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在今天是否业已过时？

 

鲁迅的鄙夷

——刘树纲话剧剧本《鲁迅在广州》读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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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新剧本》杂志2019年第二期

刘树纲先生（1940-2022）

在今天发表剧本《鲁迅在广州》有特殊的意义。

这是对鲁迅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1927年，广州发生了“四·一五”蒋介石反革命的清党，两千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于一夕之间倒在了血泊里；对于“抱着梦幻而来”，以为自己是来到了“革命策源地”的鲁迅，屠刀和鲜血来的真是太突然，太猝不及防——“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我们都熟悉鲁迅的孤傲和强项，然而此刻竟如此直言他感到了恐怖，可见其时屠刀上的血腥味是多么浓厚。

鲁迅是1月18日从厦门抵达广州的，于9月29日和许广平登上“山东”号轮船离开广州赴上海，在广州度过8个月零9天。也就是说，“四·一五”之后有五个多月，鲁迅是生活在“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当中，那么，他是如何面对这恐怖的？话剧《鲁迅在广州》为此给我们在舞台上勾勒出了两个鲁迅：一个是在愤怒中爆发的鲁迅：“我不能丢下学生就走！血的游戏已经开场”，“我就索性自卸甲胄，不保留一片铁甲，赤身挺在那里，应对那些明枪暗箭”；一个在痛苦中反省的鲁迅：“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泪，我说不出话”，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将来总可以比较地有生气。可是我这妄想破灭了”，“你不要这样宽慰我，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这“两个鲁迅”构成了广州时期鲁迅的完整面貌。

不过《鲁迅在广州》的写作，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空间：鲁迅和各类黑暗势力的爪牙的激烈冲突，这些爪牙都是知识界中人。

读鲁迅，很多人都有会这样的感受，性情本来严峻的大先生，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往往是格外严厉的，好感少而恶感多，赞赏少而批判多，其时有名的学者、教授、大师、文化名人、思想权威，很多都是他的投枪匕首之所向，且无不是所当者破，丢盔卸甲。不过，虽然同样是凌厉的“骂人”，诸如“乏走狗”“叭儿狗”“媚态的猫”“嗡嗡叫的蚊子”等等，比之先生对“反革命者”的无情，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差别。什么差别？我以为先生如此用词，是因为内心动机里有一种深刻的鄙夷，一种对知识分子特殊的鄙夷——分析这鄙夷，当然可以进入鲁迅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很多层面，涉及鲁迅的思想、性格和心理，涉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谱系和现状，但是，无论怎样分析，其实都难免把其中的复杂性趋于某种简化，而《鲁迅在广州》凭借舞台空间，凭借生活在舞台上的鲜明人物，不仅触及到了这个重大问题，还把它处理为全剧戏剧冲突的中心线索，使得舞台上的戏活了，人活了，同时也把演出和观众一起带入了沉重的思考。

这表现在有四场戏，都是写鲁迅和朱家骅的冲突；在这四场戏里，和鲁迅的硬骨头形象对比，朱家骅的软骨头天性得到了生动的刻画——正是这天性中的软骨头，让鲁迅不能不在惋惜中生出鄙夷。然而，剧作并没有简单把朱家骅处理成一个天生的“反面人物”，相反，和很多风云人物一样，他有过绚烂的革命经历，有过光荣的战士身份，这见于在抢救学生的戏中，两人有这样的对话：

朱家骅显然没有忘记，他曾经和鲁迅是战友，在五四运动及以后多次反军阀政府的暴行中，一同在北京怒吼过，抗争过，行动过；但是他把这一切，都当做了“已经撕去了那一页”，当做一场模糊的梦。不过在剧本里，这“撕去”被处理得很细致，被演绎在一场一场的具体情景和冲突之中。舞台上的朱家骅，知道不知道自己在“背逆历史”？显然知道，为此他还有些伤感，有些羞赧，甚至有些亏心。或许正是这羞赧和亏心，让他对鲁迅一直保持尊敬，当鲁迅坚辞中山大学一切职务的时候，还再三挽留，然而真正需要行动的时候，这人就成了完全的软骨头，“你把我逼到了墙角”，“我无能为力，插不上手”，“我爱莫能助”。最终，如鲁迅所说，他加入了“成功了的新贵”的行列，“弹冠相庆的时候，却不知道个个脸上有血污”。

