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赤军前传：日共与中共的决裂

5月28日，重信房子服满20年刑期出狱后，“日本赤军”不仅在日本国内再次引起关注，并且在国际上也有不小影响。

这张黑白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其实这是一张剧照，扛火箭筒的学生装女孩并不是重信房子。

“巴勒斯坦青年运动”在推特上欢呼：“她是巴勒斯坦人民和奋斗的同志。”，许多阿拉伯人也在为她重获自由进行庆祝，毕竟日本赤军也曾被称为“阿拉伯赤军”。

爱尔兰反帝社会主义者专门制作了一面新旗帜，向她致以“红色的敬礼”，当年，“爱尔兰共和军”与“日本赤军”都被西方定性为“恐怖组织”。

之前我写过“日本赤军”与重信房子一些往事，不过，有不少网友觉得不够深入，特别是“日本赤军”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方面。

“日本赤军”作为一个左翼激进组织，为什么不受日共领导？为什么重信房子这些人会被称为“新左翼”？这得从战后日本说起。

路线之争

日本共产党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遭受过残酷迫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共恢复合法行动，一些流亡海外的领袖也纷纷回到国内。

尽管日本处于美国占领军管制之下，但左翼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日本共产党花了大约五年时间进行组织重建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给亚洲以及日本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

但日共派系林立，又缺乏真正的领袖人物，内部存在着各种政治倾向，无法制定一条真正的路线。

日共有一派主张武装斗争，通过城市暴动摧毁日本政权，还有的认为应当学习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些派别准备了武器和地下网络，成立了“山村工作队”，准备让青年党员干部进入农村发动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

但日共领导层一些人物却主张走“议会斗争”路线，双方争论不休。

1955年，日共在东京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张武装斗争一派被斥为“左倾冒险主义”，会上通过决议确立议会斗争路线。

之后，虽然一些有声望的日共党员当选为国会议员，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令人震惊的背叛。

这样，与日共渐行渐远的这批人就成为了“新左翼”。当时，中共和苏共都没有给日共什么压力，因为日本情况特殊。

经过五年后，1960年1月19日，日美签署了新的《日美安保条约》，日本成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附庸，日本失去了自我解放的希望。

轰轰烈烈的“反安保运动”在日本全国展开，包括极右翼也参加进来，目标“反美帝、反驻军”。

新左翼成立了“全学联”（全国学生联合组织），这些人又在1968年催生出了“全共斗”各派。

1969年爆发了东京大学占领安田讲堂事件，校门两侧写着“造反有理”和“帝大解体”，不写“东大”写“帝大”就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还没灭亡。

“全共斗”这一代人的运动到了1972年达到高峰，一些人去了海外与阿拉伯人联手用极端手段打击西方国家（日本赤军），另一些人留在国内抗争（联合赤军）。浅间山庄事件后，联合赤军被警方打败，走向衰亡。

日本共产党在做什么？忙着议会里的事情，他们与“新左翼”运动因为路线分歧形同陌路。

日共问题

本来日共应当站出来去领导“反安保”运动，但日共实际上是退缩了。

除了在国内搞投机主义，日共在国际也是如此。

但日共又很喜欢刷存在感，什么事都要掺合，却总起不了作用，又老是想别人以为它很重要。

中苏论战一开始，日本共产党就开始摇摆，想在中苏两党间保持平衡。随着中苏裂痕扩大，日共的平衡策略不再管用。

1963年，日共内部出现了以议员志贺义雄为首的亲苏派，得到赫鲁晓夫的青睐，志贺甚至单独跟苏联驻日本大使馆联系，有篡权迹象。

日共领袖宫本显治打击了这一派，这激怒了赫鲁晓夫，苏日两党关系降止冰点。于是，日共向中共靠拢，但中共对日共并不热情。

1964年，赫鲁晓夫倒台，勃涅日列夫上台，苏日两党关系有了改善可能。

1965年7月，“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在芬兰召开，邀请日共参加，日共在会上表现不错，苏共又邀请日共参加了古巴哈瓦那“亚非拉团结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苏共对中共进行了无端指责，日共选择了沉默。

