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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5年存款5000”:如何从平凡人生中获得确定性?

“毕业5年存款5000”:如何从平凡人生中获得确定性?

社会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视频中的两个女生


文|曾于里


最近B站上一个《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的视频火了。视频的主人公是两个女生,她们毕业于一所211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一个毕业五年做过十几份工作,存款只有5000元;一个后来拿到了中传的硕士学位,理想是成为一名编剧,但她的上一份工作是一家火锅店的服务员……虽然她们目前的人生看上去并没有所谓的“成功”,但视频中的她们状态快乐、健康、自由,她们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网友“当个废物也没有关系”,“当你掀翻牌桌后,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开阔”。


这个视频获得许多年轻人的共鸣,不少人在下方的评论区讲述自己相似的经历,并因为找到同类而获得“治愈”。短视频中的两个女孩,以及评论区的那些同类,与其说未能“成功”的他们是“废物”,毋宁说他们过上的只是平凡的生活;视频中的女孩打动人的,其实是平凡个体与平凡的自己、平凡的生活达成“和解”的状态。


她们的走红,从侧面上也反映出时下不少年轻人对于平凡的人生充满“恐惧”,以至于与平凡和解显得如此稀缺。为什么我们如此恐惧平凡,很大程度上在于,平凡意味着确定性的匮乏,意味着我们无法更绝对地掌控我们的人生。在一个有着诸多不确定性的时代里,我们该如何与平凡的自己、平凡的生活达成和解?


不是“当个废物”,只是“与平凡和解”


“当个废物”只是两个女生的自嘲。之所以发出这样的自嘲声音,是因为她们发现自己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有不小的距离。就像她们在视频中说的,“你如果只看自己会觉得还好,但是你一看周围,二十七八岁的人都已经有所成就的时候,你就会很慌,大家是怎么对自己人生规划得这么有条有理的”。



“成功模板”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


社会上早就已经形成了一套所谓的“成功模板”。就比如一个不错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你在30岁左右就应该事业“而立”,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一个不错的收入,在工作的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宅;在此基础上,如果你已经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拥有一个可爱的孩子,那就更加完美了。简言之,“成功模板”就是有成、有房、还有钱。


事实上,对于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达到这样成功模板的人是少数;只是在大众传媒的大肆传播与“塑造”下,很多年轻人产生了幸存者偏差,把少数当作普遍,轻易就发现自己的贫困,也轻易地把“平凡”认定为“废物”。


视频中的两个女生,她们的经历充其量只能说与“成功模板”不同,她们暂时显得“平凡”,如果换个角度看其实也并不平凡。其中一个女生,虽然存款只有5000元,但她拥有不错的短视频制作能力,她发布的这个视频成为爆款,这让她打算继续发挥自己在短视频方面的天赋,把UP主这条路走下去。另外一个女生,有中传的硕士学位,目前还在学画画,她的文字兼职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她还有继续探索人生的试错机会。


同样地,翻一翻这个短视频底下留言区很多同龄人的自述,就会发现大家的人生仅仅是“平凡”而已。很多只是考编考公考研没考上,工资不那么高,存款不那么多,还没有买房……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真的像一个所谓的“废物”那样完全地混吃等死,不工作不努力就在家躺平啃老。相反,大家的态度都跟两个女生一样,虽然当下的生活带来过挫败感,但还是脚踏实地努力生活,希望通过不断努力让生活、让自己越来越好。就像一则留言说的,“我现在的想法就跟你们一样,反正怎样都可以活着,活着慢慢地一步一步往自己想走的方向走,只要一直在走,总会走到吧(希望)。”


所以,这个视频的主题并不是“当个废物也没关系”,而是“与平凡和解”——接纳平凡,接纳平凡的自己,接纳平凡的生活。


逃避平凡,因渴望更多确定性


这样的“和解”少见,接纳平凡很少见,因为对平凡生活的“恐惧”,是一种更为常见的人生态度。为何人们对于平凡带有“恐惧”?


