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本质：“差生”、理想主义和命运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最近的胡鑫宇事件，再次引起大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讨论。一个孩子长到青春期，会遇到的问题与困境，与他们生活在县城还是大城市的关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人生的这个阶段，无论在哪里，都要面临学校、家长和同学的压力。
我们还采访了衡水二中的学生，孩子们其间经历的压抑与创伤，催人深省。比照来看，2021年我们采访了百年职校的老师和同学，一所职校，一群所谓的“差生”，反而让我们感受到教育的真义。
“百年职校”是职业高中，2005年由姚莉创办，现在在全国多地有分校。学校很小，起初办在大方家胡同，位于北京二环里，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史家小学和北京二中。地理位置可以说是非常“城里”，但面对的学生群体，却是十足的“差生”，数学零分的，拼音要从头学起的，甚至还有不肯洗澡的，什么样的毛病都有。可我们又得了解，这些孩子多是农民工子弟，他们跟着父母四处打工漂泊，居无定所，更别说正规教育。
一群贫困且漂泊的孩子，有多少心理创伤和情绪问题？一所职业学校，两年时间，能解决多少问题？能对一个贫困家庭出生的孩子的人生造成多大的影响？我采访的感受是，问题比我想象中要多十倍，孩子们在百年职校完成的“改造”也比我想象中要成功十倍。
忍不住要先讲一个例子，2017年在成都百年职校入学的马巫打，是个彝族大凉山里的小伙子，原来根本没下过水，现在呢，却成了“水立方”的游泳教练，可以在水立方中国传媒大学分馆找到他。他刚毕业时先当救生员，入职后不到一个月，他所在员工宿舍的室友们就收到一条令人喜忧参半的消息：表扬该宿舍的卫生新气象——以后所有员工宿舍的内务水准向小马看齐！
其实学校只有两三个基础专业，但是选修课非常多，瑜伽课，游泳课，厨艺，剪艺，等等，有机会学校都给找来让孩子们上，发现孩子对哪个感兴趣，甚至能出成绩，学校就不遗余力地想办法，最好的结果就是孩子毕业后能干上自己喜欢的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合唱团，还让学生自治，用先进的素养模型培养学生，老师们尽力关爱学生，挖掘他们的潜力，教技能，每一股力量都在学生身上起作用，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但百年职校的毕业生有一个共同点：在这个社会里，他们凭借“真诚”与“勤奋”脱颖而出，他们整体有一种让人十分信赖的气质，他们是各方面都没有优势的群体，但这所学校成为他们质朴情感的寄托，他们承担起责任，为家庭付出，对社会有用，成为独立的个体。
由于培养学生十分成功，好几个省份都请百年职校去当地合作办学，2021年，我去到郑州百年职校，在那里跟他们的老师与学生接触了一些天，事隔一年多回想起来，最大的感受仍然是震惊和感动。我当时甚至由衷地感到遗憾，怎么我上学的时候没碰到这样的老师？跟我一起采访的摄影师有个女儿，每天采访完，他都跟我聊，要是能把孩子送来这里读高中就好了。
进校前是“差生”“坏苗子”，“出厂”的却是勤恳踏实、广受欢迎的员工，难以想象，百年职校要花多少力气帮助它的学生完成这种扭转，学生又如何在落后的起跑线上，跑出一个令人吃惊的成绩。我把它写成一篇近2万字的稿件，以下是报道的其中一部分。
北京百年职校的校长文博，出生在武汉，父亲是大学老师，从小就在高校校园里长大。到中学后，转到上海读书，立刻就发现上海好，因为这里的体育课非但没像在武汉那样被所谓的主课占掉，还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一节。
那是20年前，文博说现在想来，上海的教育理念是真先进，没逼迫学生去沦陷于题海。他们中学还提供机会去上海电视台做小记者，去采访复旦大学教授。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学校就组织他们上街作调研。也是那几年，网络文学流行一时，学校有很多文学社团，能见到很多一线作家。这些活动都让文博欣喜，他喜欢上了配音，并由此想报考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系。
