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日韩老年贫困的影片，我加班更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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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消息不胫而走后，被“精准打击”到的80、90后迅速编了段子：

过六十大寿的时候，还得和领导请假。

很扎心，很荒诞。实际上，65岁退休是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制度，有些国家甚至退休时间更晚。从历史经验来看，延迟退休似乎是不可避免了。

但还是忍不住问一个问题：我们凭什么自信地说，在60岁的时候还能舒舒服服地待在原来的岗位上？

如果觉得更荒诞的话，ChatGPT已经让职工们感到恐惧，而东亚唯二的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早已做出“示范”——他们正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老年贫困和破产。

先讲一部韩国电影《酒神小姐》，英文名是《The Bacchus Lady》。

片名中的Bacchus（宝佳适）不是酒，而是一款韩国热销的功能保健饮料。

在这部影片中，宝佳适成为贯穿影片的道具：年近70岁的女主素英，涂着靓丽的唇彩，在公园隐秘的角落问散步的老大爷：“要喝一瓶宝佳适吗？”

如果对方有意，两人就会一起到旅馆，洗澡、喝饮料，然后完成“交易”。她能赚4万韩元（约200元人民币）。

这个场景并非凭空编造，而是取材于真实的韩国社会。像素英这样的中老年群体，被西方媒体称为“Bacchus Lady”。这部电影，揭露了韩国老年贫困的黑暗角落。

2013年之前，韩国政府规定60岁为法定退休年龄，但实际上许多职员无法享受到正常工作至退休年龄的待遇。韩国职场竞争激烈，“年功序列”严重，因此出现“五六盗”的说法：后辈认为前辈占着岗位，到56岁还不退休就和强盗无异。

在巨大的舆论和社会压力下，韩国社会职员的平均退休年龄提前到了53岁。提前退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可能提前过上不体面的生活。

韩国的养老体系分为基础养老金、公共年金、企业年金和个人保险。公共年金只覆盖不到2200万人，而企业年金一般只有大企业才有。据估计，韩国有近400万的退休者只能领到基础养老金，而这笔钱只有每月20万韩元（约1186元人民币）。为了生存，许多退休者不得不继续工作，这导致韩国的平均实际退休年龄被延长到71岁。

既然被原岗位“劝退”的，想获得退休前同等待遇的工作就有点不太现实了。重新进入职场的退休老人，大多都从事送快递、保洁、洗碗、开出租等年轻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这些低成本的劳动力，被人称为“银发经济”，听着多少有些讽刺。

但对于这群放弃尊严、寻求糊口之资的人而言，“经济”跟他们无缘，他们中的更多人因过低的收入和高昂的医药费，走上返贫之路。

2020年4月，日本NHK电视台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叫做《韩国：捡纸箱的老人们》。片中，一位住在仁川市的七旬老人李钟仁，天没亮就搜刮纸箱，结果工作一天只换回3美元，还不够交公寓管理费；另一位78岁的老奶奶绪顺子，每天都要搬运300多公斤的纸箱。

NHK还做了统计，发现每100名韩国老年人，就有1位以拾荒为生，其中过半是女性。

根据经合组织（OECD）在2021年的一项调查，在发达国家中，韩国的65岁以上人口的贫困率达到43.4%高居榜首，而欧美国家基本只有20%左右。与此同时，韩国老年人自杀率也位列第一。这个现象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韩国的耻辱”。

如果我们回到《酒神小姐》，会发现电影赤裸裸地揭露了这层伤疤：三个失去尊严的老人在女主素英的协助下选择自杀，女主因而锒铛入狱。但她对坐牢甚至心甘情愿，至少一日三餐能保障，至少不用再交易一整天却只能凑够买药钱。

韩国人素英的晚年经历和下场，其实在日本早就屡见不鲜。

前几年，日本大阪逮捕了著名的“忍者大盗”古川满昭，涉嫌参与了大阪地区250起盗窃案，而他居然已经74岁了。数据统计，日本每5位服刑人员，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这群老人平常偷偷大米、水果、感冒药等一些不贵重的物品。有些老人甚至会带着赃物主动去警局自首，从而以最快速度获得2年刑期。根据日本警方数据，1/4的65岁以上老年罪犯会在出狱两年后再次犯罪，其中40%的老年人是犯下同样罪行6次以上的惯犯。

《财富》杂志曾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以自由为代价，换取免费的食物、住所和医疗，你愿意吗？

日本老人回答了“YES”。

因为即便缩衣节食，一名退休老人的基础养老金只有78万日元，与平均生活成本会产生5万日元的缺口。一旦进监狱，一切都是免费的，日本政府将为每位老人花费84万日元，同时他们的养老金又可以积累两年。

所以在日本，监狱俨然成为大型养老院。比如在东京的府中监狱里，服刑人可以做算术题、回答小测试、玩折纸游戏，目的是防止老年痴呆。而随着老年罪犯不断增加，日本监狱又不得不扩建，并增加护理员工。

日本出现退休老人排队犯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孤独和贫困。前几年有两部大火的NHK纪录片引起了共鸣，一部叫做《无缘社会》，另一部叫做《老人漂流社会》。

