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杀无辜、心理阴暗变态、毒害青少年…所以这部名著不配进教材？

近日有人在浙江省政府网站上留言，建议将《水浒传》从中小学课文和课外读物中删除，理由是此部作品无原则歌颂滥杀无辜、不尊重女性、宣扬封建道德、心理阴暗变态、毒害青少年……

此事也引发了不小热度，毕竟，事关教育及文学名著，都是大众关心且能表达些意见的话题。

图截自浙江政务服务网

“作品的三观”，为何总成为罪名？

浙江省教育厅对这位网友的回复非常得体且完备：

第一，《水浒》文学价值巨大，中学生通过阅读可以提升语言和鉴赏水平。

第二，《水浒》是批判性阅读的好载体。即使其价值取向有历史局限性，也并没证据证明它会导致中学生误入歧途。

第三，《水浒》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它没有给我们展现一个“正确”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的世界。有善，有恶，有善与恶之间的种种不得已，一言一行背后都镌刻着人性的复杂。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的公开回复截图

没错，教材的性质是“材料”，“材料”是拿来用的，是拿来参考、鉴赏、辨析、拆解、挖掘、考据、甚至批判的，而不是拿来膜拜、遵奉、萧规曹随、依旨践行的。“材料”不是样本、模版、榜样、标杆、行为手册、做事指南。就好比，一本历史教材里有南京大屠杀与奥斯维辛，不代表这本历史教材在宣扬军国主义和种族清洗。

之前就写过，阅读不是一个无菌暖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脱敏的过程，一个在阴影中学会辨识阳光的过程。同理，教育也不是丢给你一个老师和家长认证过的答案，而是让你明白，凡事都需要自己去找答案，甚至是让你明白，这世上很多事，从来就没有答案，至少是，没有单一的答案。《水浒传》这样的名著，恰好就是一部在忠义与反叛之间、江湖与庙堂之间、替天行道和打家劫舍之间、逆来顺受和以暴制暴之间，呈现出无数种选择和道路，所以“没有答案”的书。

它所启发的思考和求索，才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

广义上讲，每一本书，在接受阅读时，都是一份“材料”。

所以，这件事触动的思考，似乎不该仅仅停留于“我们让孩子们读怎样的书”上，因为，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可一点不比孩子们少。

所以，也许该借机谈谈这些年来愈演愈烈的现象——在互联网言论场内，对文学作品所展开的“群体审查”中上纲上线、无休无止的道德苛责。

《水浒传》滥杀无辜且不尊重女性、《三国演义》推崇强权和愚忠、《西游记》封建迷信因果报应、《安娜·卡列尼娜》是小三出轨、《红与黑》是凤凰男作死、《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怨妇的单恋、《傲慢与偏见》充斥不知民间疾苦的剥削阶级、贾宝玉乃生活不能自理的“妈宝渣男”、包法利夫人属于“绿茶婊”、郝思嘉自私心狠不择手段，就连《泰坦尼克号》都把出轨洗地为冠冕堂皇……

这都是义愤填膺的读者群众们，先后发起过的声讨和定罪。

名著尚如此，当代通俗小说和网络类型文学，就越发无从幸免地被置于炮火中心，于是类似“皇帝必须是专一的处子才有资格和刚进宫的女主相亲相爱”之诡异“排雷”闹剧，更加蔚为大观。

“三观不正”成了日常读后感里最为高发的心得。

“角色的三观”，能否等同于“作者的三观”

一切文学作品都不可能脱离世道人心、伦理风尚，而以纯艺术、纯美学的层次孤立存在。更何况是在自古强调“文以载道”的中国，人民群众始终保有强烈的道德判断的在场感，所以才会有苏东坡当初所记载的：民间说书人开讲三国故事，大家听到刘备胜利就欢呼雀跃，听到曹操胜利就痛哭流涕。这份朴素且鲜明的爱憎，相当可感也相当可贵。