最终，录取他的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法律系。本科毕业，学校分配给他一个工作，去某银行总行的工会，文博当时就想，去工会干吗，就拒绝了这个机会；后来学校又给他第二次机会，奥组委需要一个学法律且英语好的毕业生，文博还是给拒绝了。看上去挺坚定，其实也并没有对人生有清晰的想法。迷茫时怎么办？那就继续读书。他父母对他的规划也是，先一口气读到博士再说。“但往往是，读到后面，你依然不清楚你想要做什么。”
文博考研最后考上的是上海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又从北京跑回上海，读了一礼拜，觉得太没劲了，连同学的名字都没来得及叫上一个，就办了退学。退学后，文博又回到北京，本来是在搞公益，听说姚莉办了这样一所公益学校，挺出色，就想去学习学习，结果姚莉告诉他说，“那你得跟着我干”。没想到在这里发现了乐趣和价值，一直干到现在。
开始从事教育事业后，文博不断回想自己的上学、退学经历，深切感受到，年轻人只有进到社会里边，才能对自己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所以百年职校的理念就是——推孩子出去接触社会。换句话说，也是去寻找各种社会资源，往往是得到什么资源就给学生开一门什么课。而这些本专业之外的选修课，为学生提供窗口，多一门选修课，就等于多给学生一个窗口。
从2005年到2018年，北京百年职校开设过的选修课有美发课、烘焙课、烹饪课、ATM机维修课、计算机与编程课、游泳课、德语课和日语课，还有调酒课、音响操作课——毕业后去当调酒师和音响师的也是有的。
在郑州百年职校（以下简称郑州学校），还有瑜伽课、手工课、篮球课、羽毛球课和街舞课，谁都预想不到，同学们在毕业之后最怀念的课程是什么。2021年，我在郑州本土地产公司“楷林”，碰到“百年”毕业生江浩，19岁，早于别人三年晋升为主管，行色匆匆，谈话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在楷林其中一处物业的地下一层，他穿着深蓝色工服，一边抓住机会向带我去采访的校长询问有没有靠谱的师弟，他现在缺个人，一边又跟我聊起，在学校，他最喜欢也最怀念的是瑜伽课。
2008年，有个到美国的英语培训项目，由项目出钱，给了百年职校的学生3个名额。姚莉2008年写过一本书，叫作《用梦想填平沟壑》，前言开篇就提到这次出国项目，她写道：“我们的学生都是贫困农民工家庭的孩子，他们曾经都上不起学，现在要去美国培训？这可是我办学之初绝对没有想到的。”这个想都不敢想的机会，降临到胡波头上。
胡波曾与丁聪霜同桌，她来自贵州山区，长得很清秀，学习成绩出色，尤其是英语。到北京之前，最远到过县里，北京的一切让她新奇又害怕，“知道来北京的选择是对的，又害怕被劝退”。一个宿舍，她觉得同学条件都比她好，跟她们聊不到一块儿，自己普通话还讲得不好，她说自己“相当自卑”。
回老家办护照的机票，还是学校给出的钱。她记得家里人特高兴，说她“一个小脏孩竟然要去美国了”。胡波不只怀念这次美国培训，可以说，到现在还在受它影响。“那时候才几岁？能学到多少东西？但是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她现在回想这趟美国行，去的城市和大学已记不确切，但有个画面印在她脑海里。某一天结束活动回酒店路上，一行人坐在车上，看窗外，胡波看到好多白领，穿着高跟鞋，正装，昂首挺胸地走在街上，显得格外自信。“我就脑袋里边闪现出那种画面来，想象将来自己能不能也成为那么一个人”。她现在在尼日利亚大使馆签证处工作，快十年了，非常受信任。
10年前她听说该使馆在招人时，已经在一个物业公司干了四五年，在不同的项目组里做保洁、前台，可心里对英语的学习热情从未熄灭。一度，她还在公司内部为保安部同事上过英语培训。2010年，胡波参加成人高考，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读的就是英语专业，周末两天都在学校切切实实学英语。即便是到了尼日利亚使馆签证处，她仍在学习。外籍同事与领导见她好学，就纠正她的语法错误。到了现在，胡波在给尼日利亚人做护照的时候，经常被问，是不是在国外留学过，说她英文说得好，口音正，叫他们尼日利亚人长长的名字时发音很准。胡波现在会自豪而自信地表扬自己，她有一回告诉我说，“有时，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有语言天赋”。
