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导演程耳:明星的符号意义,对电影叙事没有帮助
▲ 程耳在拍摄现场。 (受访者供图 / 图)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艺术上并没有达标的艺术片,也不乏商业上不成功的商业片,所以我更愿意把电影分成好看不好看,或者严肃不严肃的电影。
有媒体朋友告诉程耳,带12岁的孩子去看这部电影,孩子问:“这是不是《罗曼蒂克消亡史》?”“这其实是两部差异很大的电影,但孩子看出来的是风格,我特别幸运能够找到自己的风格。”程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程耳的电影总是不缺乏明星的加盟,这部也不例外,梁朝伟和王一博的对手戏尤其让粉丝关注。但严格来说,《无名》没有绝对意义的主角,程耳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众生”的电影。电影开篇,几组人物就悉数登场,特殊年代的危机四伏刚露出一点影子,观众却发现,导演并不打算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
从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短片作品《犯罪分子》开始,程耳面世的电影全都采用了非线性叙事,《无名》自然也不例外,他喜欢从故事的中段讲起,认为这样可以激发观众对故事因果的思考。
2016年底,投资上亿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曾为程耳带来一波关注和讨论,让很多观众记住了这位风格独特的导演,但也引发电影“过于文艺和晦涩”的争议。时隔六年,《无名》干脆在宣传片中直接打上硕大的“超级商业片”字样。
程耳曾在采访里表示,这其实有些戏谑的成分,原因是他们在后期剪辑的时候,有人提出这部电影感觉还是“太文艺”,于是程耳提出,那干脆直接打出一行字幕。事实上,程耳曾多次在各种采访里提到,自己并不认同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的模糊定义,在他看来,电影只有好坏的区别。
如果把时间线捋顺,《无名》的故事的确不算复杂,但它还是成为2023年春节档评价分歧最大的电影,喜欢的观众将其奉为“神作”,不喜欢的则谩骂批评,以至于豆瓣网在评论区挂出一条提示:“当前观众意见分歧较大,随机展示部分短评,请谨慎参考。”对此,程耳态度坦然,他说:“评论是自由的,我支持评论自由,怎么说都是可以的。”
综合目前的报道来看,《无名》可能是程耳职业生涯中投资最大的一部作品。曾有一家媒体采访时提问:“可以为电影做出的最大妥协是什么?”程耳的回答是:“《无名》。”但是当南方周末记者请他具体谈谈为这部电影做了哪些妥协的时候,他沉默一会儿后说:“这问题很难展开谈。”
或许,正如程耳所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导演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做选择”。回过头看,他依然觉得在各种平衡之后,《无名》是自己迄今为止完成度最高,也最满意的作品。
程耳认为,《无名》是一部关于“众生”的电影。(资料图 / 图)
“拍摄这个篇幅的电影,
不可能仅仅处理历史观”
南方周末:截止到目前,你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拍摄了四部长片,其中两部都和民国时期的上海有关系;你曾在采访里说,《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其实都不是谍战片,而是“民国往事”。能否谈谈你的这种情结是如何产生的?
程耳:《罗曼蒂克消亡史》也好,《无名》也好,这些电影的框架肯定还是与我的阅读经验有关,因为我对近代史一直比较有兴趣,也常常会阅读相关的书籍。久而久之,一些人物、事件、场景甚至物件会在心里沉淀下来,最终这些没法忘怀或者挥之不去的部分就成为这两个剧本的由来。
在阅读的过程中,其实也会发现没有一本书是面面俱到的,即使同一个事件也有很多著作,它们有着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之后我也会有自己的思考,会试图用自己的逻辑介入,试图梳理它,得出一个个人认为更靠近历史进程的逻辑关系,这是一个有感而发的过程。至于上海的都市风光、各色人等的粉墨登场,都是附着在历史之中的,是创作的细节。
我觉得《无名》的历史感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它更多还是建立了一个大历史的框架,具体的人物塑造和剧情的编织还是一个创作和虚构的过程。
南方周末:《无名》涉及的历史时间跨度比较大,能不能谈谈你对这段民国史的总体观察,以及上海这座城市在这段历史里所扮演的角色?
程耳: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说它是一个转折的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代,各种各样的思潮都在这个时代涌现,不同的力量和人物悉数登场,试图建立某种文明。它有特别光鲜的一面,也有特别残酷的地方。我觉得以上海来表现这个时代,可能会格外地丰富,也拥有巨大的反差。
南方周末: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部电影其实也是你的历史观的反映?
程耳:我只能说电影中肯定带有我的历史观,这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拍摄这样一个篇幅的电影,不可能仅仅处理历史观,也有其他的东西在其中,包括人性和情感。
南方周末:你曾说自己的创作都有相似的主题,就是“可以为之奋斗和不得不做出选择之间的某种暧昧的联系或者注脚”,能不能展开讲讲你对这个主题的理解?
程耳:我觉得创作还是靠近人本身,不论戏是所谓的年代戏还是现代戏,其实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甚至这些选择不见得是那么非此即彼的,就好像人物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人性的暧昧性一定会延伸到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其实生活里也是如此,我们常常都会面临选择。
《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 (资料图 / 图)
明星的符号意义,
对电影叙事没有帮助
南方周末:回想你自己的创作道路,有没有一些选择对你来说意味着某种转折?
