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本》简史和翻译策略

《官语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自1919年出版以来，已有百年的历史，这是所有中文圣经译本发行最多，流传最广的版本；而且能在普世中文教会通用一百年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藉着这百年庆典，我们欢庆《和合本》对中文教会的贡献，探讨《和合本》的来龙去脉及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19世纪末的中国，正逢多事之秋，面对国内外各种挑战，传教士在中国的事工也是困难重重。当时国内有好几个中文圣经版本，但没有一个译本能广泛被不同地区的基督徒使用，翻译和出版一本能在全国通用的圣经已是急需进行的任务。

《和合本》简史

1890年5月，四百多位来自不同国籍和宗派的在华传教士，聚集在上海商讨中国传教事工以及彼此之间的合作，对圣经翻译深表重视。大会通过按照「圣经唯一，译本则三」的原则，成立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翻译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种译本，以满足不同读者羣体的需求。（注：大会议决以《英国修订译本》（Revised English Version）为三个译本的蓝本（model text），若有异文则参考《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作出取舍。《英国修订译本》所使用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是三个译本的底本(source texts)。）

大英圣书公会、美国圣经公会和苏格兰圣经公会同意承担翻译费用，其中大英圣书公会在整个翻译计划中，担当主导的角色。具体的翻译工作由三个委员会分别进行，他们都选择先翻译新约，然后才翻译旧约。浅文理《和合本》新约在1900年完成。深文理及官话《和合本》新约的翻译工作则同于1906年结束。

1907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一致决定终止浅文理这个项目，只以文理和官话翻译旧约。浅文理新约是三个翻译计划中最早完成的，在1902年出版。很多人认为浅文理是三个翻译项目中最重要的部分，能以优雅的文字让广泛人士接触到圣经。此译本的目的是要让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读者能读或听明白经文的意思，可是译者为了要重现希腊文的思维，尽力模仿原文的语法，以致译文难以明白。这是此译本的最大败笔，最后以失败告终，旧约翻译工作也放弃进行。

《深文理和合译本》翻译委员会参考了当时几个重要的译本，包括《委办译本》、裨治文和克陛存所译的版本（1863年），以及高德译的《新约》。深文理翻译工作起初顺利进行，在1892年底已完成新约的大部分初稿。随后因译者休假，导致工作没多大进展。深文理译者之间对翻译原则也有不同的立场，这对工作带来不少麻烦。湛约翰和韶泼坚持用直译的方式翻译，他们在1897年以个人身分出版了深文理新约圣经。翻译委员会其他成员则倾向意译，尝试用通顺的中文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1899年，在湛约翰和韶泼相继去世后，翻译委员会重组，其后译经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深文理新约在1906年完成，1907年出版。新旧约全书于1919年面世。译者在翻译时强调以下几点：

1. 使用浅白、流畅、有节奏的文体

2. 避免过分拘泥字面意思的弊病，语言应该符合中文的表达方式

3. 不坚持以同一个中文字去翻译同样的希腊文或希伯来文词汇

4. 拒用罕见或意义不明的词汇

在官话《和合本》还没开始之前，已有几个官话译本，如《南京官话译本》（1856年）、《北京官话新约译本》（1872年）、施约瑟主教（S.I.J. Schereschewsky）的《北京官话旧约译本》（1874年），以及杨格非（Griffith John）的新约译本（1889年）等。这些译本在不同地区使用，但未能普及全国。

不少传教士不看好官话的圣经翻译工作，有些也拒绝参与翻译事工。经过一番折腾，最终在1891年成立了一个七人翻译委员会。初部的翻译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人事改变、译者辞职、译者传教的行政事工繁重等因素，使翻译工作进行缓慢。

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面临种种挑战。很多传教士认为这译本不会起到多大作用。大部分传教士或他们的差会都不想参与这项工作，有能力参与翻译的人也不多。当时大部分在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好的文理造诣，但对官话的掌握则相对较差。决定参与官话《和合本》翻译工作的译者，在他们的差会都是重要的领袖，担任繁重的传教工作，故此没有多少时间能投入翻译工作。

翻译委员在开会定稿时，也遇到种种困难。文体已认定是官话，可是应该采用谁的官话？北京官话、南京官话，还是其他地区的官话？译者各说各的官话，加上各自的腔调，这些差别使他们不能用官话有效沟通。

