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儿童≠拔尖人才，我们为何仍需为天才教育立法？

要发展天才教育，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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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72个国际六一儿童节，在这个关注全球儿童的特殊日子里，《知识分子》关注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天才儿童。

天才儿童（也称超常儿童、神童等）是指那些智力发展突出或拥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他们往往有着较高的智商、非凡的记忆力以及对细节的高度关注。他们具有先天优势，发展潜力巨大，成才率也高。国际上普遍认为天才儿童的比例约为1%-3%。

现实中，越来越多天才儿童 “大器早成” 的事实表明，他们是国家发展所需的重要人才资源。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不可忽视天才儿童在国家人才战略中的地位，需要因材施教对他们进行天才教育。但相比美国、俄罗斯等天才教育发展成熟的国家，我国的天才教育起步晚、力量弱，存在缺乏法律保障、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要发展天才教育，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撰文 | 王雨丹

责编 | 钱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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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著名古典主义音乐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是著名的 “音乐神童” [1]：4岁弹钢琴，5岁作曲，6岁为皇家演奏，7岁前往德国巡回演出，14岁创作了一整部歌剧…… 虽然英年早逝，但他一生创作了61部交响曲、49部协奏曲、23部歌剧和数十部其他作品。

来自中国四川成都的曹原，14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18年3月，Nature连刊两文，报道曹原作为第一作者关于石墨烯超导研究的发现，他因此成为最年轻的在Nature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并荣登Nature 2018年度科学人物榜单之首。2020年5月，24岁的曹原再次在Nature连发两文，介绍 “魔角石墨烯” 研究的新突破。2021年2月，曹原又在Nature上发了第五篇论文……

天才的大脑有何不同？

远有莫扎特、近有曹原，他们这样的天才儿童，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在一项对 “计算神童（calculating prodigies）” 的脑部扫描研究中 [2]，研究人员发现，与普通人群相比，神童在计算时所使用的大脑区域完全不同：他们的大脑会在存储数据所需的短期记忆（由海马体维持）和用于编码和检索的高效工作记忆之间切换，这一过程由右前额叶和内侧颞叶区域维持。与一般人群的大脑相比，他们的大脑更依赖于典型的非常有限的短期工作记忆。

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 [3]，心理学家评估了18名超常儿童在艺术、音乐和数学领域的认知情况。研究显示，超常儿童在不同领域的认知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但几乎所有儿童在工作记忆测试中都表现出色，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出色的工作记忆是艺术、音乐和数学天才的共同特征之一。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 David Z. Hambrick 曾指出 [1]，衡量工作记忆的测试表明，与普通孩子相比，有天赋的孩子随着他们的成长和在各自领域熟练程度的提高，会展现出更为优越的工作记忆能力，他认为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因素的影响（50%）。在综合一部分相关研究后，Hambrick表示，各领域表现卓越的天才儿童，是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天才儿童既是 “天生” 的，也需要后天的培养。

关于后天培养，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是莫扎特。他的父亲李奥波德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音乐老师，也是莫扎特幼年时期的音乐和语言等学科的老师，为了培养莫扎特，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心理学研究曾揭示 [4]，早早被 “天赋领域” 吸引的天才儿童，经过几年的执着练习，大脑会建立起丰富的长期工作记忆结构，使他们能够越来越快地吸收和学习新信息。因此，对于那些天赋异禀的儿童，要想不泯然众人，就不能远离自己的天赋领域。

1971年，心理学家朱利安·斯坦利（Julian C. Stanley）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启动了 “数学早慧少年研究”（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SMPY）[5]。这是一项针对天才儿童开展的持续时间最长的现有纵向调查，在40多年的时间里，研究人员追踪了约5000名天才儿童的职业和成就，其中很多人都成为了优秀的科学家。

尽管SMPY在人才发展和职业偏好等方面提供了很多关键见解，但研究人员对于天才儿童和成就的了解仍不完整。比如，他们无法知道，即便是在天才儿童中，为何也会有人成就突出而其他人表现一般。有心理学家指出，智力无法解释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动机、个性因素、工作的努力程度和其他因素都很重要 [6]。

国外是怎么培养天才的？

SMPY研究发现，将 “一刀切” 的方法同时用于天才和普通人的教育是不恰当的。对于超常儿童来说，一个最简单的教育方法就是跳级。但这招致了很多教育家和父母的反对。他们认为，跳级对儿童是不利的，这会在社交方面伤害他们，让他们过早结束孩童时代，或产生知识缺口。

但SMPY研究人员强调说，即便是轻微的干预，比如让天才儿童接触诸如大学水平的先修课程等有挑战性的材料，也会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在能力突出的学生中，那些在进入大学前获得更多STEM方面教育机会的人，和同样聪明但没有这些机会的同龄人相比，前者通常会发表更多学术性文章，获得更多专利，并且追求更高层次的职业。

因此，如何更好地培养天才，就成了一个值得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来探讨的问题。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天才教育都有法律法规的保障。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国防安全及经济建设，天才教育已发展多年并颇具规模，如俄罗斯和韩国天才教育受惠人数比例均已达到1% [7]。

