地帮助他，让他有机会在大银幕上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执行导演刘一舟自《边境风云》开始与程耳合作，他用「顺畅、享受」形容《无名》的拍摄，秩序成为习惯，习惯驱动自觉，现场每个环节都默认维持安静和效率的必要，有时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意味着拍摄开始，因为大声喊叫可能影响演员的状态。程耳为秩序的建立感到满意，「我觉得到《无名》这个阶段，我们一定是最安静、最有创作力的摄制组了。不管拍多晚，也不会有人抱怨，因为我们第二天会留够给大家休息的时间。」对程耳来说，秩序的建立，默契的达成，是拍摄过程中「无可取代的快乐」。程耳给自己的公司取名「喜悦」，也因为这些无可取代的快乐。自《犯罪分子》算起，寻觅这种偶得的快乐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每一次都有新麻烦，每一次都有新问题，但因为秩序和默契的存在，《无名》的拍摄阶段比以往都顺利。摄影师蔡涛开拍两个月之后才进入剧组，前任摄影师因为档期原因，不得不中断工作，蔡涛成为接替的人。一开始他还有点紧张，「那么好的演员，那么厉害的主创，我突然一下进去，万一拍砸了怎么办呢？」但到了现场以后，蔡涛意识到自己多虑了。前期灯光、美术、摄影已经形成了流畅的配合，现场通常很安静，几百人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对蔡涛来说，这种经历陌生而迷人，「导演好像有一种魔力，他这种控制力不是来自于那种威严、怒吼，他是以身作则。他在现场胸有成竹地慢慢地说话，慢慢地走路，你就发现所有人慢慢都沉浸下来了。」秩序本身制造出理想的效率，这反过来要求程耳必须更加迅速地做出决断，避免错误。在这一点上，蔡涛觉得程耳的笃定和不笃定同时存在。笃定在于程耳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笃定在于假若现场没有完全达到他想要的，他也会不太清楚哪里不对，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程耳必须是及时喊停的人；另一方面，他会为主创提供足够开放和包容的氛围，大家一起去寻找答案。蔡涛举了一个例子，有段戏是周迅在沙发上等黄磊回来，黄磊进门后讲了一段话。现场拍到一半，程耳把大家叫到监视器那边看回放，他说感觉不对，但也没有特别明确表达哪里不对，「他就是一种直觉，觉得画面有问题」。当时摄像机放在周迅前面，周迅是前景，后来蔡涛跟黄磊、周迅演示了几遍，意识到是拍摄视角的问题。镜头从黄磊推门进入开始，视点应该一直在他身上。整个拍摄期间，类似的片段不在少数，有时候有些镜头不理想，大家就停下来一起想办法，沉默地等待，不问，也不埋怨，静静等待拍摄重新开始。作为执行导演，刘一舟以往最怕等待。他已经习惯了扮演催促者的角色，催促导演，催促各个部门。但《无名》拍摄期间，刘一舟意识到自己很少焦灼，有时候他看到演员们的状态，「我时刻能感受到这种等待的成果，我发现这种等待是值得的，所以我会很坦然地面对这种等待。」也有实在觉得需要催一催的时候，他到程耳的帐篷，发现程耳跟梁朝伟或是王一博、王传君在那说戏，刘一舟站在帐篷外面纠结一会儿，「还是算了，不妨再等一等」。春节期间，刘一舟和蔡涛发微信互相拜年，话题很自然就跑到《无名》，蔡涛跟刘一舟说，《无名》对他来说很像一个礼物。事实上，电影拍摄从来不是轻松的事情，现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无名》的拍摄让两个人都有被馈赠的感觉。
《无名》拍摄现场，程耳给王一博讲戏
