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度人，12岁被拉去结婚，16岁打工，靠会中文支撑起全家生活

2022-06-02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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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拍》第300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叫马怒，印度人，在外贸行业工作很多年了。我16岁的时候一个人出国工作，泰国曼谷、中国的香港、台湾，还有内地的成都都待过。因为很喜欢吃中餐，回到印度后我开了一家酒店和中餐馆。2018年、2019年生意最火的时候，很多中国游客都慕名而来。

2020年开始，新冠疫情在印度也变得非常严重，我的酒店和餐厅没有了客源通通倒闭。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寻找新的机会。有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许多带有猎奇色彩的印度视频，忽然想到自己可以利用会说汉语的优势，转型做中文视频博主。

从那以后，我开始用客观中立的视角记录真实的印度，很多中国朋友都喜欢看我的视频。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也因此在疫情中保住了。

我和印度的小朋友在逗猫玩，这两年，我经常会去街头拍摄。

我是印度北部人，家乡在拉贾斯坦邦的首府斋普尔市。那是一座旅游古城，不过，我小的时候并没有逛过城里的任何景点，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我父亲是从农村出来的，他靠卖掉家里的几头羊换来第一桶金，用这笔钱在城里摆摊卖奶茶，后来又做起了服装生意。

刚进城的时候，我和父母还有三个哥哥挤在三十几平的出租屋里。没几年，父亲的生意火了起来，为我们家买下一幢新房，我也被送去了一所高级私立学校念书。

在那里上学，每年要花费两万多卢比，相当于两千元人民币左右。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在印度是很大的一笔钱。学校各方面的服务自然都很好，教室干净明亮，食堂的饭菜也好吃，让我觉得上学是一种享受。

我穿着校服，在家门前拍的照片。

不知道为什么，从1995年开始，父亲的生意走起了下坡路。为了省钱，我不得不转学去政府办的公立学校，学费每年只要四五百卢比，相当于以前的五十分之一。学校里到处都是脏兮兮的，没有桌椅，上课就坐在地上，夏天也没冷气，连一口干净的水都喝不上。刚转过去的时候我心理落差实在太大，感觉像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我没有心情念书，回到家爸妈问我老师讲了什么，也是一问三不知。他们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两年后又给我换了一所价格适中的私立学校。这所学校老师教得还不错，我逐渐摆脱浑浑噩噩的状态，成绩有了回升。

12岁的某一天，还是学生的我跟着父亲去参加婚礼。父亲的一个熟人牵着匹白马走过来，让我坐上去，我问他为什么要坐？他指着旁边一个比我小的女孩说，“她是洗衣服的（童工），你们两个结婚吧。”原来骑马就是当新郎的意思，我被吓得大哭，说自己才12岁，都不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就让我娶老婆？那人想来拽我，我甩开他拔腿就跑。

在当时的印度，十二三岁结婚是很常见的事情。我无比确信，如果那天真的被拉去结婚，我的人生就完蛋了。我能够逃过一劫，除了自己态度坚定，也依赖父亲的尊重。他是碍于情面将我带到婚礼上，当我表达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便坚定地告诉那些大人，“结不结婚马怒说了算，我不可以逼我的小孩。”我父母没读过什么书，但他们都明白教育的重要性，希望我能够一直读下去，不要跟他们一样，对家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我升高中前拍摄的证件照。

当我读到高一的时候，家里情况越来越不好了，父亲那时候已经六十岁，每天要一个人搬运很重的货物，再骑着三轮车到很远的地方交货。就算他什么都不说，我也能感觉到他的痛苦，于是我对父亲说：我不想读书了，我想帮你们挣钱。

想不到父亲大发雷霆，把我狠狠揍了一顿。接下来的三四天，他和母亲轮流打我，可我就是死不松口。我的想法是，等大学毕业再出来工作的话，家里还要过很多年苦日子，就算他们等得起，我自己也不忍心再等了。最后父母犟不过我，只好由我去了。

父亲和朋友的合影，右边戴头巾的是我父亲。

辍学那年我16岁，因为看起来挺有力气，我在一家中国台湾人开的外贸公司里找到了工作。我每天干的都是打包、搬运、打扫卫生的体力活，每月工资2500卢比（合人民币200多元），这在当时的印度已经算很不错了。

2004年，公司计划在曼谷开店，问谁愿意去那边工作。一想到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待上好几年，同事们都怕了。其实我也害怕，毕竟我从没出过远门，完全想象不出外面的人怎么说话做事，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可模模糊糊的，心底有个声音告诉我，出国能得到更多机会。不管这机会长什么样，只有先抓住，未来才有变好的可能。所以，我鼓足勇气报了名。

