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何鲤：连接世界与中国市场的 “造雨者”

华尔街顶级律所达维 (Davis Polk & Wardwell) 在创办的近 180 年间，与近代中国有过屈指可数的几次互动。1911 年，达维代表摩根大通参与了汉口铁路偿债基金贷款的项目。1919 年，达维合伙人法兰克·波克率领美国谈判代表团出席了 “巴黎和会”……互动到 1938 年的一个贷款项目就戛然而止了。再后来是长达几十年的空白，直到 1990 年代——达维律所派来了一个 20 多人的团队来中国市场寻求机会。

确切地说那是 1993 年，达维在中国香港开设了中国的第一个办事处，他们也确实抓住了机会——接下来近三十年时间里，达维参与了超过 300 家中国企业的境外上市、融资、并购活动，成为中国与全球资本之间重要的连通者。

何鲤是达维在中国的崛起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从一位初级律师起步，8 年后晋升为达维合伙人。他是这家律师事务所第一位自己培养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合伙人。二十年间，他是这家律所也是对中国市场而言最重要的中概股律师。

通过律师这一职业身份，何鲤亲历了中国公司的海外 IPO 史和这二十年的中国商业发展史。从 2004 年成为中国国航的上市律师起，他参与了中国国有企业最为艰难的改制进程，帮助超过 130 家企业实现了全球 IPO。全球历史上最大的 10 宗 IPO 项目中，他经手了其中的 4 宗，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近年，他的身影又出现在众多新经济公司中，参与了美团、京东、贝壳、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等公司的融资与上市项目。

人们提到这位重要的律师先生时，常这么开头：他精通公司法和证券法，又谙熟资本市场和各种不停迭代的商业模式。他能让官员、CEO、券商以及他的律师同行都愿意坐下来听他说话，还有人称赞他的嗓音有魅力。英文中有一个有趣的概念 “造雨者” (rainmaker)，它指那些不同行业的能人，或者带来变化，或者创造收益。在法律界，何鲤是一个 “造雨者”——以法律技艺和创造力，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何鲤一直以温和平静、有说服力、能解决问题的职业形象出现在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那些公司领导者的桌前。如果同时有十六个合作方——一位达维早期在中国的合作者说——何鲤就能说服十六个合作方。人们知道他出身华尔街，毕业于耶鲁法学院，可他身上却有着十足的、中国式的风度：温和、谦逊、讲究礼节。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金钟想不出有谁不喜欢何鲤这样的人，他笑着说，“国企、民企、合作伙伴，什么样的人都会很喜欢他。”

某种程度上，何鲤的成长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1970 年代，他出生于鄱阳湖边的一座农场里，上小学前随父母来到北京生活，在八十年代新思潮涌现时度过了中学时代，在开放的九十年代接受了中美最顶尖大学的教育。他的经历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精英成长历程，见证了中国从赤贫和封闭走向开放、多元、富裕，这筑造了他们相似的价值观。对何鲤来说，那是一种 “使命感”：“因为受益于时代，所以想以自己的方式为时代做点什么”。

被一种 “接近真实世界的愿望驱动”，何鲤选择了学习法律。相比其它精英法学院，耶鲁另辟蹊径，要求申请者可以就任何主题、以任何文体（据说可以是故事、诗歌，甚至菜谱），写一篇申请短文，并以此来判断作者的创造性、文字功底和幽默感。

直到今天，他都记得自己在 25 年前寄往耶鲁法学院时的申请信。他以辞源研究的方式讲了一个古老的中国故事：汉字 “法” 的起源。“法” 字在西周写作 “灋”（fǎ），字形中的三点水代表了 “平之如水” 的公正，而 “廌”（zhì）代表 “獬豸”（xiè zhì），那是一只能明辨善恶是非的神兽。

会讲故事的何鲤顺利进入了耶鲁法学院。这间全球顶级的法学院的毕业生中很少有去做律师的——倒是好几位去做了总统。何鲤并不确定毕业后要做什么。出于尽快偿还法学院学费贷款的朴素愿望，他进入了华尔街老牌律所达维的纽约总部，成为了一名初级律师。几年后，他被达维选中派往中国，回到他的出生、成长之地，并在那里迅速成长为第一代本土中概股律师。