那时候，官话的书面形式和标点符号尚未定型，译者对文体也有不同的立场。狄考文坚持采用一种按着口语形成的官话；文书田则提倡一种文理形式的官话。富善倾向的官话是在前两者的概念之间，是一种接近书写形式的口语。译者之间对翻译原则也有不同的了解。这些差别使定稿的过程面临种种困难。

在官话《和合本》的翻译过程中，中国助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邹立文、王元德等人受到高度重视。狄考文的夫人狄文爱德（Ada Haven Mateer）是唯一积极参与《和合本》翻译工作的妇女。前后有十六位传教士负责部分工作，但只有富善从头到尾参与。加上文理项目，共有三十一位传教士和很多中国学者参与翻译工作，花费了大约一万二千英镑。

文理和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于1919年出版，恰逢五四运动兴起，这大环境的改变也使这两个译本遭遇不同的命运。文理《和合本》最后一版是在1934年印刷，而国语《和合本》目前依然是普世中文教会最通用的版本。

不少中国学者参与《和合本》圣经翻译工作。每位传教士一般都有各自的中国助手，他们主要是协助文体和语法的修正，但他们的名字很少被提及，故已无法考查。这些助手参与会议，但没有投票权，一直到富善任官话《和合本》翻译委员会主席后，他们在会议上才有投票权。富善在书信中也常提到他们的贡献。除了邹立文、王元德等人外，这些人的名字已被世人遗忘。他们默默耕耘，虽没留下姓名，但他们的成就却是有目共睹。他们为《和合本》圣经付出精力才华，使它成为一个优秀的译本。

翻译策略

1890年，四百多位在华传教士决定按照「圣经唯一，译本则三」的原则，成立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翻译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种译本，以满足不同读者羣体的需求。这三个译本各有特色，却遭遇不同的命运。笔者在此列出几点与翻译策略有关的课题，供大家思考。

一、翻译广泛通用的译本

一个人要翻译圣经，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他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但译本是否能被读者接受，是个未知数。由一个团队来翻译则相对复杂，需要有关机构的合作，但成功的机会可能较高。

1890年，各教会宗派和差会决定翻译大众能使用的译本，得到大英圣书公会、美国圣经公会和苏格兰圣经公会的支持和帮助。《和合本》的翻译工作从始至终都得到他们的支持。译者和他们的助手都各尽本分，努力工作。官话《和合本》这项艰巨的事工能够完成、出版和广泛使用，各机构和差会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各机构的合作固然重要，但这并非是决定性的因素，译本的质量更重要。浅文理新约也是通过各机构的合作而完成的，但这译本过于追求与原文对照，译文难以明白，所以很快就被淘汰。

有效的圣经翻译应该是个羣体合力完成的工作，不是个人的项目。《和合本》是个跨国籍、跨宗派和机构的项目。来自不同宗派或差会的传教士和中国译者，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推敲，努力不懈，才完成这工作。官话《和合本》是个很好的译本，加上圣经公会和各差会的认可和推广，使之成为一个成功的版本。在这之前和以后，有几个由个人翻译的版本出现。这些译本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但因缺少他人的参与，故流量不广，只能成为参考或历史资料。

二、妥协

1890年，四百多位来自不同国籍、宗派和差会的传教士出席大会，他们有各自的神学观点和立场，对释经、翻译、汉语文体等课题也有不同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下，要达成共识，翻译一本大家都同意的圣经不是一件易事。妥协是唯一的出路，求同存异，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圣经唯一，译本则三」 是折衷的方案。他们做了多方面的妥协，包括：

1. 以文理、浅文理、官话翻译圣经。

2. 让三个圣经公会有权选择“God”、“Spirit”和“Baptism”的中文译法。

3. 新约圣经的底本和异文的处理，以避免与圣经公会引起冲突。

这些妥协方案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后来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很多问题，都跟此方案有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妥协也有它的好处，至少能使项目开始。妥协是一门处世艺术，不表示没有原则，而是衡量轻重，适应现实，寻找大家能接受的方案。