但在刘一舟和蔡涛的观察中，程耳骨子里有一种与权威不相容的平等精神。刘一舟和程耳的相识很有戏剧性，《边境风云》期间，刘一舟面试程耳的助理，见面时聊到一位很有名的演员，程耳问刘一舟对他的看法。「我当时很年轻，还小，我就跟他说，那谁谁谁就是一个傻子。」结果程耳一听，哈哈哈笑了，「他说你说得对，那就是一个傻子」。合作了十几年，刘一舟觉得程耳身上始终保有某种率真，「他内心很平实，有的导演拍着拍着，会变形，但程耳在这方面一直非常统一。」在程耳老友X君印象中，「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的性格非常单纯。他相信这个世界美好。」这种认知经常造成一种结果，当程耳以电影导演的身份出现时，他经常会被各种麻烦覆盖。一个总被拿来开涮的情节是，程耳要跟某位领导吃饭，在他的认知中，不熟的人出现在同一个饭桌上，本就是不该发生的事，他能够做到全程完全不讲话，「哇塞，你尴尬到，领导都后悔了，就到那种程度。」平等的执念贯穿着程耳的生活，「他不会说这个人可能会帮到他，给他什么机会，就变出一个态度。」电影剧组是一个汇集各种阶层的临时丛林，其中三教九流，千差万别，有时候蔡涛也会恍惚，「离明星几米远之外的一个场务，或者一个助理，可能拍几百部挣的钱，都没有明星拍一部戏多。」这些人同时出现在同一时空，同时工作，通常的结果就是基于名气、地位，微妙地生出阶级差异，又因为这种差异，人与人之间的态度也会有所区别。但程耳不同，蔡涛的印象里，程耳在现场习惯守着监视器，需要工作人员操作机器时，他通常会用询问的语气：「兄弟，你可不可以帮我回放一下这条？」这种情况起初让蔡涛意外，后来反应过来，「他骨子里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他并不是说你是明星，你是场务，他会有条件反射的那种不同的态度，他是真的没有，他是对人的尊重。」另一个给蔡涛这种冲击的是梁朝伟。对蔡涛来说，「这辈子能拍梁朝伟」，原本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但真的发生了，到一起工作，蔡涛发现梁朝伟同样有一种骨子里的平等精神。「他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年龄差别很大嘛，我在现场拍的时候，他会喊我蔡哥。他会很客气地问，蔡哥我这样可以吗？这个位置行不行？」拍摄的时候，蔡涛会觉得，虽然已经走到了一个无人抵达的位置，但每一次拍摄，梁朝伟都会把自己放到一个好像刚入行的小演员的位置，「那种眼神传递出来的东西，不是假客气，那种尊重真的会让你五体投地。我赶紧回，梁爷梁爷，您这位置可以。」梁朝伟技术上的精确一度让蔡涛惊叹，每一场开拍之前，他都在一旁不停地找动作和尝试，说一段台词的时候，他需要在哪里吸一口烟、哪里吃一口菜、哪里喝一口酒，他会反反复复尝试很多遍。但只要程耳那边示意正式开拍，拍完一条以后，假如需要蔡涛切换机位，「他所有的动作全部一模一样，别人说哪句话的时候他吸一口烟，他在哪句话的时候把烟熄灭，你换所有的机位。中景、全景、近景，带关系，不带关系，他所有的东西一模一样。」拍摄完成后，有朋友问蔡涛拍摄《无名》的感受，他卖了个关子：「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进入行业二十多年，蔡涛觉得《无名》是自己最接近「电影」的一次拍摄，「特别接近我理想中的想象世界的电影本来的那种创作方式」。程耳也觉得，梁朝伟身上的平和为所有人树立了一个典范，「他的方方面面，生活中的他、银幕前的他，都是大家的某种偶像，某种表率。」以此作为参照，程耳否定了影视行业长期存在的糟糕惯性，人是第一位的，导演当然不是一种权力，导演是麻烦了很多人、借助了很多人的劳动而成全自身的一个工作，他理解不了对工作人员发脾气、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痛苦艺术家的做法，「我把他总结为他只有所谓的艺术家的脾气，但是他没有艺术家的才华。你做不出来你停下来就好了，为什么要去折磨他人？」十几年相处下来，刘一舟觉得程耳不同于绝大多数导演的一点是，他很少出现特别迫切的情绪，剧组的秩序和安静，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不迫切，「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迫切）是因为更多的把电影当作他们自己的某种机会。但程耳其实可能就恰恰相反，电影不是目的，不是手段，电影最后的某些副产品才是他的目的。」
《无名》片场的梁朝伟