美国天才儿童的教育起步比较早，经历近百年的发展，已形成比较成熟的教育体制，相关的理论研究及实践都处于世界前沿水平，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研究和师资力量最大、天才儿童教育推广最普及的国家。美国有对天才儿童进行专门培养的大学，众多中小学实施天才儿童教育计划，天才学生教育保障机制如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期刊、网络资源、法律等建设也日趋完备成熟。[8]

受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影响，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将天才教育提高到国防高度。为确保科技优势，美国开始鼓励天才教育，出台了一系列为其国家战略赢得人才优势的政策法规 [9]：

除了美国，俄罗斯、新西兰和韩国等国在天才儿童的培养和教育上也做得很好：不仅为天才教育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还建立了一定的选拔和培养机制，为天才教育提供专门的师资保障和经费支持。

中国做得怎么样？

历史上，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就有选 “童子郎” 的相关政策，“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从唐宋开始设有童子科，童子科制度规定，“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授予官职”。[10]

真正拉开我国现代天才教育序幕的，是大名鼎鼎的中科大少年班。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创 “科大少年班”，40多年间培养了超过250位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占毕业生人数的7%，且创下了平均深造率高于85%的纪录，产生了张亚勤、庄小威、郭元林、秦禄昌等一批科技和学术领军人才 [11]。到19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也都先后办起了 “少年班”。

除了科大少年班，北京八中还于1985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 “中学超智教育实验班”。创办至今，共培养了400多名优秀的超智学生，为天才教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不过，少年班的好景不长。在许多 “批评特殊精英教育” 和 “停办少年班” 的呼声中，2001年起，上海交大、清华、北大等多所学校陆续停办少年班，如今仅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三所学校还在坚持招生。

施建农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认知与发展心理学研究室的研究员，他亲历了国内超常儿童教育40余年的曲折发展。在他看来，国内的超常儿童教育（天才教育）仍处于探索阶段，而这种探索对于系统化的超常儿童教育培养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 [12]，“少年班” 纷纷关停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大陆对超常儿童教育没有法律的保障。

施建农告诉《知识分子》，正因为我国大陆的教育法里缺失了超常儿童教育的这一部分，所以超常儿童教育被严重边缘化了，“法律是所有事物的保障。国内大陆的整个超常教育体系里边，既没有（超常儿童教育的相关）法律，又没有师资培养，也没有课程体系，更谈不上教材。”

在他看来，当时人们办少年班，基本上靠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热情，而不是基于对超常儿童心理发展和人才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他指出，中国超常儿童教育存在缺乏法律保障、师资力量不足、基础研究起步晚且力量弱等问题。

中国存在需要并适合接受天才教育的巨大群体，蕴藏发展天才教育的巨大潜力。心理学研究发现，超智儿童客观存在于人群中，国际上普遍认为超智儿童在人群中的比例约为1%-3% [13]。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末，我国0-14岁儿童人口25412万，即使按最低1%的比例估计，也有250多万不容忽视的巨大群体。

对此，施建农表示，我们的教育不能无视天才儿童群体的存在，“我们有必要对天才儿童因材施教，差异的个体要实施差异的教育，最后要得到差异的发展。”

在为《中国特殊教育》超常儿童教育专栏所撰的文章中，他呼吁社会为超常儿童提供一套适合其身心发展水平和特点的课程体系，同时指出需要在师范院校的各级各类教师培养体系中增加针对超常儿童教育的师资培养体系。

早在本世纪初，就有学者指出，“超常教育在我国教育法令中还没有立法”，近年来也有学者在不懈地呼喊 “英才教育势在必行” “补齐创新驱动时代的教育短板”，并为发展天才教育建言献策。但目前天才儿童的发展和教育，还未受到教育界、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还没有出台国家层面的、系统的天才教育政策。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要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但依然缺少天才教育的发展方案。而相比之下，我国港台地区都出台了有关天才教育的政策文件，如1984年台湾的《特殊教育法》中就列有天才教育的专章；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在1990年发布的《第四号报告书》，也为香港的天才教育打下了基础。[9]

有学者指出，我国应提高对天才教育的重视程度，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天才教育政策，将因材施教落到实处。具体来讲，需要重点解决政策法规调整、培养模式创新、专业标准建立、师资队伍建设以及保障条件落实等关键问题 [9]：

近些年，中国已开始提高对培养天才儿童的重视。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了 “青年英才开发计划”，国家重点培养扶持一批青年拔尖人才，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这些政策都体现了国家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大力支持，对天才教育提供的政策保障。

2020年全国 “两会” 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胡卫提交了《关于关注超常儿童培养，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提案》[14]。他建议：要创建专门培育 “超常儿童” 的 “特色学校”；政府主管部门要把 “超常” 教育作为份内工作、重要工作，要像抓义务教育、抓 “双一流” 那样高度重视。

天才儿童具有先天优势，发展潜力巨大，成才率高，是国家发展所需的重要人才资源。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不可忽视他们在国家人才战略中的地位，需要对他们因材施教，施以培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 “天才教育”（超常儿童教育），以这种差别化教育来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让天才教育的星星之火，形成国内人才培养的燎原之势。

不过，在施建农看来，超常儿童教育与国家需要拔尖创新人才之间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因为，因为超常儿童并不完全等同于 “拔尖创新人才” “杰出人才”，因此，为国家培养杰出人才不是超常儿童教育的真正目的，但我们仍需要开展超常儿童教育，因为这是一个健康社会对下一代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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