一方面是我们以前就曾写到的,在“金钱的人格化”和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评判标准下,成功人士赢得推崇与赞誉,平凡的生活、平凡的人遭到贬低,甚至失败会被视为一种“原罪”,仿佛你的失败不仅意味着你能力的低下,也意味着你人格的低下。当所谓的成功与否与人格高低划上等号,自然人人都对成功趋之若鹜,也争相恐后地逃避平凡。


恐惧平凡、逃避平凡的另一症结在于: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平凡意味着让渡出了生活的确定性,意味着一部分确定性的失去。


就比如在女孩的视频走红的同时,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一种很典型的反问。有留言问道:“我有个问题,大家没存款真的不焦虑吗?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如果父母其中一方病了,你们怎么办?”“这样的生活,虽然看上去把握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但也有很大的风险性,比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存款支付不了房租怎么办,家人生病怎么办,几年过去还是这个状态怎么办”……


年轻人所追求的“确定性”,就是对人生的掌控力,这种掌控力充分体现在个体对于风险的对抗能力:假若失业了,充裕的存款足以让自己不慌乱;假若家人生病了,有能力确保获得他们良好的治疗;而对于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人来说,确定性就是不管遭遇怎样的突发风险,也能够支付起房贷,能够继续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能够确保生活质量不会有大幅度的下降……


这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恐惧平凡、逃避平凡,说到底是因为平凡往往意味着没什么钱,没什么钱似乎就很难带来确定性。金钱,以及更为泛化的名利,是很多人生活确定性的支点,是他们对抗不确定性的底气。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常听到的说辞:多攒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卡里有钱,遇事不忙……



金钱可以带来一定的确定性


这确实是难倒那些“与平凡和解”的普通人的问题:你可以不焦虑,但家人如果生病了怎么办?如果你背负沉重的房贷怎么办?如果你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由此,很多过着平凡生活的年轻人,内心一直有着隐隐的不安,他们有强烈的逃离平凡的冲动。


这时,便有不少人羡慕起父辈所经历的那个物质并不丰富、但大多数人内心更为安定的时代,同时,父辈也经常批评这一代年轻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也让人进一步省思:逃避平凡,真的是这一代年轻人“作”或“不知福”吗?


不确定性的产生:个人主义的后果之一


确定性的匮乏,是客观现实的部分结果,同时它也是一种主观感受。


这在年轻人与父辈生活的对比就可以直观体现出来。显然,跟上世纪相比,2023年的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相关的保障总体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年轻人也有了更多的出路和选择。比如在1980年代,自由流动仍然是少数人才有的权利,普通人去外省出行、住宿都需要介绍信,尤其是如果要到北京,甚至需要省级以上部门开出的介绍信,反观今天,社会流动充分自由,在国内基本是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这恰恰是有意味的地方:虽然物质精神都比较贫瘠,但父辈却比年轻人主观上拥有更大的确定性。怎会如此?因为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庸常平和地过完一生,是父辈们不假思索的人生模板,“所有人的生活意义都是既定的,都不必、也不会为前途叵测所困扰”。


我们很难说父辈真正掌握生活的自治权。那是一个政治权利更为匮乏稀缺的年代,个人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一度连流动的自由都不具备。只不过在那个集体主义压倒一切的年代,个人意志并没有太多的张扬空间,很多人的个人意识处于蒙昧、沉睡的状态,他们对于生活的确定性,并非来自于他们对于个人生活的掌控,而来自于更严格的社会控制下的随波逐流、顺其自然、听天由命;父辈对“平凡”生活的接纳,在于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其他选择,也无法想象另外一种生活的模样。当然,一定也存在叛逆的个体,只是这些叛逆者是例外。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代年轻人不确定感的产生,恰恰是个人主义觉醒的产物之一。学者薛毅在《关于个人主义话语》中写道,“个人主义从‘人’的内部发现了差异——不是社会历史的阶级、性别、种族等的差异,而是抽象与普遍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差异……个人主义把感性的解放、个人的自然属性的张扬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从集体、从秩序中解脱出来,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原本那些明明不合理却成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条条框框,遭到年轻人的质疑、反驳、粉碎。


打破旧的框架,也意味着那种蒙昧状态下的确定性被打破了,然而,新的规则如何建立?新的出路在哪里?年轻人又迎来新的不确定性。早在1980年,就有年轻人发出了“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感慨,并一度引发了一场关于青年出路的大讨论。虽然当时“潘晓”的困惑主要来自于集体主义时代的理想的突然幻灭,但这也是个人主义觉醒的一种标志,人生的道路不再是整齐划一、不假思索式的,人们开始得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出选择。


如果说以前是没什么选择——大学毕业了就分配工作,年纪到了就结婚,结婚了就生小孩,生活一眼可以望到头,每个人过的是“标准生命史”;那么,现在进入的是“选项生命史”,年轻人反而是选择太多,从而无法选择:要单身还是结婚?工作是要稳定还是自己感兴趣的?要在大城市工作还是留在家乡?


