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厚辰
胡鑫宇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对青少年自杀问题的关注。先放下许多近乎于阴谋论的争议，青少年自杀问题早该引发全社会的关心。
根据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约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根据《经济学人》等的统计，我们的青少年自杀率在世界范围内也居于前列。自杀已经成为15-34岁人群的首要死因，平均每分钟就有2人自杀死亡，8人自杀未遂，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但另一面，该问题在国内却讳莫如深。这显然是个不可能知道确切统计数据，很难追责，很难切实追问原因的领域。当然，任何问题走入这个境地，也几乎就是一个不可能被解决的问题了。
自杀问题很难轻易总结出单一原因，不管是归因于父母、学校或任何组织。当自杀成为如此显著且大规模的社会现象，上述任何一个方面都很难单独构成。
胡鑫宇的悲剧不过是这场社会失序的巨浪中，被抛出浪尖的一个极端例子。在浪涛之下，是深埋于社会复杂结构中的机理，今天我们很难就这个问题轻易得出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法，不过探入这个问题，却是重要的第一步。
01.
真实社会中的青少年自杀
就在事件之后，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发布了一封信《胡鑫宇，请给心理指导师五分钟》，引发全网震动。这封高考作文风格的信，混合着毫无意义的道德高调，直观的情感绑架，对名作名言的空洞引用，让网友直呼“看了就想死”。但这封信却照应出一种“真相”，我们可以从这封信中一窥社会的“实然”现状，就是社会上并没有实质自杀干预的能力。我们可以简单将青少年自杀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引发自杀念头和行动的成因，二是对青少年自杀的干预。我们也该清醒地意识到一种风险，良性的自杀干预确实会在问题发生后起到挽救作用，但劣质的干预非但无法起到问题的缓和，还会像上述这封信一样，可能让自杀问题加剧。这是一个简明的事实，青少年自杀问题，绝不是呼吁“多重视”、“多干预”就可以缓解的。“乱重视”和“乱干预”不仅不会缓和问题，反而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这就是所谓“真实社会”视角的一个简要方面，我们的一切认识和分析，呼吁和主张，不能建立在幻想中的全能社会上，而要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残破的社会：部分心理工作者意识和能力的低下，父母对处理情绪问题缺乏足够支撑，也缺乏精力和耐心，学校风声鹤唳不愿担责，还有无数问题。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提到青少年自杀问题，我们总是埋怨父母对孩子不够理解包容、不够耐心支持，但现在面对中考分流和高考的压力，县中模式席卷全国，而为了提高升学成绩，县中模式大多采取寄宿制，这天然地隔绝了父母对子女支持的可能，在这样的学校管理模式下，何谈父母对子女的照顾？
再说到很多人建议学校加强心理健康老师对学生的支持，且不说全国到底有多少人有足够的能力担此重任，或各个学校有多少资源资金可以投入到心理健康老师中。就单说这个职位本身，既然设置这个职位，真正介入学生心理健康，就肯定要为结果负责，当学校和社会正批量化地制造千疮百孔的学生，所有压力都被压到这个心理健康老师的身上，而他可能会为发生的极端事件负责，承受家长问责，遭受社会舆论的抨击，这个烫手的职位，又有几个人敢去担任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结构”问题的真实性，青少年自杀问题，背后的成因是社会整体的，是与制度、文化、技术、管理高度整合的。面对如此巨大的重担，任何单独的家长、心理健康老师、社会机构，其本身精力、资源、知识、技术、意志力都是有限的，我们这个社会如何有限，这些社会主体就会同样面对此种限度，都不可能单独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真实情况，即社会根本不具备足够干预青少年自杀问题的能力，呼吁“重视”和“介入”，既可能不会引发真正的行动，还可能带来更多衍生问题。仅仅对“应该如何”的呼吁，不足以真正缓解青少年自杀问题的困境，我们需要进入这个问题的深处。现在回到上面两个问题的第一个，即“引发自杀念头的行动和成因”，这种归因讨论网上有很多，归咎原生家庭和父母的是一大类，归咎于学校和教育升学体制的也不少。同样，有人归咎于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认为“西化”是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有人归咎于手机、短视频和游戏。面对生死问题，我们只需要很短的演绎，就可以把日常的偏见都装进去。这种琳琅满目的分析，恐怕无法让我们真正认识这个问题。当然可能最有效的途径是回到涂尔干和他的不朽名著《自杀论》，相信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隘。这决不仅仅关涉“自杀”，背后站着的是我们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因为幸运，还未被逼到边界，但已然感受到疼痛的个体。自杀，作为个体对自己存在的终极否定手段。