蔡涛拍摄的最后一组镜头是梁朝伟，做完自己该做的事，「他最后买了蛋糕，一个人坐在那个台阶上，看着夕阳西下，吃着拿破仑。」蔡涛当时猜测程耳的表达，「最后结束在一个人的个体上，他经历那么多事情，大时代小人物的命运的付出，没有人知道他是考虑值不值还是想怎么样的，然后就那样结束。」拍摄完成之后，程耳很快剪出了第一稿，粗剪版本有5个多小时。片子拿到博纳，于冬看完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欣喜，当即开了一瓶香槟，「他说太顶了，这是博纳有史以来质感最好的电影，真的太好了。」《罗曼》制作后期，程耳和资方有过很大分歧。那个过程让他身心俱疲。在这一点上，于冬的不干涉政策让程耳很感激。但接下来的审查阶段，《无名》经历了不少波折。2022年秋天接受《GQ》采访，一位名为Alex的影迷问程耳，你能为电影做的最大的妥协是什么？采访中《人物》再次问到关于妥协的话题，梁朝伟的结局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王一博更清晰地亮明身份，对于熟悉程耳的观众来说，这显然是一种陌生甚至粗暴的处理。程耳向《人物》解答：「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吧，一方面它显然是一种妥协或者是一种平衡，因为你一部电影它涉及方方面面，你需要去平衡或者去妥协一些东西。因为首先还是要让大家看看这个电影嘛，其次，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程耳再次提醒，千万不要把这个过程渲染得多么艰难，《无名》能够面世，其中有许多人的努力，台前幕后、博纳，包括主管部门，「大家都在尽力」，电影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复杂系统，牵扯着现实世界里的千头万绪，它的形态天然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导演信马由缰和一意孤行，程耳接受这一切，「它肯定是一个平衡之后的产物，剩下的，我觉得不宜深究，我深究了你们也写不出来嘛。」二十多年前，也是在上海，孙立跟程耳拍摄《犯罪分子》，他对当时的记忆是没完没了的争吵，大家都年轻气盛，在创作上各有各的想法。但剧组统共只有十万块钱，每一寸胶片都很珍贵，吵架的同时要保证效率。孙立记忆中，二十出头的程耳，「他很执着，他很坚定地想要的东西，哪怕争执了好几个小时了，他也不会说让步还是什么。」但走出校门之后，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更加坚硬的世界。就某种层面而言，孙立觉得程耳这二十多年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变，他在学习阶段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手艺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变的是不断的加码，「他可以拿到高一些的资金，用更好的演员，包括主创、造型师、灯光师这些人，都是一流的好手，拿来去包裹他本身已掌握的这些核心思想和技术。」但这种加码也意味着，他要去面对和承担许多相应的压力与折磨。孙立听程耳聊过一些《罗曼》往事，不是控诉，更多是一种无奈和疲惫，「在他的理解当中，电影应该是严肃的创作，很单纯，但很多时候这一点无法保证。」程耳告诉《人物》，《罗曼》之后这些年，他时常会反思自身，个中细节，程耳不愿多提。他只是讲到自己内心发生的变化：「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我需要去甄别。」这算是被动习得的一种智慧，「你需要去甄别有哪些是你通过努力可以去改变的，而有哪些是你即使通过努力也无法改变的。你做好这种甄别之后，你的心态会更加释然，会得到某种真正的宁静。」X君描述《罗曼》那个阶段的程耳，「很绝望，他不想再拍了」。一种接近迷惑和委屈的情绪纠缠了程耳很长一段时间，但性格里对体面的顽固的坚持又让他维持着某种姿态，「假装坚强，假装厉害，假装我根本不累。」后来程耳写了一篇名为《对得起这碗白米饭》的文章，讲述了《罗曼》制作期间他在八达岭高速一次爆胎的经历。