北京还有个学生叫胡小兵（化名），本来是空调班的，在学校餐厅帮厨。餐厅岗位也是后来开的，像烹饪、西点这类选修课，学校不是每年都有资源开，但为了尽力开放机会让学生去接触，就把餐厅岗位也开放给学生。这个胡小兵就报名到学校餐厅帮厨。
别的孩子5：40起床，胡小兵永远得提前一小时，不到5点就得起床去餐厅帮忙准备了，辛苦，但他就是非常喜欢做饭。毕业后，他去了一个物业公司干维修，但还是想念做饭，一到休息日，跑回学校继续帮厨。他做饭称不上做得特别好，可就是感兴趣。
所以有一天，他跟公司人事部说，有没有可能把他从工程岗调到厨房岗去。公司从没听说还有这样转岗的，好在“百年”与接收毕业生的公司总是往来密切。人事部门负责人就问到学校，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情况。文博告诉对方，学校里从工程专业转去当厨师的学生，也不是一个两个了。胡小兵这个孩子，来自湖北十堰山区里，是个孤儿，从小跟奶奶长大，原来在学校里组织大家表演节目，他一上台就唱黄梅戏。因为他奶奶只会黄梅戏，他从没听过流行歌曲。“孩子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真挚的孩子”，公司最后就同意让他转去厨房。
文博后来听说，胡小兵在厨房岗位上做得特别快乐。
现在我要讲到马巫打了，这个名字，出现在姚莉、文博的讲述里多次，我也从其他毕业生嘴中不断听到。大意都是赞叹，这个大凉山的彝族孩子，从未碰过水，却没想到是游泳小天才，经过刻苦训练，他现在成了“水立方”的游泳教练。而这一切的起源，都来自于北京百年职校2018年增加的游泳选修课，这门课让马巫打的生活轨迹发生重大转折，就像电工班的学生在剪艺选修课上发现兴趣，就像烹饪选修课吸引了空调维修班的朱景林，或者管家服务班的周宁获得一个去饼房学习烘焙的机会。
今年6月，马巫打被调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游泳分馆工作。这也是我的母校，走在校园里，仍与当年一样，总能遇见拿着设备拍视频的年轻人，他们正是马巫打的同龄人。马巫打出生于2000年。他告诉我，游泳馆在校园最东侧，他的活动范围目前还限于此，校园南面那一侧，他都几乎没有仔细逛过，他埋头于工作。
在夏天，学游泳的旺季，马巫打从早到晚不停歇地带课，最高可以拿到2万多元月薪。像现在冬天了，学游泳的人少一些，一个月平均也有1万元的工资，这是他在老家一家人一年的收入。工作这两年，他挣的工资基本都往家里寄，要还债。说起这债，也是他自己生了一场大病欠下的。他家也是典型的“因病致贫”。
上初一那年，马巫打得了一种叫作“紫癜”的病，是种出血型疾病，症状是肿痛，痒，从脚往上蔓延。县医院的医生告诉他，如果蔓延到胸口，那就没救了。马巫打在县医院一住就是3个月，继续恶化，又转到市医院，住到一个月，才终于好转。出院那天回到家，马巫打第一件事是看家里的羊圈，原来有牛几头、羊十几只，全没了，“心里面就空了”。卖掉它们给他治病还不够，又借了好几万元。
马巫打于是辍学，没来得及读初中。他二哥学习成绩比他好，大哥刚结婚，家里的债他得自己还。14岁，马巫打其实只是小学毕业，他开始有什么活儿干什么活儿。碰到“救星”那一天，是他在那个工地上扛水泥的第二天。头天干到凌晨1点，第二天8点起来接着干，坐那儿休息时，有个人从车上下来，跟他聊了会儿，问这个一看就还是孩子的黝黑男孩，为啥不上学。那个人是成都百年职校的舞蹈老师，他路经这里，发现一个辍学打工的孩子，就把这所学校如何免费又如何可以学到东西告诉给他，并鼓励他去报名。
“没有再读书，遗憾”，但还是犹豫了几天，因为学校虽然免费，他一走，家里就少了一个劳动力。
2017年，马巫打在成都百年职校入学，“到这里我才感觉到原来真正的学校是这样的，我原来读的小学，很随便，可能连这里的幼儿园都不如。初中没读，到这里才有校园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一个学生了，最主要是沟通和语言”，到成都，他才开始学普通话，到现在，他说话只剩微弱的口音。第二年，成都学校将包括马巫打在内的两个班转到北京去上学，马巫打很兴奋，因为对他来说，这意味着“离大山越来越远了”。