理解它既需要一定的理论框架，也需要历史情境。古典时代的自杀，与现代自杀，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现象。《史记》与《左传》中有数量庞大，又具有代表性的自杀叙事，但那其中人物自杀的动机，都令今人费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记・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的门客侯赢。他在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窃符救赵的计策为他所策划。但他在信陵君出发践行此计后，直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他自杀的原因，甚至成为一个需要解释的历史“公案”。不必牵涉太远，我们继续着眼在现代自杀的特殊性。其实就在我就读初高中的时候，同样面对很高的升学压力，学校严格的规训。但在那个时候，其实关注心理感受，进而考虑到终结生命的，比现在少很多。差别绝对不在那个年代的人比较坚强，而今天的人比较脆弱，很多人会将这个问题解释为“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这当然是傲慢而错误的。这其中折射出的“现代”问题，是个体意识的萌发，在涂尔干的作品中，他所举的例子是新教信徒自杀比例高于天主教徒。个中道理并不复杂，越是现代个体，对其自主性、个体性的要求就越高，也越是敏感和关注自己的感受。因而在完全服从于某种外部规范的背景下，带来的压力与问题也就越多。我们个体性的逐渐觉醒，重合商业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最近20年的事。这一代学生，比起我上初高中的时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自我敏感和对主体性的期待和要求，实属正常。这是社会的自然进步，不是退步，更不可能走回头路。我们不能说，“现在的学生服从性太差，对自我感受太敏感，不够坚强”。因为在现代社会，该问题的另一面就是类似自驱力的增强，对自我成就的要求增高，背后带来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也不是过去社会可比的，这是社会真正发展的核心动能。这不是问题的完整解释，而仅仅是解释的开始，在涂尔干的论述中，这种“个人主义”的现代个体，就面对着他生活与生命的根本张力：个体与社会。最简单地说明涂尔干的意思，是说现代“个人主义”的个体，需要以个体认可的方式参与和整合在社会之中。首先人不能为自己而活，只能活在具有整合性价值和规制的社会之中；但现代个体又不能完全放弃自我，进入被逼迫的境地，这同样导致自杀。涂尔干就是在个体与社会的这组张力中，来论述自杀问题的。第一种是个体意识过强的自杀，在个人主义极端兴盛的社会中，一切社会整合都被压抑，集体目标、集体行动、集体价值不再被接受。但处于巨大社会中的个体，其实根本无法在其中寻找到个体行动的目标和价值，这个问题大概在今天被人们称为“存在性焦虑”，会导致人的虚无和脆弱。第二种是社会整合过度的自杀。在与上面的情况完全相反的社会中，个体需要无个性的，甚至是掩盖和压抑个性地融入社会，个体生活在这种社会完全视为无用。为集体献出生命被歌颂，个体漠视自己的生命，也漠视他人的生命。同样会导致人的脆弱。第三种既非个体过盛，也非社会过盛，而涉及到社会规制过程。将个体的计划和欲求，整合进社会的过程中，既有价值观的共通，目标的共有，也存在具体实在的社会规范。不管是从事商业的，或是任何社会分工与职能的，都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法律、组织的结构中进行。
但如果社会高速且无序地变化，个体容易无所适从，无法充分理解和预期社会规制对他造成的影响，就形成涂尔干典型的“社会失范”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脆弱。在这种脆弱而丧失支持的情况下，即便是一个很小的挫折，也是足够导致自杀行为发生的。因此在个体与社会张力的这一组极具现代性的语境下，以个体如何适应社会整合和社会规制为视角，我们将自杀分为这三类。第一类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北欧社会的情况，第二类让我想起库布里克电影《全金属外壳》中没有撑过新兵训练营的派尔（Pyle），而第三种则出现在典型的社会动荡剧变，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社会范式转变之时。那么胡同学以及他代表的学生群体，符合其中哪种，或哪几种的综合，我想结论是一目了然的。为何要以涂尔干的方式理解自杀，而不是我们寻常所言之“个体感受”的方式？寻常来讲，我们对自杀的理解是“痛苦/刺激-反应”模式，人因为痛苦而自杀，人受到刺激而自杀。这条路径走到极端，便会追求对人“刺激”的减少，甚至到对“自杀”对“死”避而不谈的地步，仿佛只要少谈论，少触碰，就会少自杀。并认为对自杀事件的关注和讨论会导致模仿自杀的现象。
这种“痛苦/刺激 - 反应”的模式在实证上已经被从多方面证伪，比如自杀模仿这样一种“合乎直觉”的现象，在2015年就有一篇名为《Bringing Anomie Back In: Exceptional Events and Excess Suicide》的论文予以驳斥。