程耳:这个问题从宏观角度来说很难说,其实大的方向来说,比如我选择拍摄什么样的电影,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些都不是我去思考或者选择的结果,是出于一种本能。
从微观角度来说,整个拍摄的过程中,我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做选择,拍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取舍和选择的过程。我每天都在甄别,都在选择,用第一条、第二条还是第八条。
而这些所有微观的选择又都决定着创作的大方向,比如整体美学的思考、整体的趋势和习惯,记忆历史观,都涉及选择,我觉得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南方周末:你的电影非常注重结构,特别喜欢采用非线性的叙事,为何会对这种结构情有独钟?
程耳:我没有按顺序拍过故事,我从毕业作业开始就是非线性的叙事,其实我并不排斥线性叙事,只是每次我写剧本,写第一行的时候,就是故事的中间。其实很难具体分析为何喜欢这种结构,首先是一种本能,但如果一定要去分析,那对我来说这种叙事有一种美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其实都是线性的,我们只能在线性时间里从头到尾地生活。但记忆却都是非线性的,不论回忆还是梦境,其实都是跳来跳去的。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无法逃脱的线性生活时间来说,是一种逃脱,也是一种自由。
另外,非线性的好处是观众不仅仅在观看一个故事,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有机会去思索这个故事。当时间打乱后,其实是把当初的选择和后来的结果直接对比给观众,它会带来一种思索,而且会凸显一种宿命感。
当原因和结果更加靠近之后,等于它们变成了一种并列关系,不论是宏观的历史,还是个体的生命,其中的宿命感会更加明确,因为非线性叙事是一种提炼甚至是结构过的素材,而不是素材本身。
南方周末:《无名》选择的演员也很让人关注,电影上映前后关于梁朝伟和王一博的讨论都很多,你的电影通常都会使用大量的明星,而明星比起一般演员来说,对观众起到的召唤作用是不同的,你是否考虑过明星的符号意义?
程耳:没有,而且我觉得明星所谓的符号意义,对电影的叙事是没有帮助的。我选择演员的基础首先还是从形象出发,第一要素是合适,没有试过说这个人不合适,我生硬地拍某一个明星。其实在拍《无名》之前,我拍的演员年龄感都是偏大的,所以我一般拍的都是40岁左右的演员,所以也很难找到这个年龄段的新人。
其实我知道的演员很少,所以我的选择还是从剧本出发。何况无论是什么样的明星,在我们剧组就是一个演员,他所呈现的是在电影语境下的表演。
这次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演员,每一个人却都是差异化的,生活经历和认知方面都有差异,但我的工作恰恰是需要让这些不同的演员的表演统一在《无名》的语境里,我们没有一个演员是跳脱的,所有的演员都非常好。
程耳的电影总是不缺乏明星的加盟,他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明星,在剧组里就是一个演员,所呈现的是在电影语境下的表演。 (受访者供图 / 图)
“我们不可能要求观众
知道他们想看什么样的电影”
南方周末:你从业的二十多年里,尽管不算高产,但每一部电影的投资都在不断升级,投资和市场的变化对你的创作是否有影响?
程耳:当然会有影响,我拍《边境风云》的时候,整个投资大概只有900万。只能尽可能地去完成最基础的叙事,很难再去追求场景或者人物造型什么的,随着投资的增加,在其它方面要做的努力就更多。
南方周末:那会不会因此感到不自由,会有更大的压力?
程耳:这部分没有影响到我的创作,因为经济方面的评估在拍摄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真正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并不因为投资变大而感到更大的压力,反而当初在拍成本低一些的电影的时候,我的压力是同样的,因为不论投资大小,我都需要为最终的结果负责,这是带给我压力的东西。
南方周末:这部电影打出来的宣传语说这是一部“超级商业片”,观众可以以买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选择一部电影,那你会有意识地去迎合他们吗?你如何看待所谓个人表达和商业诉求之间的张力?
程耳:我们说这是“超级商业片”,有玩笑和戏谑的成分在,但不论是我还是出品方,其实都在找这个平衡,最后还是做到了。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或者你所说的个人表达的电影和商业诉求的电影,这些词汇都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艺术上并没有达标的艺术片,也不乏商业上不成功的商业片,所以我更愿意把电影分成好看不好看,或者严肃不严肃的电影。我心目中的好电影,就是能够深入浅出的电影。我其实一直在追求一种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朴素的情感的方法。
至于迎合的问题,其实我们不可能要求观众知道他们想看什么样的电影,因为观众并不是拍电影的。就好像苹果也不会问用户想用什么样的手机,他们一定是把产品做出来交到用户的手上。所以我不太做所谓的市场调研,也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我能做的只能是以我的标准去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交给观众去选择。
南方周末:你之前在另外一个采访里提到,觉得现在的观众在进步,这个“进步”指的是什么?
程耳:我觉得进步无处不在吧,无论是审美还是认知,但我说这话一定是有前提的,当时讨论的是电影和观众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说电影的审美和观众的审美是相得益彰的关系,他们彼此是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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