爆胎发生在「两个涵洞之间狭窄弯曲且伴有坡度的路面上」，程耳慌乱中并线，车几乎停在了悬崖边上。那是一个风口，天很快黑了，寒冷，噪音，迅速铺开的夜色，过路的车打开远光灯照得他一身惨白，程耳厌恶那个瞬间，因为「狼狈不需要旁观者」。理解程耳这种处事方式，或许能够窥见他对待电影的态度，理解他的妥协和与之相关的沉默。从朋友的角度，X君很难分辨，他的这种性格，究竟是更适合电影还是更不适合，他觉得程耳身上很宝贵的一个品质是，他从不卖弄自己的痛苦，从不表演悲壮，「如果他想玩这个的话，那他太容易了，『你们知足吧，我拍成这样已经不错了』，他不会有这想法，他压根这个不存在，他只是觉得我是在这个题目底下完成这道题，那我怎么去把它做好，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一个想法。」
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 图源网络
无论如何，大年初一，经历种种磋磨的《无名》如期上映。预售期间，《无名》获得6109万票房，位列春节档第一。但正式上映以后，争议随之而来，喜欢的人如痴如醉，不喜欢的人大呼上当，甚至愤怒，一如当年的《罗曼》。因为争议过大，豆瓣一度关闭了短评。迄今为止，将近60万人为《无名》打出6.7的分数，在短评一栏，淡黄色的浮窗提醒着观众内部的分裂——「当前观众意见分歧较大，随机展示部分短评，请谨慎参考。」在北大，黄磊读了一条网友评论：「有人觉得这个电影炫技、故弄玄虚，觉得你刻意筛掉了一些观众，这个电影有一种硬伤，叫做傲慢。」程耳举起话筒，局促地答道：「我确实很惭愧，大家说的这些我都接受，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我生活中会很放松，但是对于创作我会陷入很严肃很纠结的状态，黄老师刚才读的大家的反应我都接受我全盘接受，我确实对全体观众的考虑还有欠缺。」台上贾樟柯和黄磊望着程耳，等待着他接下来的发言，「但是我能不能努力，能不能继续改善，也不太好说。」两位老朋友脸上略过微微的笑意，混合着现场零星会意的笑声，吸收了程耳短暂闪现的坚决。孙立觉得，一个人的内核是怎样就是怎样，程耳变不出另外一个程耳。有时候在现场，孙立会稍稍提醒：「我说现在这一部能不能再商业一点，不要搞很惨的这个票房，对你未来的发展不利嘛。」每当这个时候，程耳会转身跟担任制片人的太太笑眯眯撒个娇，「他说你看孙立怕我后边票房又不行，将来再拍又没钱。」拍摄间隙，这群相识许久的朋友也会揶揄，要不程耳你去拍个喜剧吧，类似的玩笑通常会以哄堂大笑作结，「你看他平时，又尼采，又博尔赫斯，拉个片看的都是什么《老无所依》《边境杀手》《无爱可诉》，一个比一个丧，悲观，听名字都让人快哭的那种东西。」孙立不认为外界的声音能够改变程耳什么，有段时间，孙立觉得《无名》上映无望，但看过伤筋动骨之后的版本，他还是看到了程耳那些固有的东西，「你看它的画面，阿莱65的表现力非常稳定，淋漓尽致，又很厚，又暧昧，又挺硌色，整体又很内敛，那还是他的东西。」关于程耳的内核，孙立觉得是他对电影语言的坚持，他一直在用电影的方式讲故事，「现在太多电影都不是在用电影语言，在用什么相声语言、小品语言，短视频语言、话剧语言也都有，就是不用电影语言。」或者也说不上坚持，而是一种本能，「你不可能把一个有既定审美风格的人掰到完全相反的（方向），那不可能。」在北大，程耳提到北京电影学院对自己的教育。「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毕业生，我希望我拍出有价值的电影，就像我看过的那些电影一样，能够在心灵、认知、思想上给观众一点点价值。」《人物》的采访中，程耳同样提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他很笃定地说，电影学院的时光，「是我人生中非常，算是真正非常开心的几年」。程耳是湖北人，80年代，文学比电影早一步捕获了少年时代的他，那时候他读余华、格非和马原，梦想是当一位小说家。进入电影学院之后，学校的教育，拉片室里消磨的时光，位于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定期放映的经典，浩瀚的影像世界为程耳打开了大门。