在 20 年后的今天，何鲤回顾自己作为中概股律师的职业生涯，发现令人惊奇的就是 “中概股” 这个 “发明” 本身。

中概股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对企业来说，最直接、便捷的获取资本的方式是在自己的消费、业务市场所在地上市，然后同时配售股票给全球的机构投资人。这样的话，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更熟悉公司，在发行人与市场之间的语言、文化、法律的误读可能性更小，合规成本也更可控。

“除了中概股，人类历史上都没有过这样一个现象，一个国家大量的公司跑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去融资。” 何鲤说，“就好像动物大迁徙一样”。

“大迁徙” 现象源于政策困局，一方面高速成长的新型产业谋求发展，已经并需要持续引入世界的资金，另一方面外资进入中国一些行业需遵守相关规定，而且证券监管体系的变革开放也在衍进发展中。前者是真实、强劲的需求。VIE 协议（可变利益实体）的发明算得上是一种突围，它如同桥梁，把外资注入了中国产业。至今已有超过 500 家中国企业受益于此。

既是历史的发明，自然也可能终结于历史。中美两国在政治体系、法律体系、资本市场体系等方面如此不同，VIE 框架下的中国公司自然而然要受到最少两种法律体系的监管。在中美关系晦暗不明的当下，中概股的生存正在接受根本的考验。

“现在是不确定的时刻。” 何鲤说，“但是人们在讨论 VIE 所带来的监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种种风险之时，不应该忽视这座桥梁在历史和当下所起到的作用。有很多企业还需要这座桥才能 ‘过河’。”

当何鲤作为一名华尔街最初级的律师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他料想不到自己在未来参与的项目会被称为 “超级项目” 或冠以种种 “全球之最”。2004 年，达维在北京只在国贸租了一处 6 到 10 个工位的 “工作间”。在 2007 年，达维才正式成立了北京代表处，办公室设在永安里的双子座大厦。那几年，正是在中国金融体制转型和开放的历史时期。达维参与了众多对中国金融体制发展意义重大的项目，四大国有银行中三家的上市项目以及数家大型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上市项目。

回顾在纽约华尔街工作时期，作为初级律师，何鲤做的事情辛苦又琐碎，比如为一个并购或上市项目翻阅几十箱的文件，或者审阅一家华尔街银行海量的内部邮件，寻找其违规交易的线索，更不用提频繁地熬夜修改文件。

2004 年初，当律所让何鲤从纽约回中国参与中国国航上市的项目时，他有些意外。所里的解释是：非常需要能讲普通话的律师。在当时的中国，再大的项目能有多大？2003 年，中国最大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在纽约和中国香港上市，募集资金为 30 亿美元；中国最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上市时，募资额甚至不足 30 亿美元。

何鲤那时不知道，自己的职业轨迹将与中国崛起的脚步重合。他隐约感受到一些迹象：“中国”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媒体上，身边的美国朋友开始热衷于学习中文、去中国旅游。2001 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国企开始大规模地寻求海外上市。何鲤后来形容，“是一种 ‘它醒来了’ 的感觉。”

何鲤回到北京，进入以 “葡萄园” 为保密代码的中国国航上市项目组。“葡萄园” 有成长和收获的寓意。这是华尔街律所达维第一次直接为中国发行人提供服务。在他的刻板印象中，这里的员工是 “一杯茶一张报纸坐一天” 的形象。当他真的坐在这些人对面，他感受到的是却一群跃跃欲试、“对国际市场抱有非常大的好奇心” 的人。每次开会，国企官员们认真记下学习到的新知识、新词汇，对每一个上市细节刨根问底。

“英文中有一个词叫 ‘die trying’ 可以形容当时国人的这种状态。” 何鲤回忆，“那是一种勇于尝试、庞大、原始而富有力量的进取心。” 那时的中国，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向上生长动力，渴望与世界连接。

随着安然、世通公司倒塌，美国在 2002 年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对美国上市公司在审计、信披上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次年，中国人寿就因为信披问题，在美国遭到了投资者集体诉讼。了解到这些风险后，中国国航方面的人士决定更加谨慎。