请注意，读者的好恶方向、作者的情感倾向、书中的情节走向，是完全不同的三个东西。

古代老百姓听到刘备胜利就欢呼雀跃、听到曹操胜利就痛哭流涕，但不曾因为官渡之战曹操赢了就以“传播有毒信息”为由把说书人赶走，也不曾因为火烧连营刘备输了就从此“封杀”三国故事、拒绝再听。

不能因为故事里出现了坏人，就认为故事是坏故事；更不能因为作者描写了负面行为，就断言作者有个负面的内心。这是小朋友都明白的常识。

更何况，即使是坏人和负面行为，也总有其产生的原因、发生的动机、诞生的土壤，他们也可在故事里拥有自身的表达、寻找合理化的解释、为大家提供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视角（即便是“引以为鉴”的视角）。

“艺术作品的丰沛就在于，创作者展示给观众那种‘道德污点’，但这种污点在具体的人上，在这个人经历的事情上，竟然会体现出一种让人抱以理解之同情的感受。”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当今社会明明被包装在各种各样的正能量叙事里，但现实中，却又从不缺少冷漠、利己、事不关己的无动于衷？为什么每处匿名的网络评论区，总是充斥着一言不合就开撕的剑拔弩张、动不动就咒骂对方的祖宗十八代？

也许，很多人在奢谈道德的同时，却从不承认人的多样性，于是很少试着去爱、去共情那些具体的人和事——只要不吻合我的认知的，就不配当人。

归根结底，阅读文学、欣赏艺术，这样美好的事情，理应让你我变得更温和、更渊博、更海纳百川，那就别在情绪上预设一份杀气腾腾的宣战檄文，随时准备大加挞伐。

“读书到最后，是为了让我们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

“你的三观”，能否被冒犯？

既然说及三观，就面临概念界定的问题：什么是三观？什么样的三观，才能算是“正”的？

很遗憾，大多数爱把“三观不正”挂在嘴边的，压根答不出来。

三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合称。这三者有多宏大、多抽象、覆盖面有多广，不言而喻。

宏大和抽象就带来了多元和多义，带来了动态，也带来了“难于量化”。

由此，要提炼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经得起一切情境考验的、永恒生效的、作为公约数的“正”，就成了难以完成之任务。

既然普遍的“正”如此难求，那些被随意讲出和使用的“正”，往往就是打着普遍旗号的以偏概全的私货夹带：“我一厢情愿所以为的、符合我认知的正”。

一来二去，“三观正”不过是“必须和我想的一样”。

“和某个人想的一样”，显然不是文学创作的诉求，哪怕这“某个人”数量众多。

恰恰相反，“告诉你的事情也许和你想的不一样”，或许更接近文学艺术的本体价值，哪怕这看起来有点挑衅。

不一样，就导出了复杂。复杂是人的固有属性，也是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善美、假恶丑，乃至这之间的庞大的灰色地带，都是人性真实和世界现实所固有的。

展示人、展示世界，展示黑白分明之外的丰沛色系，这才是核心义务。

此种展示甚至会构成对“三观”的冒犯：刻板的公序良俗一旦走向陈腐封闭，往往形成圈禁时代前行的桎梏、构成对人性真实的遮蔽，古今中外多少流传千古的不朽形象，都以“离经叛道”的颠覆性作为标签。

冒犯和颠覆，都是探索的一个部分，文学要有前瞻性也要有深刻性，甚至还要有引领变革的开拓性，其对社会的观照，往往会打破诸多习焉不察的惰性、超越当时的一般观念之上、与老派的共识形成某种分离和紧张。对大多数人来，这正好是文学接受中的刺激、新奇、启迪、触发更多可能性之处。你未必要照单全收，但一觉得不习惯就急着加以否定，无疑限制了从更丰赡的层次去解读作品。

以本文的由头《水浒传》举例，就拿“滥杀无辜”这条首当其冲的罪名来说：

林冲那么隐忍克己那么退让窝囊那么不愿意杀人，为什么最终依旧走向了杀人、只能走向了杀人？

武松从杀嫂报仇时会向邻居们强调冤有头债有主、会去县衙自首伏法，到血溅鸳鸯楼时将所有丫鬟仆妇佣人杀得一个不留，这中间，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蜕变？