一种思路和视角，对应着问题的解决方法，当我们把自杀理解为“痛苦/刺激-反应”的模式，能做的自然是脱离痛苦，或对痛苦给予安慰。从群体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进行“风险排查”，找到处于“痛苦”状态的人，给予安慰和纾解，这都合乎直觉，但合乎直觉的东西不一定正确，不一定有用。在“真实”社会中，我们可以想象一次在学校中的“风险排查”，例如使用量表的方式找到了有抑郁症“风险”的学生，一般会如何处理呢？我想多半会是让他直接休学，学校摆脱风险为主吧。从上述模式里，这个学生就离开了高压学业的直接“刺激”，岂不就进入到了安全的状态？但从涂尔干的“个体与社会”语境中，学龄段的少年被排除出学校体系，如果家长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精力对其进行照顾，这是否会导致他社会化的水平更低，在中期埋藏下更多风险呢？这就是“痛苦/刺激-反应”模式在理解自杀问题上的缺陷，其解法合乎直觉的是“脱离刺激”，安慰痛苦。但一个人真的可以脱离社会建制吗？他在什么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合适的安慰呢？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有机运和成本的，甚至需要不低的机运和成本，才能完成脱离，得到安慰。不仅如此，“痛苦/刺激-反应”模式总是让我们想问，为什么其他人在面临同样压力和痛苦下就没有这样脆弱的倾向呢？因而很多时候老师、学校、家长会在学生遭遇困境时，反过来责备这个学生抗压力差，过于敏感。面临这样的差异，仿佛除了“先天要素”，无法找到其他解释。环境、制度的问题被“先天痛苦承受能力”压抑，那家长和老师是否可以认为自己“运气差”，遭遇到了一位先天更脆弱的学生？这个视角我想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这里，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了。自然介入真的有用吗？这就像当一个人已经罹患绝症，其实治愈的机会不高。当一个人已经产生决绝的自杀倾向进而产生行为时，我们能做的到底有多少？休学就可以好？吃药就可以好？介入和监控他的人际和社交媒体使用就能好，而不是因为这样的过度介入导致其更严重的自杀意愿？说到底，到这个处境下，大多数家长除了将学生带到精神科医生那里去获得一堆药物外，还有什么是社会中广泛可行的手段。当自杀的决定已经产生时，介入已经太晚，真正值得努力的方向，是减少念头和行动的发生。回到我们最开始分析的两个问题：一是引发自杀念头和行动的成因，二是对青少年自杀的干预。对于社会中每个人而言，我们总认为只能做后者，前者代表的是系统性的，社会性的结构和制度，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无法改变。因而唯一有意义就是找到并发现自杀倾向，并及时干预。但这种想法是不是就是问题所在？当我们都无法直面，无法讨论真正问题时，这本身是不是就是自杀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即，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被我们漠视、放弃和避开，因而社会中的个体被逼迫到否定自己存在的地步。个体被逼到这一步，之前的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无法回应，到这里又有什么可介入的呢？当我们将孩子送进一间以严密KPI驱动的巨大县中，在密集的课程和考试中，在末位淘汰和每月一次分班的逼迫下，孩子与父母区隔，以电话做聊胜于无的联系。在这个背景下，家长又能如何监控和发现风险？反过来说，过度担忧，笨拙地对普通的不快乐进行介入，甚至用药，是否在发明更多新的，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如何培养能够匹配当前社会规模的合格的精神科医生和家长呢？还是问题根本就出在县中体制和中考分流。落实12年制义务教育，限制县中模式的发展，多样化办学体系，打破对升学和学历授予体系的垄断，会不会才是解决青少年自杀问题的方法？因此这篇文章呼唤换个视角看问题，不要让社会问题被心理问题掩盖。我们其实很容易发现一个共通的问题背景，导致上述教育体系改革无法落实和推动的原因，与文章最初的那篇高考作文一样心理疏导文章的出现，以及其背后机构的运营，是否有类似的原因？让各学校可以开展“风险排查”，并粗暴进行休学停学，将责任完全压给家庭的原因，又是否类似？如果真有，那这个原因当然就是青少年自杀问题的社会归因，和其可以得到缓解的真正方向了。如果对这个问题，你的答案是，我们做不了，我们无法改变，那么很遗憾，青少年高自杀率便成为这个社会的一种命运。而家长的介入，精神科的药物，甚至是社会对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重视这种虚幻的文化进步，都不过是纸面上的“方法”，或者只是少数家庭可以承担和负担的幸运。
我们更有可能获得的，要么是漠视和问题的延续，所有人继续讳莫如深；要么是一场大张旗鼓的“精神卫生”排查，后者显然更令人恐惧。青少年自杀不是一种“病理学”的问题，而是一种“时代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非一个“生理问题”。我想当我们都敢于讨论，敢于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真正的缓解才开始进行。
*本文原名《一个严肃的问题——自杀》，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编辑：苏小七，监制：猫爷。慢慢地，我们学会了那些曾经不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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