上市团队提出了新的建议，将 IPO 地点从美国转向中国香港与伦敦两地。何鲤和团队则对新市场的法律要求、风险作了评估，重新制定了新的执行策略。“ 911 ” 事件后，全球航空业持续低迷，尽管中国国航的募资额只有 12.3 亿美元，可它的顺利上市仍然成了这个行业在那几年为数不多的让人振奋的消息。

中国国航项目的成功，使得中国客户开始直接邀请这家华尔街律所参与主导项目，其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内的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等。此时，何鲤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律师正在参与历史。

中国在 20 世纪末启动的国有企业改制计划，何鲤以律师这一职业身份见证了中国金融机构从弱小到高居全球排行榜前列的过程。接下来两年时间里，全球十大 IPO 中有 4 宗来自中国，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神华能源。其中，中国建设银行先是以 95 亿美元的融资额打造了中国最大 IPO ，中国工商银行以 220 亿美元的融资额刷新了全球 IPO 记录，紧接着，中国农业银行又以 221 亿美元再次刷新记录。

“中国当时的项目都太大、太重要了，” 何鲤说，“当你有机会持续参与其中很多重大的决策讨论，这个和一个初级律师不断熬夜改文件的成就感是完全不同的。”

2010 年，在参与了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项目之后，达维中国接下了中国农业银行的上市项目，成为这家银行的上市发行人律师。在此之前，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有三家已顺利登陆资本市场，农行的上市成为了中国国有企业改制计划中金融领域的收官之战。

这自然是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的那种超级项目。现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后来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回忆说，如果当时上市失败，农业银行股改会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被视为一个教科书式的负面案例。他是当时农行副行长、农行上市的主要负责人。

时间格外紧迫。根据计划，项目从清明节开始启动，三个月内要完成挂牌。而一般情况下，中国香港上市的平均准备时间需要八个月至十个月。为此，农行还找了多达十六家投行，鼓励它们彼此竞争，并许下承诺，“将 1/3 的承销费当作奖励分给表现最佳的承销商”，一位参与项目的投行高管回忆。所有人严阵以待，他们还将办公地点搬到了北京东单的农行总部附近，为的就是只要一召集开会，五分钟内所有人就能到位。

作为农行的发行人律师，何鲤协助农行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辅导、准备上市的申报文件。他也是农行招股书的主要撰写人，他需要通过这份 “销售文件”，让国际资本市场为中国农行的故事买单。

对证券法律师而言，招股书是最能展示其综合能力的文件。一个企业要上市寻求资金，必须要这么一个 “销售文件”。在美国，一份招股书大概 100 到 200 多页，在中国香港要求则更繁复，招股书平均在 400 页到 700 页。

招股书的撰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需要依照境外监管体系的要求，对公司的财务、业务、行业、竞争态势、监管、风险进行全面精准披露，又需要凸显公司的投资亮点和潜质，吸引投资人购买股票。它要求法律、商业、财务、文字的基本功，也有无数监管的 “条条框框”。何鲤则要求自己和团队 “带着镣铐也要跳舞”。

回顾当时，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向全球投资人介绍这个项目，并把股票卖给他们。

农业银行是一家以服务 “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导向的巨型国企，是第一个讲中国下沉市场的大型项目——这里没有一个概念是当时的国际投资人熟悉的，连 “三农” 的概念都不了解，遑论喜欢。在过去，涉农的金融业务在国际资本市场并不一定被普遍看好，它被认为可能投资回报率低、风险管理困难。

何鲤和团队知道他们面临的工作非常困难，但意义重大。他不断翻查各类报告、做尽职调查，每天工作超过 14 个小时。在极度疲惫和繁琐的工作中，在和发行人、承销商一次次的头脑风暴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关键突破口：农行的分支机构中超过 50% 都开在了县城，对于金融服务而言，这不是一个缺陷，而是一座金矿。由此农行招股书打造了一个新概念：“县域经济 (County Area Banking)”，并以此来对“三农”这个词做了进一步诠释。