“水立方”帮助北京百年职校开设的这门游泳选修课，有个直观好处，学生可以去考救生员证。“如果没学到游泳，我应该会当电工，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不合适，电器我感到陌生。碰到游泳，一摆在面前，我心里就喜欢”。一起选修并打算报考的同学有好几个，最后只有马巫打考了下来。他的同宿舍同学都见过他在床上练划水。两个月内，从零学起，考下了救生员证，这挺了不起。
“自豪只有一点，我觉得还不够努力。”当我问他一个人在北京，并且为家里贡献这么大，是否自豪时，他这样说。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他自认为不努力的地方，是顾客记错上课时间来了之后没上成课，顾客因此发了脾气。他认为，自己如果足够努力，每天晚上都应该把所有学员的上课时间一一提醒一遍。
马巫打皮肤黝黑，身长手长，看起来是一块游泳的好料子。他出生在西昌市盐源县的青天村，家里主要种玉米和花椒，他从小上山摘药草，手脚灵活，能与小伙伴爬到树上追逐，玩“脚不能碰地”的游戏，像只灵活的猴子。遇到过黑熊，16岁，那回他是在山上采菌，翻过一个山坡，一抬头，就看到一头熊。“挺大的，它也看见我了，我不敢动，气也不敢喘，轻轻往后退了一步，把背篼一扔就疯狂地跑。后来舍不得背篼，又慢慢回去找。也不怎么怕，还行，反正胆子也大，往下坡跑，它肯定跑不赢我。”
马巫打的这些大山往事我听得津津有味，但在北京，几乎没人关心这些，他也很少主动与人谈起。北京与大凉山之间的巨大差别，他用的词是“翻天覆地”。有一次同学带去爬山，“感觉还没开始走就爬到山顶了，以后就再也没在北京爬山了”，他还是回到水里。“水里好自由，什么都不用想”——水里不如山上自由，但北京的游泳池里有山上没有的收入。他端坐在传媒大学“梧桐书屋”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周围是正在自习的大学生，他看了看周围，凑过来小声告诉我说：“在这边如果能待下去，我就一直在这边待下去。”
当时在学校，考救生员证的同时，马巫打还在考电工证，后者是他的本专业，结果两个都考下来了。对学生来说，这张电工证，相当于一个保底，有了它，毕业后起码能找到份谋生的工作。这通常是学期初的“个人学习计划”所制订的目标。
学校要帮助学生制订“个人学习计划”，需要考虑到他们过去学习经历如何，学习基础和意愿要测试和评估，还有性格。学校也考虑，这是听觉型学生还是动能型学生，语言能力、数字能力如何，最后再根据职业规划，让学生选择合适的课程。而这个过程，也是教学的一部分。开学第一个月，学生以“成长营”的方式结业，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一份翔实的学习计划。比如一个孩子，说自己想成为一个工程师，但评估下来，发现费点劲，那么就在个人计划里加强较弱的那方面。再比如，如果想从事酒店，那么在选课的时候老师会建议他英语一定要选。也有那种时候，学生就是想学日语，学校也允许他们放弃英语。
但孩子们有时会在不同的窗口前遇到梦想。文博带的一个社区里有个叫周宁（化名）的学生，来自山西农村。她说特别想学西点，她告诉文博，说她小时候过生日，妈妈买了个蛋糕，后来知道，那个叫“纸杯蛋糕”。但当时她不懂，就问她妈妈，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吃的是大蛋糕，她的这么小。等她长大一点，就明白那是因为家里穷。周宁心里就感到愧疚，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让妈妈伤心。所以她就很想学西点。
那年学校没开西点课，文博就找到皇冠酒店的饼房。皇冠酒店特意批准周宁，每周去两天，跟着师傅先体验，看看西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看能不能干。后来学生里有好几个凑热闹的，最后去了3个学生。大半年过去，一个学生退出，还剩周宁和一个男生。实习前，学校去皇冠酒店交流，请师傅下判断。师傅说，那个男生不合适，因为他老爱说话，做甜品需要沉着安静，说话还会影响周围人效率。但周宁确实可以，安静、专注，而且手很巧，是块好料子。
每学期初制订好的个人学习计划，文博告诉我，学生如果想修改意愿，老师会配合他。当然，也要帮助他判断，新的方向是否合适，是否更有前途，“我一直坚信好的学校，在于发现年轻人的潜力，他在哪方面有潜能，然后因人而异的给他提供指导。这才叫好的教育”。
