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本到北大再到哈佛，曾经“县城差生”的我做对了什么？

一个“学渣”，距离北大、哈佛和杜克的距离有多远？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作黄韬，出生在安徽省合肥一个大家可能都没听过的县级市，巢湖。

18岁那年，被亲友叫了六七年“学渣”的他，考上了当地的一所普通二本。就在所有人认为“黄韬的人生就此定格”时，他却又以专业第二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而后成功申请上了哈佛大学的法学硕士，在经历了一年高强度的留学经历后，黄韬决定继续深造，拿下了全美Top10的杜克大学博士offer，现如今是香港城市大学的助理教授。

黄韬的家庭并不富裕，出国留学的费用一半靠借，一半靠奖学金和兼职。在香港城市大学官网公开了他的求学经历后，所有人都惊呼他是“专升天”的奇迹代表，小红书上甚至称他的人生“惊天地泣鬼神”，但只有他自己清楚，这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

有努力也有运气的眷顾，从资源匮乏地区走出来、二本院校考出来的黄韬，太知道信息、视野与方法的重要性，所以今天，他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勇敢拼，向前闯，人生任何时候都不会定格。

前段时间，「小镇做题家」火上热搜，黄韬也将过往经历往这个名词里套了套，发现之前的他，根本称不上「小镇做题家」，“因为人家大多都成绩很好，而我却是实打实的‘差生’”。

黄韬上学比较早，高一结束时同龄人基本上16岁，而他才勉强13岁。一个小学刚毕业的年纪，却不得不去思考文理分科该如何选择的复杂问题，实在是有些头疼。

更可况黄韬父母的学历都只到初二，并不能给予他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加之小镇信息闭塞，黄韬也无法参考其他人的规划，在那个仍坚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他稀里糊涂地选择了理科。

事实证明，黄韬的选择是错的。

因为并不擅长理科，他的高中三年过得非常痛苦。为了走过那座炼狱般的独木桥，他不得不过上了早上5、6点起床，凌晨12点睡觉，除了吃饭以外大多时间都在学习的日子。

然而选择错了方向，就像一艘逆着风浪在大海上航行的船只，再努力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高考成绩出来后，黄韬的父母很失望，530多分在安徽这个高考大省只能读一个普通的二本，最终他与第一志愿的安徽大学失之交臂、被调剂到了巢湖学院的计算机专业。

本以为高考完就解脱了，谁曾想往后的大学四年，才叫「暗无天日」。

那段时间，父母时不时地叹气，亲戚冷不丁地嘲讽，压得黄韬喘不过气来，“谁家的小谁考了985，人家之前还不如你呢”“你家孩子再差能差得过我儿子的那个二本吗”....

在长期的否定和批判面前，黄韬变得越来越自卑，也越来越沉默。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如果自己站在山顶，又怎会在意山脚的闲言碎语。

大学的前两年，黄韬过得浑浑噩噩，一方面急切的想要改变现状：那时的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走出他生活了18年的小地方，去大城市看看，但另一方面却不知道从何做起：在一个四线小城的二本学校，信息闭塞，周围人也大多是混完本科四年拿到毕业证的态度。

但好在，黄韬遇到了网络的普及。如果你要问他逆袭的最大外力是什么，那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是互联网。

“以前生活在巢湖时，因为没有网络，信息非常匮乏，很多想看的课外书都买不到，教育资源十分贫乏，即便老师讲的不一定都对，但学生却只能照单全收，长此以往，很容易陷入一个信息闭塞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人根本无法做出全面的选择。

但拥有互联网之后，世界就变了个模样。虽然网络容易让人沉迷与堕落，但不得不承认，网络盛行的时代，每个人都能去搜寻、获取任何自己想要的信息。”

通过网络，黄韬查询到了考研的相关信息。大三的他下定决心考研，为了“屏蔽”室友刷剧的嘈杂和玩游戏的嚷闹，他选择外出租房备考，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数不尽的孤独。

在这样一所普通的大学里，没人理解黄韬的努力，更何况他还是跨专业考研，想摆脱计算机专业，还想冲刺最高学府。所有人都在嘲笑他的痴心妄想，等待着成绩出来时看笑话。

同样得益于网络，黄韬在一些论坛里找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研友”，虽然身边几乎没有和他考同档次学校的同学，但论坛上却有无数朝着清北梦校前进的“网友”，虽然未曾谋面，但他们却每天都互相激励对方，还时常一起讨论考研的题目。

就这样复习了半年后，黄韬突然发现很多“研友”提出的问题，他都能立刻回答上来，甚至是别人算了好几遍都出不来结果的题，他也都能给出答案。

“至少我在考研论坛里算是复习得比较好的吧。”这种想法给了他自信，让他坚定地选择了报考北京大学。

到现在，黄韬还记得2010年，北大法律硕士一共招了100多人，而他是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考进去的。

黄韬的考研成绩单

从巢湖学院到北京大学，从计算机专业到法律专业，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黄韬都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做到了。

之所以选择法律专业，并不是头脑一热的一时兴起，而是长达数月的深思熟虑。

“在选专业之前，我首先排除掉了一切自己不喜欢且不擅长的领域，比如说所有必须考数学的专业我都不会涉足，其次去思考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即一个学过理科，但喜欢文科的人。所以我很明确自己未来要学的是文科却非纯文，且具有一定理科逻辑思维的专业。在经过两个多月的信息搜索、整合与对比后，我决定选择法律专业。”