这时,就像电影《猜火车》里的那段著名台词说的,“太多选择,你选择什么,我选择不选择”。越是在这种看似选择太多的焦虑与困惑中,个人主义迫切渴望建立一个全新的、稳定的秩序,它不是父辈那种蒙昧式的稳定,而是个人充分张扬、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他自己,并且消除了随机、意外、不稳定的完美新秩序、新世界。诚如齐格蒙·鲍曼所论述的,“现代精神的梦想是一种完美的社会”,“现代性力图消除偶然事件和随机事件”“这种意图在意外事件和偶然事件出现的地方添加规定;这种意图使模棱两可的事物变得一清二白,使不透明的事物变得透明,使不能预测的事物变得可以预测,使不确定的事物变得可以确定;这种意图把公认的目的插入到事物中去,并因而使它们努力实现那一目的”。


这是理想化的设想,它或许可以实现,但一定需要过程。只不过,大多数年轻人对此缺乏耐心,他们有着理想主义的天真(或者说幼稚病),他们要的是立等可取的改良,是一步到位的确定性。一旦它无法实现,个体又陷入新的沮丧中。个人主义打破集体主义的桎梏,却又进入全新的黑暗森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承担后果。


也因此,虽然经济在发展,物质在丰富,然而人们的不确定性并未因此削弱,甚至与日俱增。我们恐惧、逃避平凡,实际上我们是在逃避选择,我们无力负荷起选择背后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渴望一劳永逸的确定性选项。比如很多很多的钱,足够多的钱就拥有选择的任性,金钱能够摆平任何选择的代价;亦或者我们一窝蜂去“考编”,在稳定的体制内重新过上父辈所经历过的那种“标准生命史”:当不知道如何选择时,就以“稳定”作为恒定选项。


不确定性的加剧:期盼得到更多外部支持


年轻人因自我意识过盛、选择太多带来的困扰,是环球同此凉热的现象。翻翻国外的新闻,美国年轻人很焦虑,德国年轻人很焦虑,韩国年轻人也很焦虑……


尤其是近年来,大环境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状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6年发布的《2030/2060年全球趋势和不确定性》研究报告中指出,诸如全球疫情、气候灾害、经济危机、国家间冲突等新兴风险与阶层不平等、区域不均衡等传统问题的融合,将使得人类社会深陷“深度不确定性”(deep uncertainty)的境遇中。2020年开始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显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年轻人生存的“小气候”,毕竟在这种全球化的风险中,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年轻人也愈发渴望“稳定”,希望在可以个人做主的人生中,掌握更多的确定性。


“求稳”背后,恰恰是平凡人生中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比如在私人企业里就存在一定的裁员风险,哪怕是高收入、高福利的大厂,也愈发被视为“吃青春饭”的职业,因为技术的更迭太快,外部市场发生剧变就会导致结构性失业。再比如私企的福利待遇与经济大环境息息相关,在遇到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情况下,当企业暂时停止生产,员工就会手停口停,当企业营收困难,员工收入就会锐减……


由于这一类不确定性的存在,这一代年轻人才如此恐惧失业,恐惧收入的下滑,恐惧无法负担父母的医药费,恐惧无法给予孩子更好的教育……这些恐惧演变为对“平凡人生”的恐惧。而它同时也深刻映射出,年轻人渴望得到外部更多支持,只是这样的支持还不够扎实。


就比如年轻人为什么轻易被裁,年轻人为什么只能接受“996”,年轻人为什么被迫在职场上“内卷”?如果对劳动者的相关保护不停留于纸面上而是更好地落到实处,年轻人是否可以减弱、甚至免于职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


再比如,那些试图挣脱出“成功模板”,想要追求自我、活出精彩的年轻人,免不了要被拷问“如果父母生病了怎么办”,他们只是想要追求平凡的人生,却仿佛这样就是“不忠不孝”。在道德压力下,不少人只得“悬崖勒马”,重新去追逐“成功模板”。可如果“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保障机制已经形成,年轻人走自己的人生路时,是不是就不必接受这样的质问,是不是就可以少掉太多的后顾之忧?


由此可见,年轻人恐惧平凡、逃避平凡,也源于我们的社会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兜底机制仍不够完善,仍有长足的进步空间。


当机制、制度、规则等所允诺的外部支持,并没有如纸面上说的那样完全彻底的落实,就会滋生学者项飙在近期采访中所提到的“机会主义”,“政策的不稳定,以及不断的摇摆,就会产生各种机会主义。而且政策的不断摇摆,会使得政策本身失去公信力,一个政策出来后,人们想的是怎么去应对这个政策,完全不觉得在道德上没有义务去遵守这些规则”。当很多人只想利用每个机会,去钻空子,去谋私利,必然加大制度的落实成本,来自外部的支持就会形同虚设,从而进一步加剧人心的不确定性。