百年职校还有一层理想主义色彩，它在校园里创办社区，让“学生自治”。
学生获得充分信任，他们是社区管理的发起者、负责人和成员，辅导员的确是要有，不过需要学生自己选择与游说。有时甚至还会因为主题重复，社区与社区之间还会“大鱼吃小鱼”。一度，因为另一个组织“学生会”的存在，还出现过近乎于“权力纷争”的情况。这些，老师们放手不管，只要同学们没有越界，社区里的故事他们乐见其成。
每到社区选辅导员时，文博就挺得意，因为他通常最受欢迎。我很快能理解为什么学生们偏爱文博，在北京学校的专职教师里，文博最年轻，长得也帅，其他老师多数是退了休到学校来“发挥余热”，而文博是“80后”。他跟同学别说不摆老师架子，前面讲到的在哈萨克斯坦当程序员的毕业生焦建致，在校时甚至叫文博“文baby”。作为校长，文博则称呼这位学生“致哥”，“这话怎么说，就像那电影里似的，这叫‘咱俩单论’”。
2019年，学校成立了4个社区，其中有3个社区都想拉拢文博当他们的辅导员。说起选辅导员，文博抱起胳膊，“不谦虚，选我的社区总是挺多，那我可就有底气，我也得反过来挑社区啊，我得问问学生，为什么选我”。
他最后挑中的社区叫“融欣”，因为这个社区的七八个学生，有个共同点是踏实但不善于表达。老师们最后也开了个会商量，文博去给他们当辅导员更合适，可以带动这些孩子折腾出一点动静。这个社区的活动包括跟大学生组织篮球比赛、做音乐剧、做点心，连每月总结都有不少花哨的设计，的确折腾出了不少动静。
看得出来，文博当辅导员，更愿意坐在办公室，等着学生主动跑来提问。选择辅导员的过程，也让文博和其他老师们意识到一件事，学生们都挺善于观察的，每个老师是什么性格，他们都看在眼里。一个学校里，老师们多样性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有的学生就受不了‘妈妈的爱’这种类型的，就喜欢哥们义气这一类的。所以我们特别乐于看学生找了哪位老师当辅导员，它其实代表了学生内心的需求与渴望。有的更渴望一个大哥哥，容易亲近，很包容，而有的学生就喜欢格外严厉的老师”。
北京百年职校原来有过一位老师，是典型的面无表情的严厉老师，这位老师当时负责教务，自己抽烟很狠，但学校禁烟，谁抽了烟从他身边经过，他就格外敏感，他眼睛一瞪，“来，兜里打火机”，他给没收打火机，特别狠也特别准。但这样的老师，也有学生选来当辅导员。“学生对老师的把握太准了，他们明白这位老师本质是‘纸老虎’，其实内心特别柔软。”
老余也是有一次问来游说他的社区负责人，为什么要选自己，学生回答说，因为余校长比较严厉，做工作很具体，他们希望能得到具体的指导。老余回想起这段也眼角眨起笑意，他当时心里已经乐开花了，不过还是要板起脸问：“那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会发火，这你们能接受吗？”
每学期，学校组织多少活动，基本就交给各个社区了。社区之外，还有学生会和校园岗位，三足鼎立，支撑起学生自治的理想图景。姚莉最开始办学时，连班主任都想省略，她经常说：“勤快的妈肯定养懒人，咱们别什么都老替学生操心。”自治的最终目的还是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意识。到2019学年，北京学校的最后一届学生，社区机制运行到了近乎理想的状态。“我宁愿相信吴甘（学生会负责人），也不愿相信你”，姚莉有一天跟文博开玩笑说。文博也乐得早几年就把校园钥匙都交给学生了。
学校办在胡同的院儿里，边上当然就有普通居民，说起来，这是在居民区空临了一所学校。然而它真是所学校，每天早上也升国旗，校长也会在国旗下慷慨激昂地讲话，在居民听来，这就是一大早吵吵嚷嚷，曾有北京大爷拉开窗户冲校长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学校就在这样的地方办起来。
起初没有宿舍，因为学生都是在京务工人员的孩子，在北京多少都算有个家，虽然通常非常远，但好歹能实现走读。等到第二年，已经有称不上宿舍的宿舍了。这一年，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出面从云贵地区招了一批希望工程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学校就在附近居民楼租了房子，给这些学生当宿舍用。