印度虽然被英国殖民过，不过普通公立学校当时也没条件开展英语教学，我在私立学校念过书，是印度办公室里唯一会说英语的人。到了曼谷我才发现，英语并不怎么派得上用场，当地人都说泰语，我完全听不懂，工作上也是一头雾水。

我刚去的时候货还没从印度运过来，每天不知道干嘛，想给家里打电话也不懂怎么操作。后来我总算在一个市场找到了印度人，他叫我去买一种电话卡，打回国会比较便宜。那天晚上我给家人打电话，一接通我就忍不住哭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只好不断重复，“不哭不哭，会好的。”异国他乡的夜晚实在难熬，我都不知道自己眼泪有这么多，几乎每天，我都要哭上一两个小时。

三个月后门店开业，很多中国客人来批发女装，我这时候才有心思投入工作。我一边学泰语，一边学中文。白天听到人家说了什么，就把读音记在本子里，晚上再找人问这些都是什么意思，正确的写法是什么，第二天我会刻意使用新学到的词句。蹩脚的发音经常惹来笑话，我并不介意。要想不被饿死，脸皮必须厚一点。

我在曼谷的出租屋里，整理即将上架的女装。

就这样过了一两年，我和中国客户交流起来已经不成问题，也结交到了一些朋友。小时候我看过成龙和李小龙的功夫电影，感觉好像每个中国人都可以飞檐走壁。跟中国朋友混熟以后，我忍不住问他们，“你会飞吗？可以给我看看你的功夫吗？”他们告诉我，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就像不是每个印度人都会跳舞一样。

2007年，我得到了一次去中国出差的机会。本以为中国和印度差不多，没想到踏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街上也很干净，几乎看不到动物。而在印度很多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牛、骆驼、猴子。

我们街上的牛，在翻垃圾堆吃菜叶。

中国的美食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在成都吃麻辣火锅的时候，我忍不住感叹，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如果能每天都吃就太好了。我的台湾老板之前告诉过我，说在中国如果不吃完碗里的饭，就是不尊重食物。我默默记下他的话，没想到第二天却闹了个大笑话。

当时我们一桌有十个人吃饭，老板问我吃什么，我说蛋炒饭，他们就做了十人份的蛋炒饭。我觉得是我点的嘛，一定要全部吃完。别人聊天谈生意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埋头苦吃。聊完之后他们问我，“米饭呢？”我说我吃完了，大家都笑得不行。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把十个人的份量都吃完了。

在成都待了半个月，我又出差去了香港和台湾。香港节奏快，非常国际化，天南海北的人汇聚在这里，每个人看上去都急匆匆的。台湾是另一种气质，人们安安静静的，相处方式很温和，我在那边一待就是两年。

2010年前后，我在香港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去了台北。

外贸这份工作强度很大。我在台北的时候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一睁眼就有铺天盖地的事情砸过来。订货、采购、查货、发货、收钱、售后......每个环节我都要管。美国那边的客户跟我们昼夜颠倒，我也只能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我都没空坐下来好好吃饭，只能在路上随便买点饼干面包填肚子。

每个月到手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两千多，我基本都转给了家里，只留一点点供自己吃喝。从台北回到曼谷以后，原先在市场里认识的朋友都觉得我过得像个苦行僧，没有娱乐和消费，更别说谈恋爱。他们很多都已经结婚，生了小孩，但依然会在外面泡妞，到处勾搭小姐姐。

我非常讨厌他们对女生的这种态度，好像女生在他们眼里只是个东西一样，占有越多，就越骄傲。尤其在我们那里，教育没有普及，加上宗教思想的影响，女性地位一直比较低，如果一个女生晚归或者衣服穿得少，人们就会觉得她不正经，被强奸也是活该。

我做视频博主之后，曾去请教懂法律的朋友为什么印度强奸案频发。

我父亲已经算比较开明的人了，但他生起气来会把我母亲打得很惨。我理解他养家辛苦，可我母亲也是人啊，她照顾我们同样辛苦，还要承受丈夫的暴力。出于对母亲的同情，从小我就觉得人类里面最值得尊敬的就是女生。如果有一男一女遭遇困难，我一定会优先帮助那个女生。如果碰到真心喜欢的女生，我就不会再多看别的女生一眼。

2012年回印度参加哥哥的婚礼时，我遇见了这样的一位女生。她是我妹妹的朋友，我一见钟情，加了她的facebook以后天天聊天，没多久我就表白了，但对方没有回应。后来我又问了几次，每次都很直接，“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我性格就是这样，不喜欢绕弯子，毕竟机会不等人。

她答应跟我在一起之后，我们每天像两个小孩一样讨论要吃什么玩什么，去哪里干嘛干嘛。聊到第三个月，我说我想跟你结婚了，可以去你家跟你爸爸说吗？她说好。结果去了之后，她爸妈觉得我做生意跑来跑去很不稳定，他们想找一个在政府工作的女婿。我搞不懂这有什么问题，他们的女儿跟我在一起很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可惜最后，我们还是分手了。