被电影真正击中的瞬间，是学生时代的某天下午，他在电影学院的拉片室看到了布努埃尔的电影，一个开始的时刻。接下来的那段时间，他沉迷于《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自由的幻影》等影片，当时有本名叫《世界电影》的小开本双月刊杂志，会定期刊登译制片的剧本，程耳跑到图书馆，找到所有能够找到的布努埃尔的剧本，每一个都反复读上好多遍。他还说到自己的老师，「导演系的老师，都是非常放松，非常随意的人。」那个年代的电影学院，有很多没有翻译的外国电影，为了能让学生们跟世界电影同步，电影系的老师们会自己做同期声翻译，一个顽固的习惯保留至今，一直到现在，程耳依然非常享受同期声翻译的电影。进入电影学院之前，程耳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课堂是可以不用一板一眼，可以大家围坐一圈，畅所欲言，聊电影，聊艺术。老师们从来不会说，你必须要拍怎样的电影，而是对着一寸一寸胶片告诉他们，好电影是什么样子。1995年，适逢导演系教学改革，主任教员谢晓晶带着青年教师张建栋、王瑞开始新的教学实验，那一届只招了八个学生，程耳是幸运儿之一。当时张建栋和王瑞三十岁出头，谢晓晶也比他们大不了多少，这个班级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历史上第一次由青年教员承担四年全部教学任务的本科班，在第五代横空出世、第六代初露锋芒之后，摆在谢晓晶几位面前的任务是，时代激流散去，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培养新的导演。谢晓晶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一员，他的毕业作品是同田壮壮、张建亚合拍的《红象》，迎接程耳们进入校门的1995年，谢晓晶终于完成自身痛苦的蜕变，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自我表达和教书育人两者之间撕扯，看着同学们闪耀世界影坛，用各自的方式创造历史，心里的虫子时不时就会钻出来啃噬几下，「因为你学了导演，你又不傻，你又不是没能力。你完全可以去拍，但是因为你又留校了，你没办法。」那些年，学院领导、第四代导演郑洞天时不时就给谢晓晶做工作。「他老跟我说，他说老晶，你有没有那种体会，这一年多你是没拍，但是一旦你看到了一个学生的作业，你教的学生的作业，作业拍得特别好，就是那种教育者的喜悦感，他说你得体会这个。」谢晓晶笑着回忆自己命运分岔的时刻，「我当时真体会不了。」《无名》上映之后，谢晓晶选在某天深夜，在望京一家影院看了电影。依然是熟悉的程耳。他习惯坐在靠后的位置，便于观察观众的反应。电影散场之后，观众们三三两两讨论，谢晓晶注意听了几耳朵，「该连上的地方，都连上了」。从教进入第41个年头，谢晓晶体会了许多许多次郑洞天当年给他描述过的喜悦，望京那个夜晚是喜悦的。艺术形象的建立、情境的塑造、镜头语言的使用、宏观表达和微观表达，这些洒落在1995年的种子，直到今天仍在生出新的枝叶，程耳依然在用电影学院强调的表达方式和美学传统拍摄电影，谢晓晶感到欣慰，「我觉得程耳他很尊重，甚至可以说很敬畏他所受到的教育。而且他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创作里面，能够真正地保持住这些东西，这是很可贵的。」关于这一点，程耳在《罗曼》后的那篇文章中有过自己的解答——多年以前，有一次参加电影学院的活动，很多人上台讲话，我到现在仍记得丁荫楠导演的话，大意是说，感谢学院教会我这手艺，让我能混口饭吃，我现在一把年纪，不怕大家笑话，我还在拍，还在用这手艺混饭吃。我坐在台下，想起志村乔在《七武士》里的对白：「我会对得起这碗白米饭。」欲望无休无止，但我们要注意吃相，对于这份工作，我们应有起码的品位与现时代的审美，趋于准确的表达，不要让观众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因我们的草率无知甚至胡闹而感到羞愧。《无名》筹备期间，张建栋见过一个跟博纳高层熟悉的朋友，得知张建栋是程耳的老师，对方告诉他，剧本交过来，实在是看不懂。