学校办起来以前，王林就已经对大方家胡同那一片很熟悉，他是北京百年职校的第一届学生，也是后来所有学生们嘴里的“大师哥”。他的经历也挺特别，中考成绩相当不错，但是家里因为妈妈生病致贫，这孩子懂事，决定辍学，跟父亲到北京打工。是感到愧疚的妈妈在广播上听到有百年职校这么一个地方在招生，免费，还管饭，催促王林来报名。他打工的工地就在离学校500米之处，成了百年职校第一届毕业生。
毕业两年后，王林听说那套宿舍要空出来了，给1〜4期十几个同学打电话，问他们要不要合租，一下就召集到将近10个同学。2800元一个月，两居室，6张上下铺，住满12人的话每人每月只要200多块钱。门牌号上写着701，是个半地下室，在这里，王林一直住到2011年。这里成了男生们的一个根据地，与学校只有一墙之隔，他们得以频繁回学校，有时是为学校办圣诞晚会，有时是为学校检修线路。学校有什么照明灯坏了，701的住客们，下了班就过去一趟。
前几期，学校招生还比较困难，王林他们就去农贸市场、工地这些地方搞招生，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现成的案例。逐渐地，王林在校友之间享有号召力，他成了大家口中那个“大师哥”，其中一个表率是，他连给学校捐款都是毕业生中最多的。
有一次聊天中，文博跟我提起一件好玩的事。说有个毕业生有天突然问他，王林捐了多少钱了，说自己拿了年终奖，好大一笔钱，有点激动，看看能不能一步到位“干掉王林”。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七八个月，每个月给学校捐200块钱。“这个孩子脑子比较灵光，”文博说，“现在参与国企外派驻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项目。”我一听立刻问：“是焦建致吧？”
2021年10月，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口述”报道，讲述者是北京百年职校毕业生刘关雅（化名），讲她作为职校毕业生，如何在一家证券公司立足，又如何努力实现了年薪30万。其中有一条评论这样说：“同款百年职校毕业生，我是2014级的，现在在海外工作，感谢母校。”我很快与他取得了联系。这位毕业生就是焦建致，他热情主动，告诉我说，他现在哈萨克斯坦，很愿意跟我讲讲他的故事。
焦建致是2020年4月份到的哈萨克斯坦，在那里做程序员，他所在的中国公司把软件卖给当地用户，当软件出现运行问题，就派焦建致去解决。算上补贴，他每个月能挣3万元人民币，而且吃喝用住都不用自己花钱，“就挺爽的”。为了这个收入，他愿意在异国他乡继续工作一段时间。
在百年职校，他先是上了一门叫作ATM机维修的选修课，当时是“神州数码”的工程师，带了一台取款机来教学。焦建致对这个挺有感觉，零件拆装，他学得很快。毕业后，他就放弃了空调维修这个他觉得“又累又热”的工种，去神州数码应聘，面试者就是教他们的老师，老师心中早有数，焦建致这孩子完全干得了这个活儿。
现在看来，这当然是已经几乎被淘汰的工种，焦建致倒也敏锐，干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这事干不长。因为那时候国家在推人民币无纸化，与此同时，微信和支付宝这两大支付手段正在迅速扩张，公司里似乎人人都在讨论行业生死，他能明显感觉到，市面上的取款机正在一天天变少，“当时我就觉得得换个营生，不然到时候没活儿干了吃啥”。
他就立刻转行去做程序员，编程是他在百年职校学习到的另一项技能。学业临近结束，焦建致十分想学计算机，一位老师就帮他和另外一位也感兴趣的同学，找了一个班，授课老师是朋友，没收学费，俩人在那里利用周末时间学了3个月。工作一年后，焦建致又灵活地把这项技艺重新捡了起来。从数字来看，1998年出生的小焦，其收入排在我采访到的所有毕业生里的第一名。
面对毕业生们的捐款热情，文博通常要在两种状态里找平衡，既不给学生带去负担，又不辜负学生的好意。他告诉“致哥”：“我当然也想帮你创造个纪录。但要是比钱多，万一哪天谁中了彩票，一口气捐个几百万呢。但你已经连续8个月每个月捐200块钱，我觉得这比一锤子买卖‘干掉’王林有意义多了，我觉得要是继续下去，这才是真正的纪录。”“致哥”听了进去。
毕业生对“百年”的热爱，让我感触颇深。采访马巫打时，马巫打告诉我说，相比于电工，他当时非常想学会游泳，考下救生员证，是因为他在网上查，救生员证的下一步是游泳教练证，可以当游泳教练，“那我想，以后可以回学校给师弟师妹上课”。