两千多年来，学者不断地讨论直译和意译圣经的优点与缺点。官话《和合本》译者在翻译时也采用了折衷的方法。第九条和第十一条翻译原则强调直译：

「尽可能保留隐喻（metaphors）和排比（comparisons）。」

「对具有神学或伦理的重要意义的字汇底片语⋯⋯要特别尽可能逐字直译；若有需要的话，在边栏中注上解释。」

第八和第十二条翻译原则倾向意译：

「原文的委婉语（euphemisms）要翻译成为中文里相同的委婉语，并且在其他适合的情况中使用委婉语。」

「由于容易阅读是一部受欢迎的译本必须的元素，在没有特别神学含义的段落中，容许较自由地表达和整理子句（为求意义清晰）、度量和习用语。」

这直译和意译的结合保存了两大译法的优点，也同时避免了一些缺点，不愧是个好的折衷方案。

翻译策略并不是一成不变，好的译者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对策略进行调整。《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在1890年开始，1919年出版新旧约全书。这期间，中国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英国租借新界、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孙中山先生成立同盟会、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运动等事件，都在这时期发生。《和合本》这项翻译事工是在这剧变的历史大环境中进行的。当翻译计划快结束时，富善已意识到官话《和合本》将会成为未来大家共同使用的版本：这不只是平民百姓的译本，也是知识分子的译本。翻译委员会对此译本的功能和使用有了新的看法，导致他们修改了翻译原则和语言的运用。他们最后采用了良好的文笔风格，避免口语，使译文尽量接近原文的意思，给这译本一个新的定位。

三、原文底本

《和合本》旧约底本所用的《马索拉文本》（Masoretic Text）是当时通用的希伯来文抄本，与今天的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没有多大的差别，故没什么问题。新约的底本却是个相当有趣的课题。

1516年，荷兰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印刷了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主要是根据数份属于公元十二至十五世纪的希腊文新约抄本。这版本后来称为《公认经文》，并成为公元十六至十九世纪欧洲主要语言的新约底本，包括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英国修订译本》新约的底本是基于韦斯科特（B. F. Westcott）和霍特（FJA Hort）所编的希腊文新约（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是当时希腊文新约的最佳文本，与《公认经文》有所不同。

虽然当时有些在华传教士倾向《公认经文》，但是大部分都支持采用《英国修订译本》的希腊文底本为《和合本》新约的翻译根据。译者尽量采纳当时新约经文校勘学的研究成果，以求让译本准确反映最可靠的原文。在翻译过程中碰到异文时，译者有时是采用《公认经文》，特别是在处理传统和教会常用的经文，如主祷文的荣耀颂。为了避免争执或让读者能接受译文，这妥协可算是个稳妥的方法。大体上，译者是以当时最好的希腊文文本为新约的翻译基础，这是个大胆有远见的决定，值得我们学习。

结语

没有一个译本是完美的，《和合本》也不例外，如创世记一章六和八节把希伯来字词“raqia”（穹苍）翻译成空气；创世记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把希伯来字词“remes”（爬行动物）翻译成昆虫；创世记三章六节漏掉了「与她一起」，好像女人被引诱时，男人并不在场。这些瑕疵对我们是个提醒，以免我们把《和合本》神化或绝对化。

《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出版至今，经历了百年风雨，今天这译本仍广被使用。圣经翻译并没有因《和合本》的出版而停止。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不同的圣经译本陆续面世，特别是在近几十年间。这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今天有更好的新旧约原文底本。近数十年来，释经学、翻译学和语言学也有很大的进展。中文的使用也有一些改变，一些百年前通用的词汇今已罕用，所以圣经出版后还需要修改。从圣经翻译角度来看，我们现今是生活在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有许多中文圣经版本可选购。我们在庆祝《和合本》的成就时，也需要思考如何为《和合本》圣经定位，让这译本能得到更新延续，满足教会和读者的需求。

百年前，中文圣经翻译工作是以传教士为主，他们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华人是以助手的身分参与。今天我们有不少华人学者精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对新旧约圣经也有很好的造诣。圣经学者通常是在神学院授课，为教会培养教牧同工，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事奉。圣经学者也可考虑从事圣经翻译或培训工作。目前圣经公会在全世界有四百多个圣经翻译项目，工作都是由精通母语的当地人来进行。中文圣经目前已有数十个译本，已相对饱和，信徒可按需要挑选不同译本使用。可是，还有很多民族缺乏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这是圣经学者能参与的事工，与其他民族配搭，一起进行圣经翻译，让更多的民族能以自己的母语阅读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