在中国，县城是连接乡村和城市的过渡地带。2010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还不足 50%，而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县域作为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节点，会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最重要的动力。” 何鲤在招股书中解释道。

作为主笔律师，他们创造性地在招股书增加了一个章节专门介绍中国的县域情况。何鲤将这个章节叫作为 “迷你招股书”，以增强国际投资者对农行未来发展潜力的了解和信心。

“（县域金融的概念）把此前投资人疑虑、看不懂的概念变成了一个亮点。”项目组成员、原摩根士丹利北京首席代表周熙说。他当时与何鲤一同参与了这个概念的创造。

2010 年 6 月底，农业银行上市路演期间，全球资本市场出现大幅振荡，美国股市连续两天分别下跌了 4% 和 3% ，新股发行频频破发，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股价也出现大跌。可最终，农业银行还是以 221 亿美元的募资额，成为了当时历史上全球规模最大的 IPO。

在连续参与了超过 20 多起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项目后，何鲤对律师这个职业身份有了更深的认知，也建立了极高的职业自尊心：律师不该是没有思想和情感的 “工具人”、也不该是某个唯唯诺诺的 “乙方”。

“我喜欢的一个概念是 ‘灰度’。” 何鲤说，“灰度意味着不确定性，但灰度也给人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机会”。

让何鲤作为一位律师区别于其同行的原因也许在其人格本身。何鲤生于知识分子之家，父亲是北大的语言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师。他出生在父母下放的地方——江西鲤鱼洲，这也是他名字的出处。1990 年他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

很难从何鲤的成长经历里推导出他职业选择的必然性。在他的成长故事中，至少能看到一个高速变革的时代如何为人的成长提供机会跑道。在北大学习期间，何鲤参与过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创作。他也是中国最早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读解摇滚音乐的人。他关于摇滚和大众文化研究的论文、对谈发表在《读书》《今日先锋》等九十年代最前沿的期刊上。

跟当时好奇的青年们一样，何鲤在国门大开的年代吸收着新思潮。一开始，他读海明威、弗洛伊德；后来被法兰克学派、新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所吸引。这些理论带着鲜明的批判和反思色彩，好像在和当下的社会情绪共振。

何鲤那时决定要走学术之路，做一个文化研究学者，沟通中外。他相信，“先进的文化理论可以促进社会变革，甚至能够改变人类命运。”

1997 年何鲤拒绝了在中国名气更大的哈佛等常春藤大学，选择了加州伯克利大学，创造性依然是一个关键词——这所大学是美国一系列新思潮的起点和中心，是美国最先锋、思想最前沿的大学之一。可在读博士期间，何鲤决定退学。因为他发现学术也是一个高度体制化的工作。

在彷徨了一年后，何鲤进了耶鲁大学法学院。正如他当时理解和后来实践的，“法” 是一门语言、也是一种武器。这条道路让他得以接触现实、改造现实。

当何鲤成为律师，过去生活和学习的底色将显示他在这个职业角色中不同于别人的地方，也帮助解释他为什么能有所成就，并且——这更少见了——受人尊重和喜爱。

金钟形容何鲤是，标准的 “古典” 律师——受过美国最正统的法律教育，来自华尔街最顶级的律所，稳重且体面，在意合作中关系的和谐，有超乎寻常的耐心，尊重他人，也高度自尊。

说话方式是最直接的体现。达维合伙人李然说何鲤会始终保持 “吐字清晰、语调平缓。” 很多同事觉得他的嗓音很有魅力。“他的声调让人觉得，只要有他在，再大的事到他那之后都能解决。” 李然说。

作为发行人的律师，何鲤在项目上是客户与投行、券商之间的枢纽。2010 年农业银行项目上，十六家投行都会找他探听公司领导的想法，但他 “始终可以平衡好所有人的关系，不偏向或者得罪任何一家。” 一位在当时参与项目的券商高层说。

这种高度稳定的人格是他与国有企业打交道时的优势。在那样一个体系下，“做中介最难的不是熬夜赶报告、做估值分析，而是管理客户预期、平衡好各合作方不出纰漏。” 一位原外资投行高管说。在入行只有五、六年的时候，何鲤已经能够在重大项目上主导会议，统筹与规划上市策略。一起坐在桌子旁常是四十多位来自投行、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的顶级精英，而其中的何鲤往往是企业高层最信任的中介方。