张建栋大笑，「我说看懂了就不是程耳了」。还有另一件事儿，《边境风云》期间，张建栋和出品方熟识，片子拍出来，公司看完非常头大，说不动程耳，就鼓动电影的监制宁浩去做工作，宁浩后来看完片子，「他说这个电影拍的就是这样，说你把它变成一个通俗的商业片是不可能的。宁浩跟老板说，我是导演，我站在导演这边，我支持他。」更早一些时候，程耳毕业以后去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没电影可拍，只能做电视剧打发时间，在程耳的对外表述中，这是一段被刻意抹除的时光。狼狈不需要旁观者。那期间张建栋见过程耳两次，「每次都灰头土脸，你知道他挺难的，但你也帮不了什么。」作为老师，张建栋看过听过太多学生被外界折磨的故事，故事的主题永远不变，作为导演，你想玩想法，构建自己的个人风格，但市场、观众，随便哪一头儿都有吞噬一切的能量，「凭什么让你玩啊？」
电影《边境风云》剧照 图源网络
程耳入学时，张建栋和王瑞还能外出拍戏，这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传统之一，青年教师能够借此熟悉市场，从而打通学院和市场之间的高墙。但谢晓晶慢慢发现，「他们出去每次创作回来也是心力交瘁，你会发现这些老师讲到自己的创作他并不高兴。」张建栋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试图建立电视剧中的文学性，能把活儿干得更高级一点，但每一次都狼狈不堪，总会有声音告诉他：「电视剧就是一个迎合之作。你给普通观众看的，你建立什么文学性，你建立什么精美的视听啊，你的画面太漂亮了有必要吗？」后来玩闹似地拍了一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莫名其妙成了代表作，结果就是观众高兴，投资方高兴，电视台高兴，他自己不高兴。到今天，张建栋最近一届的毕业生刚刚弄完自己的长片，「三年，把他折磨得像狗一样，自尊心遭受巨大的打击。」一代又一代，一届又一届，每一个导演都是在这样的踉跄和折磨中出来或是湮灭，从来没有新鲜的故事。民营资金刚刚进入电影界的那些年，听说拍电影挣钱，暴发户和煤老板扎堆儿进北京给导演投钱，听起来是不错的事情，但到了具体的情境当中，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都会发生。王瑞经历过一个山东老板，这边电影要开拍了，马上要签合同的时候，「那哥们太悲壮了，到签合同那天，必须得签完把钱打进来，一个大老爷们哭了。」后来对方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告诉他，自己做了一个加油站赔了，「还剩下这么点钱，五六十万，他说赌一把，听别人说拍电影能赚钱，身家性命，就剩这点钱了。」拍电影本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外界与之相关的一切。在这一点上，作为老师，也作为同行，王瑞反而觉得《罗曼》之后的程耳比刚入行的时候还要艰难，「因为他获取了相当的资源，这时候人极容易把自己给出卖掉，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可以穷横的，我就要拍这个，你不投钱我就不拍。」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也冲击着现实当中的电影教育，王瑞记得《小时代》上映那年，学院组织开会讨论，「就有人说我们不会拍电影了，说《小时代》这么火，我们就拍不了。」这些年到社会上，一些投资人直接会讲，电影学院的学生不行，拍的片子不挣钱。有时候老师们也疑惑，面对一个剧烈变动的市场，面对越来越没有耐心的观众，他们应该教给今天的孩子们什么？这个问题，谢晓晶也纠结了很多年，「简而言之，就是说你这个艺术教育主要是教一些不变的东西，还是要教那些总在变的东西，到底是教什么？」