亩产放卫星的时代，科学家们都在干啥？

　　钱学森的短文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毛变得真正相信稻麦能够亩产万斤[3]。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他对钱学森说：

　　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4]

　　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认可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大力推介后，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这篇短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月，水稻开始收割，《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亩产5000多斤、9000多斤、10597斤的“卫星”。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套红标题报道，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并配发了照片——四个儿童在田中生长得密密麻麻的稻穗上跳跃。8月31日，报道出的亩产突破了钱学森推算出的4万多斤，开始“跃过五万大关”。9月5日，报道“一亩中稻6万斤”。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一试验田水稻亩产130434斤。10月26日，中共江西省乐平县委会声称该县超美人民公社太安大队获得了亩产161853斤晚稻的高产[5]。

　　10月27日，对于前述毛泽东的赞扬，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6]1959年国庆前夕，钱学森在《知识就是力量》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那个计算方法略微进行了一些修正：

　　……怎么农业高额丰产里也会出现力学问题呢？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先计算一下在我国平均纬度的地方，一年之中在每一亩地上到底有多少太阳光能落在上面。这个能量可以用各种单位来表现。我们在这里选用从水和二氧化碳制造出碳水化合物的斤数来计算，这是因为植物的生长正是利用水和二氧化碳来制造淀粉和纤维这样碳水化合物的。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总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7]

　　为了增强报道的可信度，一些科学家被邀请去参加“卫星田”的验收工作。除了在验收单上签字外，1958年8月14日，植物生理学家殷宏章还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研究工作要奋起直追》的文章。文章说：

　　在一个星期里，我们在安徽枞阳县连着参加了两块高产早稻的丈量和收割，亲自看见亩产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上天，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

　　万斤以上的稻田一看就与一般的不同，真是“远看像城墙，近看像稻场”，一片密密麻麻的，金色穗子堆起一尺来厚。一块一亩左右的田，原想几个人半天可以搞完，结果百多人整整搞了五个多小时才完。

　　……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显然是落后了，必须奋起直追。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已经决定把作物高产生理基础列为最重要的研究任务，计划总结高产经验，开展试验田，作一系列有系统的研究，在植物生理学中开展一个新的道路，配合生产，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8]

　　1958年9月，殷宏章还和参与验收的其他三名植物生理学家联名，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高产水稻的光合作用问题》，公布高产水稻的叶面积、株高、千粒重等数据[9]。

　　有一些是耿介直言的。他们公开质疑乃至否定那些相关的媒体报道。

　　1958年6月，对于报上所载的小麦亩产3530斤的记录，北京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北农大”）教授蔡旭（1911~1985）明确表示“我尚有怀疑”。在随后的一次交流会上，作为“学堂小麦王”的蔡旭对会上推介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气得河南固城县一位被称为“农民小麦王”的劳模要跟他种五亩试验田比高低。蔡旭不愿“打擂台”，对此昂然回答：“我只管总结经验，不管种试验田。”蔡旭因此被校党委树为全校三大“思想落后反动”教授之一。在1958年7月北京市委教育会议上，北农大党委副书记兼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吕恒甲指名批判蔡旭“狂妄无人”，还说：“总之资产阶级教授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反过来自己则很骄傲的。”[10]

　　高层领导也关注到了这场农民和教授之间的对决。7月初，康生在参观完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后点名批评了蔡旭：“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康生还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3000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也应该这样评级，亩产5000斤的一级，4000斤的二级，1000斤的五级。[11]

　　尽管受到巨大压力，蔡旭依然不肯胡说八道。8月22日，在北农大的农业“大跃进”誓师会上，教师们轮流登台放“卫星”。有人提出了亩产万斤甚至十万斤的目标，赢得阵阵掌声。而蔡旭提的目标仅为“小麦高产指标800斤”，这当然不能过关。第二次他把数字提高到“900斤”，仍然不能通过。最后他勉为其难地把指标提高到“亩产1000斤”，才在一片嘘声中被轰下了台。[12]

　　北农大还有一位玉米专家李竞雄（1913~1997）。1958年夏天，看到有些地区关于玉米亩产几万斤的宣传，“他直率地说，把玉米棒子在一亩里堆上一尺高，也不会达到一万斤。”然后，当年8月，他随北农大下放分队到山东寿张县的台前公社参加劳动，上级指令他要标帜“玉米亩产万斤”，他坚决不同意。为此，下放队专门组织了两次针对他的“帮助会”。有好心人劝他说，钱学森先生都已经论述亩产几万斤了，你写个万斤目标怕什么？他争辩说，他培育的玉米双交种农大7号，充其量亩产800斤，要达到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因为态度顽固，李竞雄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并被“拔白旗”，而他名下的田则仍被标帜“玉米亩产万斤”。当年冬季，在“寿张农业大跃进展览会”上，他名下的玉米“卫星”田的亩产还被标为35062斤。[13]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罗宗洛所长也曾公开声称，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水稻、小麦单季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几万斤等是不可信的。他还认为，植物生理所不同于农科院，应当主要在实验室从事植物生理现象的研究，而不应当大规模下乡，去总结那些并不可靠的丰产经验[14]。

　　结果，罗宗洛被当做右倾保守的“白旗”，被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批判他的大会、小会持续不断。该所微生物室研究人员朱家璧曾忆及当时的情形：