最好的律师都有自己成功的方法和手段。有的律师在意结果而不很在意姿态，比如为了拿项目堵在对方办公室门口。“以何鲤的性格，他大概率做不到。” 一位与何鲤有过多次合作的人士说。

何鲤获得企业家信任的方式是以很强的同理心，主动站在客户的立场去想问题。汉庭的创始人季琦曾说，“何鲤是我见过的最有商业头脑的律师。” 刚刚完成中概股破冰之旅的亚朵酒店创始人王海军则称何鲤是 “知己、战友”。

他平等待人，有的人只和 CEO 们做朋友，“何鲤可以跟所有人做朋友，这也是区别。” 金钟说。如果有人称他为 “您”，他会委婉地希望以 “你、我” 互称，然后再为自己尤其介意这一细节而抱歉。

一位曾与何鲤有紧密合作的外资投行负责人说，何鲤是少有的、主动承担超出职责之外事务的律师。在他亲历的几次项目会上，投行、审计师们因为客户的刁钻质问而沉默不语时，何鲤站出来打破沉默，回答那些问题。时间久了，客户信任他，在项目遇到障碍时，“几乎每次都让他最先发表看法。”

极少人见到过何鲤发火。可如果他当众发火，那是因为他需要发火。在有些谈判桌上，他会策略性地发火，表达态度，但不激化矛盾，让谈判和讨论往下推进。

如果说何鲤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这个人似乎总在控制自己，显得不太放松。一次重大项目上，一位年轻的律师犯了低级错误。时值中国香港潮湿闷热的夏季，所有人的神经高度紧张，极度疲惫，何鲤将桌上的可乐罐用力砸了出去。很多年后，一位券商依然记得这个片段，“何律师也会发火的。” 他说。不过他印象更深刻的是那个可乐罐精准地落进了垃圾桶里。

“多数人是拿所在公司的牌子去谈客户，” 金钟说，“但何鲤自己就是块牌子。”2011 年，何鲤升任达维合伙人，在律所的业务方向和组织管理上拥有了话语权。

人们通常只关注律所合伙人的法律技艺，可实际上，当律所面对更大规模、更复杂的业务，对合伙人的能力要求显然更高了。虽然何鲤在采访中一再强调达维平台和团队的重要性，然而在这个不断变化、挑战重重的时代，合伙人的领导力、判断力至关重要。“这是有何鲤和没有何鲤的区别。” 他的一位同事说。

从中国国航的项目开始，何鲤参与了众多中国大型国企改制、境外上市与并购项目，客户涵盖了中国最大的几家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能源集团、航空公司。这与达维，以及多数纽约顶级律所一贯的核心策略一致——不追求数量，而是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承接体量最大和有广泛影响的项目上。

不过进入 2010 年，民营企业尤其是新经济公司迅速崛起，成为这个时代最有活力的商业机构。达维没有在第一时间踏上这个浪头。在中国，国有企业项目规模庞大，尽管复杂，风险却小。接新经济公司的项目对律所来说无疑要冒不小的风险，它们可能高速成长，但前景的确定性却不一定清晰。

一些来自美国西海岸律所的律师嗅到了先机。他们常年接受硅谷文化的浸润，知道新经济公司的潜力，也知道成功拿下这类项目的门道——早在 VC 阶段就开始陪伴与帮助创始人成长——他们更早地摘到了果实。

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前十年时间里，达维错过了包括拼多多、小米、bilibili 等重要公司的上市项目。这些项目都被另一家华尔街律所世达 (Skadden) 握在手中。

何鲤不是意识不到变化正在发生。2011 年前后，随着巨型国企陆续完成上市，来自这个方向的大项目开始持续减少；律所招聘时，他听见年轻人口中谈论着感兴趣的企业都来自互联网行业；毋庸置疑，新经济企业在人们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他曾经尝试接下了开心网、去哪儿这样达维之前接触甚少的互联网客户。2013 年，去哪儿在美国上市，但募资额只有 1.92 亿美元，三年前的农业银行是它的 115 倍，创了当时全球募资记录。