回国后，日共觉得自己重要性增加了，可以成为亚洲代表，它向全世界喊话：“大家要联合行动起来，帮助越南抗击美帝！”，以响应苏共。

同年11月20日，中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驳苏联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重磅文章。

日共觉得不对劲，于是在机关报-《赤旗》上发表了一些自我解释的文章，试图消除中共“误解”。

1966年2月1日，《赤旗》将报名改为汉字（1928年创刊时就是汉字，后来又取消了汉字报名），这个细节被莫斯科解读为日共在向中共示好。

接下来日共向中共表示要加强沟通，1966年3月，宫本显治亲率日共中央委员冈正芳、不破哲三、砂间一良、上田耕一郎等人访华。

这本来是日共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它可以成为中苏两党的传信人，两不得罪。但日共却没有把事情办好，又造成了自己的分裂。

日共代表团先在中国各地参观，抵达北京后，宫本显治与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在双方互相体谅后，达成了《联合公报》草案（不公开批评苏共）

周总理设宴款待了日本客人，《联合公报》草案谈判周总理没有参加，因为这是党对党的事务，总理只是礼节性的欢迎他们。

《联合公报》草案要点：

一、应中共中央委员会邀请，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北京，受到了热烈欢迎。

二、访问期间受到了毛主席接见，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三、两方一致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残的敌人，要坚决与之斗争到底。

四、中日两党坚决支持全世界受压迫人民革命斗争。

五、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修正主义，分裂主义。

六、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省，反对”两个中国“阴谋。

七、其它事项。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关键是第二条，日本人耍了个小聪明，其实毛主席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接见日共代表团。日共为了显示其重要性，加了这一条。

日本人坚持加上这一条后，毛主席就同意他们来上海会面，因为《联合公报》不能出现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1966年3月29日上午11时至12时半，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日共代表团。

其实，毛主席心情并不愉快，他不喜欢日共这种小聪明。

毛主席听完宫本显治关于不点名苏共的解释后（要斗争也要团结苏共）说：

谢谢你，我没有什么话要讲了，只想讲几句话。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这是第一句。但是我们不欢迎，这是第二句。

最后，主席表示：联合公报不发表了，双方都没有精神负担，轻松愉快。请向野坂参三同志（日共主席）问好。

日共代表团没想到到了上海是这个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只好带着遗憾回国，但日共始终没有认识到自己长期犯下的机会主义错误。

回国后，日共山口县书记福田正义写文章狠批宫本显治，日共中央在9月解除了他的职务。

福田正义干脆与山口县的另一位干部原田长司宣布成立”日本共产党-山口县革命左派“，打出毛泽东思想大旗，应者如云。

接着，从山口县到东京，毛泽东思想成了批判宫本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集团的最有力武器。

在8月召开的日共九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委员西泽隆二号召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进行活动。东京大学进步学生成立”日本红卫兵“组织。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了日本红卫兵。

日共领导层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投机面目被揭穿后，完全站在了“新左翼”的对立面。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日共无法领导“反安保”运动的根本原因。

当时全日本的学生，青年人基本上都站到了日共的对立面，日共一边害怕被抛弃，一边又担心日本政府会怪罪他们，于是，《赤旗》不断发文章替自己澄清，恶毒攻击学生。

196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文《诽谤玷污不了战士的荣誉》全面肯定了自1960年以来的日本社会反美日安保条约斗争，把日本人激动坏了。

中日两党关系彻底决裂，日共投靠了日本当局，成了美日资本集团应声虫。这更是激化了青年人对美日同盟的仇恨，赤军的出现，将斗争推向了高潮 。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国际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1972年日本“新左翼”激进派主要战场转移到了海外。

虽然重信房子这些人已成为记忆，但这段历史应当铭记在日本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