舞台上的朱家骅和历史上的朱家骅自然有异，历史上朱家骅的复杂角色和功过自有史家去评判，但是《鲁迅在广州》所创作的鲁迅和朱家骅这两个对立的舞台形象，以及在两个人的戏剧性冲突中展现的内涵，在今天迫切须要思考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我以为有特殊的意义。进入改革时期以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应，中国知识分子数量的增长，也同样惊人，不论其它，仅以每年都有数百万人从高校毕业来说，这些年来该增加了多少知识分子？有统计说已经上亿。这当然是中国社会非常深刻的改变，不过，诸多问题也由此而来，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谁是知识分子？难道中国社会真的已经拥有了千万数量级的知识分子了？倘如此，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今天是不是须要重新定义？知识分子对社会应该有何种责任？面对历史又该有何种担当？其实，疑问远不止这些，而且也未必有谁能一一作答，也可能根本就无人能答，这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问题。虽然如此，剧本《鲁迅在广州》以鲜明的鲁迅态度介入，使这些问题又一次被尖锐化，我以为功莫大焉。

回顾鲁迅的写作，知识分子可说是最经常的一个主题，作为投枪匕首投掷出去的那些杂文自不必说，若是检阅小说，大体也是如此：知识分子题材不仅数量最多，且笔下众多的知识分子文学形象，已然构成了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的人物画廊。自《狂人日记》始，《孔乙己》《酒楼上》《祝福》《伤逝》等等——其中的每一个人物，无不都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痛切思考，如果再比照杂文中的相关论说，可以说先生这种痛切有如基因，已经内在于我们文化的血肉骨髓之中，是我们无法拒绝也不可能拒绝的一笔沉重的精神遗产。时移世易，山河易色，今天的形势当然和鲁迅时代已经完全不同，然而先生对知识分子的很多深刻痛切的批评是否业已过时？我以为没有。试想一下，如若先生今天仍在，他该怎么看今天的知识界？当他听到教授竟然被大众直呼做“叫兽”之时，会有什么感受？难道他不会又生出更强烈的鄙夷吗？不会有更严厉的批评吗？

《鲁迅在广州》剧照，广州话剧艺术中心提供，摄影：黄映洲

1925年5月15日，赴广州的一年多前，鲁迅在《莽原》上发表的题为《导师》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今天读《鲁迅在广州》，再读鲁迅这些文字，不能不觉得先生正在一旁冷眼看着我们，尽管有人睡着，有人昏着，有人躺着，但毕竟，会有很多人是醒着的，是要前进的。

* 话剧《鲁迅在广州》由原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国家一级编剧刘树纲编剧，发表于《新剧本》杂志2019年第二期

刘树纲（笔名柳岗，1940—2022）， 河北省南宫市人。196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5年成为中央实验话剧院专业编剧。历任中央实验话剧院编剧、院长，系中国剧协理事、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创作了话剧剧本《南国行》《灵与肉》《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都市牛仔》《一场关于爱与罪的审判》，电影文学剧本《再塑一个我》《都市枪手》，电视连续剧剧本《让我们荡起双桨》《第二条战线》等，专集《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树纲剧作集》。

《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获全国第三届优秀剧本创作曹禺文学奖；1988年被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评为“全国十名优秀剧作家”之一，获第一届振兴话剧金狮奖；《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获第二届钟山文学奖；1995年获中央戏剧学院首届戏剧文学奖；《灵与肉》获文化部观摩评比演出一等奖、剧本二等奖。其剧作曾被美国、苏联、日本、新加坡等国翻译出版并演出。

李陀，生于1939年，内蒙古莫力达瓦旗人。原名孟克勤，曾用笔名孟辉，杜雨。著名作家、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电影编剧。著有小说《重担》《光明在前》《带五线谱的花环》《香水月季》《不眠的春夜》《雪花静静地飘》《无名指》，评剧剧本《红凤》，电影文学剧本《李四光》《沙鸥》。主编《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中国前卫艺术》《七十年代》等，为《今天》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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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从80年代至今，一直是文学评论界的重量级人物，也是中国当代文艺变迁的深度参与者。本书收入其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不同阶段的评论文章，从中清晰可见一条中国当代文化流变的线索。作为对文化与时代的思考成果的记录，作者的观察与批评具有宽阔的视野和理论的功力，其中有许多如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的犀利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