自利是人的本性,机会主义很容易趁虚而入蚕食制度,这就进一步提醒了加强制度刚性的必要性,从而真正确立人们对于外部支持的信任,让平凡的人生也可以收获真正的安心。


与平凡和解: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一个人无法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让平凡的人生也能拥有确定感,需要大环境的持续改善,需要外部支持更加给力。只是这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也需要个体的参与推进。


回到每个人自身,避免被不确定性的焦虑裹挟,我们并非无可作为。诚如前文所论述的,不确定性既是客观因素的后果,它同时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当然不是说让大家把社会问题转变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没必要因为外界不够好,就摧毁自己的私人生活),也不是寄望于个体重新回到蒙昧中去,而是试着去探索不确定性中获得确定性的可能。


一方面有必要意识到,很多时候对于所谓确定性的狂热追逐,反而催生出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年轻人求职过程中的“求稳”,无论如何得去考取一个体制内的岗位。这首先可能就是一种“机会主义”心理。对此,项飙在最新的访谈里也有所批评:“这其实也是对稳定的绝对追求,年轻人不愿意做任何尝试和创新,他们可能对公务员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兴趣,但只要能进入到这个队列中,让干什么都可以。对追求‘稳定’的同时,伴随的是一种机会主义,这两点是结合在一起的。”


更关键的是,这种对稳定的绝对追求,伴随着极大的不稳定。即,很多年轻人是“脱产”备考的,他们毕业后不进入职场,而是全心全意备考,一次不行再冲一次,第二次不行再冲第三次……人们可以将其解读为坚持与韧性,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考编是比高考更严苛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它不像填报志愿留有选择的余地,第一志愿不行还有第二志愿,考编是这一次失利了只能等下一次,未能成功上岸的始终是大多数。对于那些N战还未上岸的人来说,脱产备考基本意味着与社会的脱节,等到他们不得不进入职场时,反而会在竞争中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他们有的只是刷题的能力,而没有最基本的社会经验与工作能力。也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是一边打工一边备考,不少人是“一心两用”,身在曹营心在汉,工作没做好,也没能成功“上岸”,两手都抓两手都没抓牢。


由此可见,可以追求确定性,但不要将确定性本质主义化了,将确定性想象为一种唯一的路径——比如一定得捧住一个“铁饭碗”,它会误导年轻人的抉择,让更多人陷入到不确定中去。


另一方面,人们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固然有助于我们做出更理智的长远决策,然而很多时候,它也会异化为“杞人忧天”,让人们痴迷于一种可望不可即的本质化确定性中去,以实用主义思维衡量一切,恐惧平凡的生活,也拒绝、贬低任何无法创造即时收益的行为。


就像对于开篇新闻中的那个女生,当有人质疑她们“父母生病了怎么办”时,乍一看是有忧患意识,实际上是将确定性本质化为金钱的数额——有足够多的钱你才有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的资格,并以金钱的多寡来衡量她们当下的生活:只要不是能够赚钱的、不是能够创造利润的,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不值得过的。


然而,没有一劳永逸的确定性,也没有所谓的更正确、更成功的模板。就像哪怕一个年轻人没日没夜工作,将所有时间都转换为金钱,攒够父母的养老钱,甚至自己的养老钱也攒够了,他看上去是掌握了确定性,但谁能保证这种以消耗身体为前提的工作,不会导致过劳甚至过劳死呢?何况,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哪怕没日没夜劳作也很难企及得了所谓的“成功模板”,因为可能根本没有资方愿意为你的时间付费——你的时间就“不值钱”。



视频中的女生也曾是很努力的“社畜”,但身体损耗很大


所以,在不确定性的时代,不要徒劳无功去追求一个标准的但虚妄的确定性。人们真正可以抓住的确定性,就是我们当下、我们此时此刻所置身的生活,就是虽然我们过的是平凡的生活,也要去过好每一天,以每一个微弱的确定性建构我们人生广阔的确定性,建立起我们内心稳定的秩序。


“船到桥头自然直”不是空洞的鸡汤,而是无论面对怎样的新处境,我们都有把当下过好的选择权。就比如前文提到的,哪怕你脱产N年备考还是没上岸,找工作也受挫了,这似乎是“失败”了,但一点也不意味着人生完蛋了,因为它本身也是“平凡人生”的一种。平凡人生的要义在于,它是无限广阔的,包容所有失败,更允许你随时重启。过去就翻篇了,确定性在于你人生的这一刻——拥抱它,过好它。



参考文献:
王小章,《论焦虑——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浙江学刊》
文军,《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心态秩序的维系》,《探索与争鸣》
项飙、吴婷,《三年“大摇摆”后,中国社会的机会主义为何愈演愈烈?|文化纵横》,公众号“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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