失恋两年后，我又经历了一次失业。当时我妹妹结婚，印度这边习惯女方给男方很高的嫁妆。我为此跟老板提出加薪，却被拒绝了。过去六年我的工资一直没有涨过，换算成人民币只有2500元。有些比我后来公司的泰国人都能拿到3500元，可明明我才是干活最多的人，我会说多国语言，能跟各地的供应商交流，不断奔波，节假日不休，跟家人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薪资应该要有五千才算正常。

我越想越觉得不公平，于是提出了离职。那一天是8月15日，印度的独立日，也是我离开公司的独立日。失业后我又哭了几天，感觉自己的世界归零了，也不知道今后可以做什么。

回到印度，我尝试接了一些给中国游客做翻译的工作，一次两三百块。“这是琥珀堡，那是风之宫，有几百年历史，有多少扇窗户，窗户上又有什么特殊的构造......”同样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很快我就感到厌倦。

这是我做旅游翻译时经常介绍的一个景点，斋普尔最出名的建筑“风之宫”。

2014年年底，成都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月薪八千的国际客服工作，我毫不犹豫地飞了过去。买完机票兜里本来就没剩多少钱，还要自费买工作服，住宿只能选最便宜的地方。

成都的冬天很冷，睡了一晚上我就感冒了。第二天上班还要不停地打电话，八个小时都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出去一下就会有人跟领导告状。我实在不能忍受这种状态，待了四天就忍不住买了回程机票。

虽然找工作不顺利，但起码我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我不喜欢每天像机器人一样做重复又无聊的工作，还是想做生意，我享受跑来跑去的感觉。

以前在机场的照片，因为做外贸，我出差坐了无数次飞机。

2016年，弟弟过来给我帮忙，我们俩合伙做起了国际物流业务，帮客户把货从印度运往中国。期间我结识了一个中国小姐姐，她在印度做服装出口，经常需要发几十公斤的货到中国。一来二去，我被她吸引了，跟着了魔一样，生意也没心思管，天天像跟屁虫一样，她去哪我去哪。

认识的第六个月，我跟她表白，她没有明确答应，也不反对我继续跟着她。我以为她对我没意思，但她又总在事业上给我帮助。直到2017年，她终于同意和我在一起了。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陆续有中国的物流企业进驻印度，眼看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又开始筹划转型。2018年，我在家乡斋普尔开了家酒店。因为特别喜欢吃中餐，没多久我又和一个中国朋友合伙开了家中餐厅。我特地请来一个中国厨师，他做菜味道一绝，我每月给他的薪水高达一万五千人民币。

我们餐厅的菜单，都是一些特色的中国菜。

很多中国朋友认识我，也信任我，他们体验过觉得很好，一传十十传百，名气就这么起来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做成了大众点评上斋普尔排名第一的中餐厅。逢年过节，我会搞些免费请游客吃饭的活动。合伙人很不赞同，他说没有这样做生意的。但我希望我的餐厅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大家开开心心地聚在一起，钱以后总有机会赚回来。

结果2020年新年前后，中国出现了新冠疫情，我每天刷新闻，看到确诊人数直线上升，很多人都抢不到口罩。于是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印度口罩充足，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很快，一个中国的志愿者朋友跟我订了几十万个口罩。我和弟弟火速去新德里的药店批发，转两趟机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联系快递公司通宵发货。口罩我卖得很便宜，单个利润就几毛钱，因为数量巨大还是有些利润的，我都拿去填补了餐厅和酒店的亏损。

我从印度采购的3M口罩，连夜发往中国。

到三月份的时候，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封闭国境，电子签证不再有效，国际航班也都停飞了。有些滞留印度的中国游客被当成病毒携带者，很多餐厅酒店都拒绝接待。后来他们找到我。我想反正酒店空着也是空着，吃饭不过是多几双筷子的事，就免费收留了他们。虽然我是一个生意人，可我觉得积攒人情比挣钱更重要。

那次全国封城长达三个月，我独自承担了封城期间的房租，还想着如果继续营业就付一笔钱给合伙人，买断经营权。但现实却是疫情反复折腾，失去客流太久，最后酒店和餐厅都没能逃过破产倒闭的下场。关停以后，我哭了三天，心疼这么多心血打了水漂，非常焦虑如何养活自己一家人。

2020年疫情期间，员工在给餐厅清洁消毒，那时候已经没什么客人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中国朋友看到了我之前在抖音随手拍的视频，他们觉得我中文说得很好，想要跟我合作。我想起之前有个网红来餐厅吃饭，因为他的一条视频，当天就多了50个客人。如果我也能变成网红，今后应该不愁没有生意。