行业变化来得比想象中要快。第二年，阿里巴巴就以 254 亿美元的募资额打破了农业银行创造的全球记录，并成为了市值最高的中国企业。阿里当时的法律顾问是盛信律师事务所 (Simpson Thacher)。

无法视而不见，何鲤决定拉近律所与新经济的距离。他扩张了达维在大中华地区的团队，要求团队的律师们都去学习新的业态，在行业的生态圈里交朋友。

何鲤发现挑战非常具体：“在民营企业项目里，‘人’ 在这类企业中的影响力与决策力更重要，而影响 ‘人’ 的因素很主观，也很微妙：可能与创始人认为律所是否足够了解自己的企业有关、可能与律师和创始人的关系远近有关、还可能因为企业的投资人在关键时刻的一句话有关。”

2018 年，何鲤给达维在中国资本市场的业务上划定了三个新方向：新消费、产业互联网与生物医药。他预见消费互联网后继乏力，团队应该提前在新领域投入精力。为此，达维连续提拔了几位优秀的年轻合伙人。

转型的成效立竿见影。短短几年中，达维几乎包揽了这三个领域中的众多标志性项目——在新消费领域，有泡泡玛特、海伦司小酒馆、奈雪的茶；在企业级服务，有金山云、明源云、涂鸦；在医药，从港股 18A 的生物制药和器械，到医疗数字化服务，达维占了很大市场份额。2013 年，达维只完成了两家新经济公司的上市项目，而 2018 年至 2021 年，达维平均每年都能承接数十个项目。历经几次搬迁，达维北京办公室在国贸二期几乎占了一整层。

何鲤在新经济企业上投入了超乎以往的精力。

2020 年初，瑞幸咖啡自曝财务造假，而何鲤正担任这家企业的公司律师。时值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公司面临美国监管调查、股东诉讼、债权重组、管理层动荡、国内外舆论等等内忧外患。

何鲤的认为在艰难的时刻更要做正确的事，特别是对于被放在聚光灯下的中国企业。他调动了达维全球各地办公室的专家帮助瑞幸自查、与美国证监会谈判、与债权人谈判、与股权持有者谈判。要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和诉求中找到平衡，帮助企业度过危机的同时，整改提升公司治理架构和与资本市场的沟通，每一步都十分紧迫。

一位知情人士回忆，公司经历了无数马拉松式的董事会。何鲤需要从头到尾保持冷静。按他自己的话说，“职业人士多多少少都很好强。但当我走进一个线下的会议室或线上的视频会，可能首先想的是怎样聚合每个人的能量。解决问题最重要，而不是简单的对抗。”

“我和公司的管理层一直互相勉励——不管多难，从这一刻开始，公司后面每一步都要走对、走稳。” 虽然挑战重重，但是瑞幸咖啡重新走上正轨，成为全球商业史上罕见的翻身案例。

狂热的 2018 年，中国去境外上市的公司数量骤然上升。在香港交易所，最多的一天，四面开市锣由八个公司在上市仪式上分享。根据全球数据公司 Dealogic 的数据，2010 年赴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数量为 39 家，此后便一路走低。然而 2018 年一年就有 63 家中概股在美国上市，在中国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则达到了 102 家。

达维在一年时间里接了多于过去若干倍的上市项目，何鲤每两三天就要飞行一次。而常年在浪潮中感受温度，何鲤隐约感到这种 “盛景” 难以持续。

“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背后都是基于一种共同利益，但共识不一定永远存在。” 何鲤说。

全球化趋势逆行退潮，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美之间贸易战逐渐升级，全球经济下行，消费互联网虚高的估值神话走向破灭。在宏观经济、资本市场、监管的多重压力之下，中概股 IPO 项目的数量正在飞速地下降。从 2021 年 7 月至今，只有亚朵酒店一家规模较大的中企成功赴美上市。

何鲤明白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成就如何受益于中概股，也知道中概股是一个时代阶段性的产物。