北京大学法学院一角

这次，黄韬的小船终于行驶在了顺着风浪的大海上。

在北大读研的日子，让他终于看见了人生的光亮，法律这门学科充满着魅力，既有形式逻辑之美、也有洞察人性之美。学习法律的过程，也是重新审视自我，审视世界的过程。

三年的读研时光转瞬即逝，在北大的最后一年，黄韬和所有学生一样，都面临着一个无法逃避的分叉口，那就是毕业后究竟是就业还是继续读书。

他深知法律这门学科，是越学越深、越学越倍感自身的无知与局限的，所以他还是抱有继续深造的念头，而这时有朋友建议他出国留学，让他别困在一处，勇敢走出去，学习研究国外的法律体系。

坦白讲，黄韬很心动，但同时也很犹豫，毕竟出国读硕博需要花很大一笔钱，而在国内几乎没什么开销，博士甚至还有补贴。而且他们家是工薪家庭，父母都是小镇上事业单位的职工，收入只够一家人吃喝，靠家里给的钱出国留学显然有些不现实，想要出国，还是得靠自己。

虽然和朋友聊天中黄韬得知，在国外读博是有奖学金可以拿的，而且这笔钱几乎可以覆盖掉大部分学费，但因为出国读书要准备的材料比较多，留学还需要语言成绩，时间过于紧张，于是他决定先为自己奔波了十多年的生活按下暂停键，跑去考了个公务员，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准备留学相关的考试与申请。

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法律专业同学圈子很重要，在国内那么多优秀法学生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出国，而大部分人的目的地都是美国。

2015年的哈佛法学院LL.M.在大陆招收了10人左右，黄韬有幸成了那十分之一。

从国内顶尖学府，到美国顶尖高校，除了努力外，他想这里边有很大的运气成分，美国高校一般都喜欢有特殊经历的学生，其他被录取的不是应届生就是顶尖律所的律师，而他，恰好是从一个普通二本走到北大，再从政府机关出走，一心想做学术的申请者。

在哈佛读LL.M.的这一年，黄韬的眼界再次被打开，他不甘心学术生涯到硕士终止，于是2017年，他顺利前往美国杜克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宪法和网络法。

事后黄韬算了笔账，在哈佛读硕士的一年加上在杜克读博的四年，他差不多花了80万人民币，家里连凑带借凑了50万，用于他在哈佛的学费和生活费，博士期间，他就没有再问家里要过钱了，四年靠着奖学金和兼职赚的钱，成功在杜克大学读完了博士。

黄韬的杜克学位证

现在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会将“出国留学”和“家里有钱”画上等号，虽然黄韬身边的很多同学，确实都是中产起步，但他不是。“当你想要留学时，钱往往是最容易解决的事，比钱更难的，是决心”。

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为了省钱，留学期间的黄韬几乎顿顿自己做饭，下馆子和点外卖在他这儿几乎不存在。还记得学校里每周有一天学术研讨会，因为免费提供午餐，他差不多周周都去“蹭饭”。

留学的日子虽然过得比较苦，却是黄韬做过最不后悔的决定，只读了一年的哈佛硕士，学习的强度和质量也丝毫不比北大三年小，他很庆幸当初选择了出国深造，正是因为留学的机会，让他感受到了中美高等教育的差距，也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黄韬镜头下的哈佛

“我的人生没有被定格在高考出成绩的那一刻，那么你的人生也可以。”

“如果你的出身和我差不多，你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去克服环境的限制。”

在哈佛和杜克，像黄韬这样普通出身的学生其实并不多，有很多都是初高中就上了名校，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是高知教授，而他通过网络的辅助，成为了他们的同学，和他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黄韬镜头下的哈佛

直到现在，黄韬依旧非常坚信，：“只要网络利用得好，它就能成为拉近城乡与阶级差距的工具”。

与此同时，黄韬也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无论是在克服环境限制还是追寻某个目标时，是人就会或多或少经历失败的滋味，但不要因为失败而自责，因为努力也不一定就能成功，但那并不只是你的错，就像硕士之前的我”。

“就拿高考来说，影响分数的还有家庭稳定和睦程度、父母经济实力和受教育程度、所读中学的教学质量、学籍在河南山东还是北京上海、临场运气甚至是天生的智商等等。

而努力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并且，努力的重要性被严重夸大了”。 

香港城市大学官网里的黄韬首页

黄韬现在其实很反感一种倾向——

把成功归因于努力、把失败归咎于不努力。

“这不是说否定努力的重要性，勤奋上进当然是好的，但是过于强调努力的重要性有时候会弊大于利，因为它会让结果道德化。”

“理由很简单，因为勤奋努力是个人能控制、能改变的，而家庭出身、成长环境这些‘投胎’的因素是个人没法改变的。”

“所以如果认为努力大于一切，那么成绩好的学生就会享受所有的赞誉并产生道德优越感，认为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得来的结果，而没考好的差生则要背负很大的道德压力和自卑感，‘都怪自己努力不够’”。

“如果认为努力只是一方面，成绩和成功受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那么我们或许就会对“学霸”多一些理性认识、对“差生”也多一份宽容。”

当然，黄韬并不是在否定优绩主义，他甚至认为这种以一个人的成绩为标准来分配社会资源的方法，是历史的重大进步，因为像他们这样的普通人也能靠自身的努力去拿到名校offer，大厂offer，但请不要把一个人的不成功仅仅归结为他的「不努力」。

在采访的最后，黄韬告诉主页君：

当老师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当初出国也是为了能将在国外学习到的知识带回国内。

虽然黄老师在文中提到了中美高等教育的差距，但那些差距在他看来，就是自己继续前行的动力之一。

非常感谢黄韬接受INSIGHT视界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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