看到这个方向后，我重新振作起来，努力更新视频，还在朋友圈卖起了我们印度特色的彩宝首饰，总算有了收入支撑全家人的生活。

本来我觉得自己运气不好，热爱的事业刚有起色就被迫中断，但当我用镜头去记录底层民众的生活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算比较幸运的那一类人。病毒、蝗灾、洪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穷人丢了饭碗，住在高架桥下，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我们的城市，被病毒和洪涝侵袭。

2020年10月，我父亲突然食欲大减，嗅觉味觉通通失灵，我怀疑他感染了新冠肺炎，和弟弟一起带他去拉贾斯坦邦最大的公立医院，医生没做任何检查，就说确定不是新冠肺炎，开了一些普通感冒药便打发我们走了。

我们不放心，又电话预约了另一个医生上门检测，做了咽拭子和鼻拭子之后，父亲被诊断为轻微的登革热。我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没想到医生开的药吃了一周，父亲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呼吸困难的地步。我们赶紧带他去另一家医院，这次确诊为新冠阳性。

之后两三个小时，他的血氧浓度一跌再跌，医生说要赶紧住院，公立医院没有床位，我们只好联系私立医院。国家规定私立医院每天最多收9000卢比，而这家医院的ICU每天收35000卢比，还不包括给工作人员的小费。当时我脑袋嗡嗡的，也没心情讨价还价，毕竟什么都没有亲人的生命重要。

我和弟弟带父亲去公立医院时的照片。

父亲在住院，家里的狗和猫也跟着生病，我每天心烦意乱，工作还不能落下。一周后，父亲的病情稳定下来，总算撤掉了呼吸机。我尝试打电话投诉这家医院超额收费，转了几次线，也没得到有用的回复。

弟弟怕惹来麻烦，劝我不要再打。听说还有很多收费更贵的私立医院，每天大概要花5万—8万卢比。据我所知，政府工作人员的月薪也就2万多卢比，我实在想象不出其他老百姓得了这个病要怎么办。

父亲出院后不久，我们迎来了印度最盛大的节日——排灯节。一家人开开心心地聚在一起，穿新衣服，戴金饰，点亮油灯祈福，在院子里随性起舞，黑夜都被灯光照得像是白昼。排灯节起源于《罗摩衍那》里的神话故事，它象征着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那一天，我由衷希望新的一年能朝着光明、繁荣的方向行进。

在印度，排灯节的热闹程度堪比中国的春节。

然而，2021年春天开始，疫情开始在印度愈演愈烈。4月下旬的时候，每天新增病例在30万以上。医院没有床位，没有氧气，很多病人都躺在地上。病人去世以后，叫殡葬车要等6个小时，排队火葬要等8小时以上。

我们开车去火葬场，看到烧人的木头堆得像山一样高。我的一个朋友说，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世界被僵尸袭击了一样，碰到别人，那个人也会立马变成僵尸。

疫情失控和庆祝节日、选举这种聚众活动有很大关系，比如上百万人不戴口罩，跑到恒河沐浴。而且很多人根本不相信病毒真的存在。我农村老家的一个伯伯感染新冠去世了，弟弟去参加葬礼的时候，发现村民都不戴口罩，也不懂得要保持社交距离，更别说用什么消毒水。很多人在家中静静死去，没有登记，自然也不会出现在新闻数字里。

疫情期间的火葬场。

说实话，病毒再怎么肆虐，最有钱的那批人还是可以活得很好。我认识的一个超市老板，封城期间还能买车买房，得病了有医生上门给他治疗，没多久就康复了，还去迪拜玩了一圈。普通人就完全不一样了，活着备受煎熬，死了也不能体面。

我知道一味抱怨没有用，所以我决定去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那个时候制氧机在中国大概卖1000元人民币，出口到印度这边，却被一些人炒到6000—8000人民币，穷人根本用不起。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朋友以后，他从中国订购了2500多台制氧机，我自掏腰包买了其中的20台，免费借给了那些无法在医院得到救治的轻症患者。

收到从中国订购的制氧机，我马上开始试用。

在印度经历的一切，我都在视频里记录了下来，有些印度同胞觉得我是在抹黑自己的国家。扪心自问，我觉得我的视角还是比较客观的。首先我们得承认中国发展得挺好，爱自己的国家不代表盲目自信。印度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在疫情这面放大镜下，我不可能视而不见。我的一切质疑，都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好。

很多外国人来印度都喜欢展示脏乱差的一面。我也会告诉中国观众，我们印度有现代化的一面，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街头传播嘻哈文化，商场里有干净的厕所，干净的餐厅，不是每个人都蹲在路边吃手抓饭。每次有网友问我是什么种姓，我从来都回答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印度人，不在乎什么种姓。我觉得无论在哪个国家，只有好好工作，更好地生活，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