　　罗先生是很耿直的。说出自己的观点后，他遭到大批判。党总支召开全所大会，组织了很多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上台去批判他，微生物室也有人上去发了言，不能不表态，还贴了很多大字报。罗先生就坐在台下听，他骨头硬，一直没怎么做检讨。[15]

　　8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植物生理所的这场“辩论”，并对罗宗洛提出了不点名的批评：

　　农业的高额丰产已经一再向植物生理学将了军，彻底暴露了植物生理学的落后状态。实质上，正是那种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科学为生产服务的资产阶级思想，窒息了植物生理学的发展……许多研究人员指出：读了几十年书，掌握了“高深”理论的“权威人士”，自己不能解决问题，还要拼命贬低群众的创造……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各个科学研究单位都参加了植物生理研究所的辩论，吸取教训，同时结合本单位的情况，批判了各种各样阻碍跃进的思想，拔白旗，插红旗，迎接思想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上的再跃进。[16]

　　罗宗洛并没有被压服，他还试图据理力争。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书记只好动员罗的好朋友朱洗，向罗转达警告：这是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罗才停止申辩[17]。

　　咬牙沉默也不得安宁。当植物生理所总结农业丰产经验的队伍出发前，党支部书记还要让罗宗洛做肯定性的讲话。罗大发雷霆：“明知我反对，还要我讲话，这好比要杀一个人的头之前还要别人三鞠躬。”[18]

　　尽管罗宗洛并未违心认错，1959年1月14日，《人民日报》仍刊登了一篇题为《我国农业高额丰产在生物科学上的巨大意义》的文章，称中国的高额丰产经验“粉碎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反动的人口论和地力衰退论”、“打破了植物利用光能低效率的保守思想”、“改变了对植物习性的陈旧观点，充分发挥了作物的无限生产潜力”等。参与署名的“植物生理学家”，除殷宏章外，俨然还有一位“罗祖洛”[19]。

　　高额“丰产”的一个主要“经验”是高度密植。对这种措施，水稻专家、当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公开表示：如果作为科学试验，搞一亩两亩是可以的，但未经验证切不可大面积推广。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农民的肚皮是连着地皮啊”[20]。

　　丁颖的主张遭到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驳斥。7月18日，陶铸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根据“当前广东粮食增产的”“铁的数字”和钱学森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科学研究”，不点名地批判了丁颖等“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异途同归的”，“对当前的农业生产是极为有害的”，“成了右倾保守派的护身符”。他号召大家“给各式各样的“粮食增产有限论”以彻底的揭露与批驳。”[21]

　　公开论证或质疑粮食“卫星”的科学家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科学家对此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却不就此公开发言。他们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含糊其辞，就算不得不表示深受鼓舞，也尽量不见诸于文字。

　　为了启发和鼓舞科学家，1958年6～8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组织了许多科学家赴外地参观高产田。在参观的过程中，有一位科学家（很可能为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所长冯德培）特意去田里拔稻株，发现它们很容易拔出来，并且不像一般的水稻那样带很多泥。他说：“怎么拔起来这么容易，莫非是并秧的吗？”他旁边有人立即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可不要瞎说啊！”[22]在说真话就可能挨批斗的情况下，他只好选择不再说话[23]。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学部委员朱洗、庄孝僡在参观回来后都曾明确的告诉该所干部罗登，自己不相信稻麦亩产万斤[24]。但他们并不敢将自己的质疑公开说出来。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也是不相信那些高产报道的随行人员之一。他曾向笔者透露过自己当时的心态：

　　【对于大跃进时的一些提法】我觉得，有些说法若能实现，那么是很好的。虽然有些怀疑，但那种事情谁也没经历过，也还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可也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不像有些科学家，说什么亩产几万斤。……【对于生产队摆出来的那些成果】看了不相信，但是也不说……我当时也有看法，不过经过“反右”，有些观点、有些话不说了。不少人像我一样，有些话不说。但很要好的朋友，私下说说也还是有的。什么亩产6万斤啊，下面还是有议论的，不过在会议上，在公开场合，大家都是不说的，拣要好的朋友下来以后说说。[25]

　　1958年7月，甘薯育种专家以凡也曾私下对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干部薛攀皋说，一亩地单季产稻麦5万斤、6万斤、甘薯几十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算过细帐，拿白薯来说，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每个白薯长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7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斤，就相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土地之内，这根本不可能。但以凡并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老人，有老婆，有孩子。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受株连的后果。[26]

　　从自我保护和家庭得失的角度出发，邹承鲁等人的做法无疑是明智的。就在大约1年前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邹承鲁等人已经因为言论而受过打击。1957年5月，应上海市委之邀，邹承鲁提出了“科学家治院”等三条意见，结果受到了多次严厉批判，若不是因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书记当面向柯庆施力保，他肯定会被打成右派[27]。邹承鲁的妻子、钢铁专家李林没有记取教训。1959年下半年，在17级以上党员干部思想清理会上，她不小心溜出了一句“为什么要把好好的钢铁炼成渣子”，结果被扣上“反对大炼钢铁”、“反对三面红旗”、“彭德怀的死党”等帽子，作为反动典型遭到长时间的围攻，精神因而几近崩溃[28]。

　　当“反浪费、反保守”、“拔白旗”等运动正在进行，只能举双手赞成领导，若表达不同意见就会被当做“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白旗”、“右派分子”、“右倾分子”等进行“大辩论”，受到精神和肉体凌虐的时代，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绝大部分国人都只能把意见埋于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