《无缘社会》描述了当代日本很多人年轻时背井离乡，在后来漫长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和自己的父母、亲戚、子女基本处于一种绝缘或者半绝缘的状态，最后在大都市的喧嚣中孤独地死去。所谓的“无缘”，是一个人失去所有缘分连系，即地缘、血缘和职场缘。

日本总务省曾公布了一项数据，60%的老人和子女分开住，4%的老人没有子女，孤独一生。

在《老人漂流社会》中，制作人则用“团块世代”来描述这群贫困乃至破产的老年人：他们是日本战后“婴儿潮”的一代，热爱工作，凝聚在一起支撑着日本经济。如今他们却随着日本经济的颓势，变成一块废弃的铁块，共同沉入大海。

这部片子还诞生了一个令人熟悉而绝望的词：老后破产。和日本人相比，韩国人晚年的悲惨生活只不过是一次翻版。

根本原因还是养老金无法跟上社会生存成本。于是，延迟退休、发行大量国债，成为缓兵之计。1986年，日本推行60岁退休制度，而之前是55岁，20年后延长至65岁。到了2021年，日本实施《高龄者用安定法》，规定企业有义务确保员工到70岁的就业机会。数据显示，每四名65岁以上的日本老人就有一位活跃在岗位上。

而为鼓励延迟退休，日本政府还规定每延后1个月领养老金，就可以在法定养老金的基础上增加0.7%。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然多次下调养老金。

2014年，为了抗议养老金下调，一位71岁的老人在新干线车厢里自焚。自焚前，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送给一位60多岁的女乘客。

和韩国一样，由于生活缺乏温饱和尊严，日本老年人的自杀率也是相当高。2009年到2019年，日本中老年自杀数约20.8万人。就在2021年，一位日本学者还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言论。他说，解决“老龄化”的方法很明确，就是老年人集体切腹“为国捐躯”。

退休老人贫困、破产，似乎成为了东亚发达国家的魔咒。那么，日韩出现魔咒有何共性？新一轮的魔咒又会不会降临在第三个东亚国家中？除了生育率和养老金问题，还有两个观点可供探讨。

第一，对不动产的痴迷。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崛起。196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及“一亿总中流”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日本养老金体系诞生。1980年代《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升值，日本人内心膨胀的同时也催生出房地产泡沫。

1991年，泡沫被刺破，“团块世代”成为接盘侠，退休后甚至还要继续还贷。而正是在终身雇佣制下，泡沫时期的日本职员认为自己永远是中流（中产），对即将到来变局缺乏准备和规划。

韩国同样是被不动产捆绑的国家。2008年，是韩国现行养老体系开始运转的标志性年份，然而这群缔造过“汉江奇迹”的老人，却把大量积蓄用于买房和给子女买房，结果全韩只有14.2%的老年人有存款。

而在韩国，则表现为后辈和前辈在职场上的强烈对立，“尊老”的观念在韩国逐渐丧失。

儒家文化体系下“孝顺”（家庭养老），其实是建立在农村和人均寿命很短的前提下。泰德·菲什曼认为，“这些传统的运作是在平均寿命不超过35岁的条件下进行的，子女履行孝顺的义务相对容易”。而在老人寿命变成长的今天，我们便看到了不少子女谋杀高龄生病老人、老人因病不想拖累子女而自杀的新闻。

另一方面，城市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分，常常在地理意义上隔绝了老人与子女的关系，而在农村经济下，维系关系和尽孝则更为方便。

和中国一样，韩国和日本人都秉持着家庭养老的观念，但随后发现，原来下一代才是要养的对象。正是这样对养老观念的误判，导致缺乏养老准备，在子女和养老金都靠不住的情况下，退休老人只能出来重新工作。

2019年，欧美国家将Chinese dama（中国大妈）一词纳入词典，它源于华尔街做空黄金的时候，“中国大妈”冲进柜台购买低价黄金，这一行为震惊了全球。“中国大妈”看似光鲜亮丽，退休后有钱有闲，沉迷于广场舞。她们在被揶揄的同时，也被人羡慕着。

中国大妈“大战”华尔街

确实，父辈们经历了食不果腹的年代，辛苦一辈子终于熬到退休，如今拿着4000元左右的退休金，有自己的娱乐和人际圈，医保能覆盖大部分医药费，这是国家的进步。

但和日韩不同，中国仍然有五亿多的农村人口，“新农保”实施后，农民实际发放的养老金水平为每月平均188元，只相当于城镇职工养老金的5.26%，对于广大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没有退休的准备，甚至没有“退休”的概念，真的是“至死方休”。

如今的中国仍然面临城镇低生育率的难题。如果我们在分析东亚老人返贫的叙述中，将日韩替换成“中国”，似乎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到了我们80、90后养老的时候，“银发经济”会不会从一种新兴产业变成一种廉价劳动力，真的很难说。在今天延迟退休、医保改革、ChatGPT等往我们脸上揍一拳的时候，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从今天开始做好养老计划。

只希望到那时，能出现更多幸福的“中国大妈”。

“日本”是《每天听见吴晓波》这档由吴晓波主讲的音频节目长期观察的对象。点击下列音频，听听吴晓波老师是如何解读日本“奇葩”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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