后来有一年，谢晓晶到意大利罗马电影学院交流，作为全球成立最早、影响力最大的电影学院，数十年来，罗马电影学院一直保持着一套固定的教学模式，从纪录片开始，到纪录片结束，中间是故事片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明白创作、电影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当时的院长是一位优雅的老太太，谢晓晶向她请教，「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您这个学生能认吗？老太太很坚决地回答，她说我不管，那你要不认你上别的学校去，你到我这来就这个，我就坚持这个。」从这种意义上说，谢晓晶觉得，电影何为，电影教育何为，答案一直都在那里，「艺术中间就是有不变的东西，不变的规律，或者说不变的精神。我们就是要有老太太那个气魄，抓住那个不变的东西。」谢晓晶马上七十岁了，早就大过当年郑洞天给他做思想工作的年纪，后来他拉老同学田壮壮当导演系的主任，田壮壮退休后，他又给王瑞打电话，当时王瑞拍自己的电影拍得正起劲，又一个痛苦蜕变的故事，「王瑞接到电话之后说，我知道我完了」。三四十岁的时候，谢晓晶真的羡慕自己的同学们，但到了这把岁数，他不再有这种情绪。他们这一代，在时代的废墟上踉跄成长，「三代四代的老导演们教会我们什么是电影」，第五代、第六代再继续教给后面的人。用一个更开阔的目光看去，程耳在此时此刻创造出的喜悦，也就有了更广阔的意涵，人事一茬一茬生长，他是这个时空的薪火。
《无名》拍摄现场
围绕《无名》，最大的话题始终是程耳对王一博的使用，谢晓晶认为程耳在《无名》中做得最为出色的一点，就是把不同演员的表演控制在一个风格之中，客观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更大游戏规则的一部分，「但是他用他的专业，用他的导演能力，来去塑造演员，让他成长，让他在一众顶级演员中不露怯，甚至迸发光彩。」故事又回到起点，在统摄现实的游戏规则无法更改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别的搞法？能不能有些新的意思？在拍摄现场，刘一舟看到过程耳一次罕见地发脾气。当时有一个旁逸斜出的角色，但是拍了很多遍，效果始终达不到程耳的要求。在监视器的帐篷边上，程耳跟担任制片人的太太争执，程耳说那个演员实在是不行，太太告诉他：「就说你多给他一点时间，多给他一点耐心，就是你多怎么怎么样，演员你可以把他调过来的。」但程耳变得很坚决，不是时间和耐心的问题，关键是对方不是那种让自己愿意付出的人，「一博是我愿意付出的那种人，一博虽然他有很多问题，还没有那么那么成熟，但是我愿意为他付出。」当时王一博在刘一舟旁边，默默听完了这段对话。刘一舟在拍摄《无名》之前对流量明星并没有概念，「但是一博这次的表现是完全颠覆了我对流量明星的某种偏见，完全颠覆。他的那种敬业，他的那种努力，他的那种谦逊，那种拼命，让我非常地（敬佩），每个人都很喜欢，我们组里没有人不喜欢他。」拍摄王一博杀掉日本人后抽烟的那场戏时，刘一舟很早就到了现场，就是一组抽烟的镜头，拍了大半个白天。最后王一博蹲到刘一舟旁边吐了。刘一舟问他是不是抽烟抽太多，「因为反反复复很多条，他一直在抽烟，然后午饭也没吃，一个人在那儿脸色煞白。」刘一舟赶紧招呼助理拖他回去休息，但是王一博告诉他，「他说不不不，不上房车不上房车，我还可以，他说让我在现场，让我在现场，我再等等。」这种因为稀缺的信任而生出的情谊，有时候超越了电影本身。路演最后一天，王一博在现场表露心迹，他说自己在没有很多作品的时候程耳选择自己拍摄《无名》，能跟那么好的剧组、那么顶级的对手演员学习拍戏，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这段发言以一个略显伤感的结尾结束，王一博说电影杀青的时候有不舍的感觉，没想到在路演的时候还会有不舍的感觉，「路演可能真的是我为《无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以此作为《无名》这部电影的故事结尾，大约也还不错，故事总要告一段落。
程耳和王一博出席《无名》武汉路演 图源视觉中国
