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印度人口即将赶超中国，如何解读联合国人口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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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孙滔

2022年注定将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节点。自2022年起，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印度人口明年将赶超中国 ，成为第一人口大国。”联合国于7月11日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这一结论让国人五味杂陈。

事实上，这份人口预测报告内容丰富，只有细究才能对其有全面认识。在人口专家看来，过去的《世界人口展望》高估了中国人口趋势。尤其是在上次的2019年版《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中方案的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降到了1.4左右，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1.4个孩子，这就让印度人口超越中国的时间提前了4年。

区区2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沿袭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人口预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已经有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今年3月，陈卫向国家卫健委提交了一份名为《中国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预测》的报告，其预测结论接近联合国的报告。与联合国报告一样，陈卫预测也利用了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其结论是，中国人口到2100年将下降到8.1亿，而联合国报告的这一数据是7.7亿，二者极为接近。

陈卫从事社会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研究多年，在生育与生育政策、人口统计预测等领域著述丰富，也多次参与国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卫曾多次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环球科学》就上述问题对陈卫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访谈文字整理。

《环球科学》：从专业角度，如何看待这份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

陈卫：这份报告有很多内容，一是全球人口今年会达到80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全球人口实际上还是处于比较快的增长当中，尽管增长率比以前下降了，但因为全球人口基数很大，所以增量并没有下降，每年出生的人将近1.4亿。

第二，全球人口增长率第一次降到了1%以下，2022年降至0.84％，比以前大幅度降低了，因为最高峰的时候是20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全球人口增速超过2%。

第三，各个地区的人口趋势差异非常大。有三类情况，一类是非洲和西亚一些国家，至今生育率非常高，但死亡率也比较高，寿命较短，这些国家未来一、二十年面临的是人口快速增长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另一部分国家是生育率在下降过程当中。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是这样的，包括印度，这些国家迎来了所谓的人口红利（这是中国以前经历过的、现在仍然在该过程中但是快要消失了），他们的生育率开始下降了，老龄化还没有凸显，所以整个人口当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升高，这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再一类国家就是多数国家，全球60%的人生活在低生育率国家，包括欧洲、北美、东亚等地区。低生育率是指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每对夫妇生2.1个孩子，在长期上人口会不增不减，那么只要一直低于2.1，人口就会长期下降。世界上现在多数国家和地区是很低的生育率，而且这种低生育率已经持续几十年且没有明显回升，尤其是东亚地区，韩国、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而且看不到未来会有明显上升恢复的前景。这些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会很快，人口会出现负增长，日本已经是负增长了，韩国很快也要负增长，中国从2022年开始进入负增长。

不同的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都是很不相同的，不同国家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也不一样，所以全球报告发布的信息主要体现了这样一种很大的差异，且差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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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科学》：与2019版相比，2022版的联合国人口预测有什么区别？

陈卫：相比2019版预测到2100年增长至109亿，这一版的预测到本世纪末全球人口少了5亿人。在2019版的时候，在本世纪内世界人口不会达到顶峰，而是会继续增长，但是2022版大概在2086年达到104亿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了。

其中，中国人口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上一版报告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下降到10.65亿，但是这一版的预测是7.7亿，比上一版少了将近3亿人，而全球人口在2100年的数据比上一版也不过少了5亿人。

这个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水平，也就是总和生育率的差异。《世界人口展望2019》的中方案假设2020年到2050年的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到1.8，而新版中2022年到2050年总和生育率为1.18到1.39。

在联合国报告发布之前，也就是今年的3月份，我参与了国家卫健委组织的人口预测研究工作。我用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普查数据做的，跟联合国的预测结果差不多，也就是从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我的中方案大概是中国在本世纪末人口为8亿。

中国近年来的生育率降得非常快，2021年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生育率，而是公布了出生人数，我估算了一下，相当于1.16的总和生育率，现在除了韩国，中国是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环球科学》：东亚地区尤其是韩国、中国台湾这些地区的生育率特别低，这个背景是怎样的？

陈卫：生育率的下降是现代化的结果，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提高会导致生育率下降，但是东亚地区为什么降低更多，澳大利亚学者提出来2个解释。一是性别不平等，就是东亚地区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是全世界性别最不平等的地区，这样对于女性就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二是这些地区工作时间特别长，压力特别大，加上近年来房价很高，而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很高，这就等于是相对贫困了，他们就没办法考虑结婚、生育。（编者注：7月，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了2022年度的全球性别平等指数。146个经济体中，东亚地区排名均不理想，韩国排名第99位，中国排名第102位，日本则是第116位。）

《环球科学》：到2050年的生育率，2019年版本中国总和生育率按照1.7到1.75来算，到了2022版就是1.18到1.39的生育水平，为什么2年时间就出现了这么大的差异？

陈卫：这是因为参考的中国人口数据不同。2022版考虑了2020年人口普查和2021年国家统计局新公布的出生人数，这样总和生育率就很低了，因为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是1.3，2021年总和生育率是1.16。

中国现在进入婚育年龄的主要是90后，他们是上世纪90年代生的，那时候正是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时期，而低生育率是有传递性的，就是说父母生育少，儿女的生育率可能也会低。