李逵看起来那么变态，那么热衷杀人那么享受杀人，但他的杀人是不是都属于“看得见的杀人”，“看不见的杀人”又是谁在隐隐地进行？李逵的杀人和蔡京高俅的杀人有何区别？和宋徽宗，和整个社会结构统治系统的杀人又有何区别？究竟哪个更可怕？

为什么西门庆、张都监、毛太公、镇关西从不直接动手杀人？为什么高太尉和高衙内从不直接动手杀人？

宋江比较少杀人、也不怎么擅长杀人，但为啥这么一群能杀人爱杀人的，会愿意跟在他的身后？他们跟定宋江的理由，是想要更好地、更成功地杀人，还是想要有朝一日可以不杀人？

宋江终于带着大家受了招安，那意味着从此不再是土匪草寇、不再需要杀人？还是意味着换一种名目和角色去继续杀人——替某些端坐高处、不便于直接杀人的人，去杀更多的人？

“《水浒传》教唆我们杀人”，和“《水浒传》里的杀人背后，散射出上述那么多侧面的思考”，这俩，你说哪个才是读经典的合适态度？哪个才能帮你到达经典所在的高度？

“时代的三观”，是否一成不变？

英语里有个词叫bowdlerize，在文艺学上的翻译，大致是“平庸化修剪”，它源自19世纪初编写《家庭版莎士比亚》的Bowdler 兄妹，他们的父亲小时侯给他们改写出了一版“给孩子看”的莎翁剧版本，他们长大后决定普及。

修剪成“给孩子看”的尺度，尚且要付出“平庸化”的代价，何况，我们并不是孩子，也并不满足于一直当孩子。

所谓三观，是经验的而非超验的，都是历时性的而非共时性的，都是要受到环境、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之影响规约的。

但“人的处境”是普遍性的，是可以形成互通与共感的。

我们在阅读一部小说时，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需求，是看到自己、看到人这种生灵所可能经受的创痛、焦虑、喜悦等诸多体验的投射、诸多选择的代价。

这些，自然不是一个道德真空的、医院无菌室一样的乌托邦，所能装下。

因此，有时候，经典作品的三观，确会受到“时代局限”，但需要看到，这些局限，往往发生于局部、外围、功能性段落之中——《水浒传》的女性观的确存在问题，但《水浒传》最重要的立意主题并非讨论两性权力、鼓吹男尊女卑，而是揭开封建专制社会的残忍与“逼上梁山”的反抗精神之合理性，不能因为前者存在瑕疵，就默认后者也在胡说八道；潘金莲的确有许多让人同情的地方，但那个章节里的主角和重点是武松，你不能因为潘金莲的凄惨，就将武松身上的除暴安良、快意恩仇、光明磊落统统视为虚妄——出于对辅助性元素的不满而主动丢弃作品的核心要旨，无疑是因噎废食的不智。

更多时候，“时代局限”反倒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当代人的偏见之中：许多爱情绝唱被写下的年代，婚姻几乎都不具有自由，只能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压力与家族利益下被动完成，建立在这个背景里，作家对于枷锁外的爱情所释放出的称颂态度，就是人文精神的辉光和个性解放的宣言，就是抨击父权和夫权文化对青年男女的压制摧残——前文说到的《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飘》均属此列——若是今天的看客坐拥现代自由恋爱的视角前提下，站着说话不腰疼，一味表达“这些主人公破坏和背叛了家庭”的反感，那是不合时宜的、挂一漏万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

当然，反对“三观警察”式的阅读方式，绝非想要给文艺开放诲淫诲盗的豁免权，坚持基本的立场、承担合理的导向、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永远是必要的责任。

更何况，大众从畏惧和远离经典，到愿意去评述经典，这样的讨论，本身即构成一种进步。

只不过，我们该像警惕泥沙俱下一样地警惕矫枉过正——“不要在作品里宣扬和售卖什么”，绝非“不能在作品里出现和涉及什么”——断章取义、抽离语境、抢占制高点、简单粗暴地沉迷扁平化的三观鉴定，不仅错失了文学真正的美好，也将自己和社会，一起关进了茧房。

来源|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