“过去 20 年，很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在资本市场上选择了 ‘远走他乡’。企业的迁徙，无非是追求安全、能成长的栖息之地。对于企业的经营和资本之路，无论是出海还是留在内地，最需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稳定、可预见的法律、政策环境。当下激烈变化的时代给各个国家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有韧性的国度，咱们的普通劳动者、职业人士、企业家都分享着共同的文化根基，聪慧、务实、坚韧。我期待着有一天咱们能培育一片枝繁叶茂的沃土，不仅吸引国外的企业来做生意，资本来投资，也能吸引国外的独角兽来上市。”

随着社会和商业的演进，当今的世界有了越来越细分的专业和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 ——审计师、银行家、律师、投资人、精算师、医生、税务筹划。何鲤观察到的是这个群体的分裂。“一方面，这些工作外表光鲜、收入稳定；另一方面，很多职业人士都感觉自己被包裹在巨大压力中。就像在黑暗的隧道中，方向是被划定的，远处的光很飘渺，而自己只能不停地跋涉，不能停歇，不敢犯错。” 努力学习——名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很多职业人士是成功的 “别人家的孩子”，却不能在这个角色之外，有一个完整的自我。

何鲤看到不少前辈、同行离开了律师行业，去别处追寻意义。

同是耶鲁毕业的蔡崇信很早就加入了阿里巴巴。一手带何鲤入行的新加坡华裔律师陈硕茂就在 2011 年离开达维回国从政，成为当时新加坡国会里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议员；何鲤原来在达维的合伙人陈翊庭为了中国香港金融市场的未来加入了香港交易所，现在担任COO；同是达维走出的李小加则在担任了香港交易所的总裁后毅然创业。也有杰出的同行去了企业做 CFO ，或转型投资人，看起来都是明智的转身。

何鲤也常常打量自己的职业生涯。他提到一本书《精英的陷阱》。作者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柯维茨，他认为精英们一方面通过精英教育体制把机会向自己的阶层集中，但另一方面，因为担心阶层的陷落，他们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工作以获得某种安全感——比如今天的银行家每天通常需要工作 12 到 14 个小时，而十几年前这个数字低于 7。

从初级律师开始，何鲤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有时他感到身心疲惫。这份工作让人处于极度高压之下，有一次，他连续加班从印刷商的办公室出来，恍惚疲惫到差一点被车撞倒。他看到年轻的职业人士如他早年一样挣扎于沉重繁琐的案头工作里。被工作裹挟，身边的人已经没有四季的概念，每个人都只关注 Q1 、 Q2 、 Q3 、Q4 的财报日期。到了 7 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夏天到了，而是半年报的时间来了。他发现很多年轻人称工作为 “搬砖”，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 “事业”，只有 “打工”。

“搬砖，” 何鲤琢磨到这个流行词，由它联想到另一个故事——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每天推一块石头往山顶上走，在山顶上石头滚下来，他再一次地把石头推上去。年轻时他更注意到这个故事荒诞的部分，现在他在尝试理解这个故事更深的含义。他发现，作者加缪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清晰地知道自己命运中有这样一种处境，西西弗斯支配了自己的荒诞。” 这让何鲤深思自己的处境。

“人需要在工作中寻找价值感。律师可以是社会演进的参与和推动者，也可以是时代洪流巨变的近距离观察者。即使是为自己和家人打造安稳的生活，也是了不起的意义。关键是自己要认同。就像跑步的人常说的——痛在所难免，痛苦却是选择。对我自己而言，现在就想一点一点做好在达维手头的事，每天繁复的工作也是对个人性格和能力的打磨。”

对于律师 “造雨者” 这个称呼，何鲤说，“其实没有个人能造雨。好雨知时节，那是万物运作的结果。《秋水》中的河伯天真地以为 ‘天下之美尽在己’。在大海面前，我们每个个人最多都只是一滴水，但人不因渺小而失去意义。”

顺流、逆流，每滴水终究要向前游，和其它的水滴碰撞出水花。他平静地看待当下，“不能说乐观，但肯定不悲观。” 他相信全球化是最终的趋势，人类必须为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合作，而法律和金融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创造力不可能不让它融合，资本不可能不让它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