还有一个原因，中国90后的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这是高等教育扩招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必然会导致婚育推迟，这是很重大的原因。

再一个就是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中国城市化飞快发展，第七次人口普查有3.76亿流动人口，比美国总人口还要多，人口流动也会降低生育。

然后是生育意愿。中国的生育意愿我觉得在全球可能是最低的，包括日本、韩国的生育意愿大概是2.5的样子，也就是每对夫妇希望生育2.5个孩子，这点特别有意思，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意愿在2以上，只有中国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低于更替水平，为1.8。我觉得中国民众可能已经习惯了、内化了一胎政策时期建立起来的低生育率观念，无法扭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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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科学》：你之前提到过做人口预测最重要的是数据的准确性，如何理解数据的重要性呢？

陈卫：中国的第七次人口普查花了很大力气，用了很多现代化的手段，通过大数据以及与其他部门的行政记录对比，包括把身份证号码都放在普查表里，确实克服了以往很多漏报的情况，所以这次普查的数据准确率是比较高的。比如，很多政府部门有人口数据，可以相互来匹配、检查核对，尤其是跟公安部身份证登记数据的核对。

以前的数据不准确，主要体现在10岁以下的婴幼儿群体的漏报，这个漏报可能会达两、三千万。这跟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人们为了躲避行政处罚或男孩偏好会瞒报漏报。还有一种情况是老年人，可能已经去世了，但是户口并没有销，其中包括一些家庭为了继续领养老金而瞒报。

《环球科学》：做人口预测的时候，哪些重要的参数是必须要考虑的？

陈卫：一般说来，人口变化有3个要素或原因：生育、死亡、迁移，所以我们预测的最重要的参数就是这3个。当然，还有一个重点是人口基数，就是各年龄、性别的人口数据。这是基础，然后再加上参数的合理设置。

实际上人口预测有点像算命，长期上谁都说不准，但预测一、二十年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人口的规律很强，要比经济预测准确得多，但是未来的很多事情无法预料，比如万一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包括现在的新冠疫情也是突发的。新冠疫情带来很大的影响，如美国的预期寿命下降了，而中国的生育水平降低跟新冠疫情也有关系。但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它自己比较稳定的规律，基于这种规律的趋势在近期内是可以预料的。

《环球科学》：除了生育、死亡、迁移这些主要因素，其他因素比如说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和房价，这些因素的权重在做预测的时候会有什么考量？

陈卫：我们会根据理论和经验构建生育模型，会考虑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城市的房价、生育养育成本等因素。但这些因素很难设权重，因为这些因素有的是属于不同层次的，有的并不是长期影响，所以我们要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参照中国一些发达地区经验，或者根据各个领域专家的判断，来调整模型。

《环球科学》：各个国家的人口预测参数差异很大吗？

陈卫：对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因素的考虑都差不多。不过有些国家文化或宗教影响比较大，比如一些伊斯兰国家；有些国家国际移民影响特别大，比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而中国基本上不受国际移民的影响，可以忽略。

《环球科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人口预测？联合国要做全球的人口预测，每个国家也会做各自的人口预测，中国每个省市区也要做自己的人口预测，这些预测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陈卫：人口预测有2个方面的作用。

对于学术研究需要做预测，就是纯粹的学术探讨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在1980年代对老龄化的机制不是很清楚，产生老龄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很多人认为老龄化原因可能是老年人活得长了，后来发现不是，而是生育率降低导致老龄化，这个结论就是通过不同生育率下降情景下的人口模拟预测得到进一步证实的。但是到后期，老年人的健康长寿会对老龄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更重要的价值是面向市场和政府的需求。

政府是需要人口预测的，因为各个部门要制定规划，包括检验以往规划的实施效果和制定未来的规划，都要做人口预测。我们做过很多全国、省级甚至县级的人口预测，比如以前的计生部门要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监测生育和人口态势、制定人口发展规划等，就需要做预测。此外教育部制定教育规划，也需要学龄人口预测等。

市场经济需要的人口预测就更加普遍了，房地产商需要各个城市的人口预测，来判断当地未来的市场刚需，比如我给某地产做过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四大城市的未来30年人口预测。还有婴儿相关产品制造商一样关心生育率和人口预测，他们需要了解全国的出生人口，以及各地分布情况。

我们有一一门学科叫工商人口学，就是把人口学知识应用到市场经济各个领域里面，比如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商场，那个地方建个医院和学校，就要了解这个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未来走向，这对相关企业是很重要的。

《环球科学》：在中国人口学的研究里，2021年和2022年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节点，2021年中国人口进入了零增长时代，而今年已经是负增长时代，对吧？

陈卫：是一个转折。几千年来中国基本是人口正增长的，偶尔出现过负增长，比如历史上朝代更替的战乱时期有负增长，新中国以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也出现过负增长，但这些负增长大都属于外力冲击的结果，并不会破坏人口的再生产模式。现在则不是外力的作用，而是内生作用导致负增长。这种趋势是不能逆转、无法逆转的。

很多学者总觉得中国负增长很可怕，实际上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一个过程，都在或都将负增长，而中国人口规模很大，所以它缓冲还是有很大余地的，我们的人口列车还可以滑行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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