程耳迷恋一个短句，「造物钟爱对称」，《人物》采访中有一些与电影无关的话题，比如外界对这个句子的误解，起因是当年《罗曼》之后那篇《对得起这碗白米饭》的结尾——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幸运一些，时常探讨心灵，述说灵魂，却浑然忘记或是假装看不见身边那些只求生存的绝望的肉身，那些千疮百孔的皮囊。没有什么心灵，没有什么灵魂，常常失去心脏。这些绝望的肉身与千疮百孔的皮囊，他们该怎么办？我们微观的努力在哪里？愿上帝最先保佑他们。愿造物始终钟爱对称。愿诸神的魔力永不消亡。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短句指涉的是程耳电影中那些对称的画面，他为这种误解感到遗憾，「视觉上的对称其实是件太小的事情，是不值当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去表述的」。程耳更想表达的是，电影不重要，在与电影对称着或是说共生着的现实世界，还有那么多人在受苦，电影真的不重要。X君觉得，这大概是作为表达者的程耳，与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程耳之间最深刻的矛盾。人们觉得他是一个有艺术追求的导演，因之喜欢或者不喜欢他，但很多时候程耳真的觉得，电影没那么重要。也有朋友真的问过他，拍电影这么些年，为什么从未抱怨过，程耳向《人物》复述了当时的回答：「我说你都拍上电影了，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辛苦，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很累很疲惫，很不容易。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儿。」他抽着烟，语气中有淡淡的愤怒，「没有人不辛苦，没有人不累。」X君描述2022年的程耳，除了电影自身经历的折磨，一种对更大世界的担忧始终困扰着他，「很焦虑，往大了说，谁有心思拍电影，谁有心思看电影，饭都没的吃了，也很痛苦。没有开心的时候，很焦虑地等待结束的那一刻。」X君觉得，即使「知识分子」几个字在今天的年代受尽嘲笑，程耳看待世界的方式始终是知识分子式的。他痛恨不公，同情他人的苦难，也会在一些时候，内疚或厌恶自身的软弱。这一点在程耳那里多少得到了证实，他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人生悲凉的本质，「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他痛恨鸡汤，「因为鸡汤有时候是一种诓骗，你告诉小朋友说，人生真好，是一家糖果店。当ta真正地踏入社会之后，ta发现处处是荆棘，ta会很失落的，你还不如提早跟ta说，人生其实是充满荆棘的。」人生就是在荆棘丛中，去挣扎，去创造，去寻觅短暂的欢愉。电影之外的程耳过着平静而简单的生活，有无限支持他的太太，有可爱的女儿，他们收养了一只名为大麦的流浪狗，公司里养着十几只流浪猫。不拍电影的日子都是好日子，送女儿去滑雪，程耳和太太都不会滑，一人拿本书找地方等女儿，一天就那么过去了。采访程耳是件苦差事，对于一个稳定到看不出一丝缝隙的人而言，寻觅他的一点点波动十分困难。唯一的一丝缝隙与电影无关，聊到音乐的时候，我们偶然聊到了陈奕迅，古典乐爱好者、小说创作者、电影导演程耳是陈奕迅的歌迷，采访在这里短暂分叉，《无名》的命运，电影的命运，在种种游戏规则重重限制下严肃创作的命运，在那小小的分叉里短暂消失，程耳轻快地说起陈奕迅音乐里那些一流的编排，一流的创作，说起陈奕迅身上不是作为娱乐明星而是作为音乐家的那部分。当电影导演太累了，程耳说过很多次，自己并不是那么喜欢导演的工作。他喜欢这短暂的逃离，仿佛要避开什么似地，他自顾自地谈到陈奕迅的音乐在流行表象之下，那些富于巧思的结构和韵律，那些包容和接纳了人性幽暗的歌词，而后大约是意识到自己跑题了，程耳煞有介事地说了一句结束语：「陈奕迅是一位严肃的歌者。」这是两个多小时一本正经的谈话之中，他唯一一次，愉快地笑了。
程耳在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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