那位去皇冠酒店饼房学烘焙的学生周宁，得到了师父的肯定，但他们饼房没有空缺。文博当时就挺着急，担心她的工作。随后不久，学校去北京华尔道夫酒店参观，碰到他们的总经理，外国人，文博说他用自己的“半吊子英文”，把这个故事给总经理讲了。对方听完立刻答应了，给周宁见行政总厨的机会。“那就充分准备，就去见，见一面不吃亏，结果见这一面，人家给看上了。”
周宁在华尔道夫酒店实习，提前3个月转正，因为人家说这个学生很棒。那年圣诞，周宁拎着一个“圣诞老人”回到学校，特别激动，说这是酒店特批的，让她向老师们展现一下她的学习成果：一个用巧克力做的圣诞老人蛋糕。老师们知道这个蛋糕的分量，谁都舍不得吃，珍而重之地放到冰箱里，一有客人来就拿出来展示。直到后来放坏了过期了为止。
我想起丁聪霜说：“学校感觉真的像一个家庭，得到太多爱，长了好多见识。首先找工作，如果没有‘百年’，像我们这种学历，人家连尝试的机会都不可能给你。那么我会想，要努力打拼，为学校争口气。”学生对学校的爱，也能深深感染来访者。在郑州学校采访第一天，我已经心生羡慕，一结束采访，我就跟摄影师老常感慨，“我也想在这里上学”。老常也同意，他说：“我也好想把女儿送来这里上学。”我羡慕的是每个学生都受到的关注，老常看中的，则是它在规范学生、提升他们学习能力上取得的成效。
后来的采访中，我试图搞明白令我们发出这样感慨的原因。劳动课、国学课、各种选修课、合唱团、社区制、素养模型、老师的关爱与对潜力的挖掘，似乎都对，每一股力量在不同的学生身上，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因此似乎很难回答究竟是哪股力量塑造了百年职校的毕业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这个社会里，他们凭借“真诚”与“勤奋”脱颖而出，他们整体有一种让人十分信赖的气质，他们是各方面都没有优势的群体，但这所学校成为他们质朴情感的寄托，他们承担起责任，为家庭付出，对公司有用，成为有用的个体。
2021年11月，百年职校还是想办法举办了线上+线下的毕业典礼。北京分场，就在姚莉所在公司的一间大会议室里进行。北京学校的最后一届学生是2018年入学的，因为北京市招生政策变化，北京百年职校决定暂停招生，转而将精力放在“营地教育”、“素养模型”等方面，以为各地百年职校的未来探索新方向。
这最后一届学生，算是命途多舛，第一年按要求延迟一个月开学，第二年又赶上疫情，随后北京开办“营地”，参加者是外地学生。北京的学生就得当好主人翁，为他们做好服务。这原本是他们人生当中最后一段校园时光，却没好好当成主角。毕业典礼前，文博还在想，要说与学校、与同学之间的感情，比起来，这届学生的基础相对薄弱。
典礼进行到一半，一个学生过来跟文博说：“校长，同学们捐了一万多块钱，怎么办？”有个大凉山的学生叫石扎，因为疫情，第二年干脆没回北京，他给文博发了段视频，请他播给好久未见的同学们看，视频中，他说，“我也找到工作了，在我们村委会担任文书一职。”
典礼结束回家路上，文博微信上又收到两个“520”，两位毕业后去了广东的同学发过来的，这么晚了，也惦记着毕业典礼。其中许盈盈（化名）是甘肃人，家里特别困难，她刚到学校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为盈盈的手一伸出来，就格外醒目——她在老家摘棉花，手上留下的风霜痕迹极重，完全不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手。
盈盈当时实习是在养老院，文博去实习单位走访，院长告诉他说，这个小姑娘非常勤勉，前一阵在准备一个上级检查的评估材料。她拼命干，干到极晚，手里拿着订书机站着就睡着了。院长当然是在表扬盈盈，文博听了心里欣慰可又十分心疼。看手机里红彤彤的“520”转账红包，看学生劝说自己收下，文博想起这件事；又想，北京百年职校先是在大方家胡同，后来搬到望京，再后来搬到昌平，16年过去，真是历经变化与成长，这届特殊的毕业典礼，意味着百年职校一个阶段的结束，或许也是种新开始。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1年第49期）
排版：小映/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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