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的舒兰街、白先勇《花桥荣记》中巷口的小公园、牯岭街95巷，还有郭松棻笔下的温州街……谢海盟在台北城整整走了七年，每日步行至少五个小时。台北，曾经是一个湖，而今已由水城变为一座陆城。2010年，作家舒国治出版《水城台北》，谢海盟读后深受启发，希望踏查残存的水路痕迹，打捞出那些被掩埋、已消失的河流。河流是我们已然遗忘或不曾想象的城市纹理，人们对以走路的方式认识一座城市也逐渐不再有耐心，谢海盟希望展现台北新旧交迭三百年的历史演变，不仅涵盖水文，也关注人文、文学、电影、动保、社会议题等话题，笔触从树护屋的纪州庵、理想的“民生社区”，到老房子文化运动，以及最后的山城“焕民新村”。在书中，他感慨：“我想问问万盛街的河神，是否还记得一九七〇年代的左翼青年们傍着潺潺水流、主编了《大学论坛》。河神伴他们夜夜饮酒，听他们高歌……我好生羡慕那时代人人心中如野火，而今荡然无存的那股精神气。那个时代，人心是真，信念价值是真，颠沛流离是真，人们面对困境的抉择与付出的代价也真。”
韩裔美国作者苏珊·崔的小说《信任练习》书写了一个艺术院校中的隐秘性侵故事，作者从纽约霍勒斯·曼私立学校的性丑闻中取材拓展。戏剧课程老师金斯利要求学生在“信任练习”中“摧毁并重建自我”，完全向对方敞开自己，以达成表演者之间的无限信任。崔刻画了少年成长中的自我压力、对年长者的迷恋如何导致情绪和认知被操控、性同意与胁迫的复杂关系、少年经验对一个人的长久影响等。她认为，诸多性侵案件“难以指认”的原因，除了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权力不公，也关乎话语存在着过多的模糊地带。小说将思考指向叙事本身，试图探求记忆与谎言、虚构与真实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记忆与叙事如何扭曲对“真实”的探究，最终改写了我们对真实的认知。
黛安娜·阿克曼是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她曾从来自波兰的外祖父母口中听到这样一个民间故事：某村庄有个马戏团，里面的狮子突然死了，团长问一个犹太穷人是否愿意假扮狮子凑数。因为实在缺钱，犹太人只好答应。团长对他说：“你只要穿上狮皮，坐在笼子里，大家就会相信你是头狮子。”犹太人穿戴打扮后进了笼子，转身一看，只见一头狮子爬进了笼子，正用饥饿的目光紧盯着他不放。他眼看难逃一死，无计可施，开始高声诵念犹太教祈祷经文：“听啊，以色列……”这几个词才出口，那头饿狮突然开口说起了话，用的也是希伯来语：“上帝我主。”然后，两头狮子齐声诵完了这一段祈祷经文。阿克曼没有想到，年幼时听到的民间故事和她后来写作的《动物园园长夫人》存在着奇特的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沙动物园长夫妇雅安·雅宾斯基和安托尼娜将被纳粹炸毁的动物园伪装成地下抵抗组织的中转站，拯救了300多名犹太人和纳粹抵抗者生命。二战、犹太人、动物园与波兰，她在书写这个辛德勒式故事时一次次想起了曾经的民间故事，并认为这不仅仅只是“拯救生命”，也关乎“拯救心灵”。作为博物学者，阿克曼借安托尼娜的故事阐发了自己的自然观。她认为“被逐出自然以后，人才可能被毁灭”，人们可以在“鸟雀啁啾、牛羊低吟与人生喧嚷中，从这所有一切声音中”寻找自然的力量。这部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微观二战史，心灵状态的重要性被更多注意到：“她的过人之处之一，是决心在所有人都对危机、恐怖与无常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仍然努力在家庭中保有游戏、动物、好奇心、奇迹和纯真的火种。”
今天，大约七十道各种类型的壁垒矗立在世界的边境上，影响着四十多亿人的生活。考古学家大卫·弗莱认为，自土耳其人在1453年用火炮轰开君士坦丁堡后，墙走向了没落，然而在20世纪后半叶起，墙又迎来了全面复兴：在约旦河谷、在叙利亚沙漠、在南美雨林、在喜马拉雅山区、在所有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铁丝网和混凝土构筑的工事悄然建起。1990年柏林墙倒塌，一个时代宣告终结。然而，墙本身却意外地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孑遗，向全球扩散。长久以来，世界史作品大多聚焦于主要文明的核心地区，关注文明各自的演进及相互间的交流。弗莱在书中将目光投向文明的边墙，在“先进-落后”的二元冲突中，“墙”见证的故事常常作为历史进程中的意外，偶尔打断“文明人”对自身优越性的臆想，而在21世纪的今日，“墙的概念本身，已经比任何砖石结构都更彻底地将人们隔开。”
对孝道的推崇和以仕宦为荣，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两个最具特色的现象。既要做孝子，又孜孜以求于登科入仕，常常使作为人子的士人在赡养父母和远离家乡、光耀门庭之间挣扎。在游学、科举和仕宦之途中长期远离家人的士子们，是怎样履行在当时看来神圣的家庭职责的？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聪试图从北宋士人群体出发，理解他们如何处理这两个互相抵触的追求：他们自身努力调和这一矛盾，进而促成了“禄养”模式在北宋的发扬光大，对孝道重新做出界定。这场自下而上，由士人发起，以维护壮大家庭、宗族、乡里为目标的运动，与当时的儒学复兴汇成一股潮流，促成了理学的最终胜利。政府从此对士大夫“私人”家庭事务的大规模干预，而且直接影响了宋代及后世家庭、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变迁。
施托克豪森是世界上著名的先锋派作曲家之一。“9·11”事件爆发以后，施托克豪森感叹自己穷尽才思，将一切邪恶体验交给笔下的人物路西佛，但相比那些极端主义者的行为，其创造力和想象力不及其万一，他认为“9·11”事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创造。除了施托克豪森对艺术的理解，科波拉、斯科塞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中也与真实罪行存在着若隐若现的关联。杀人犯、艺术家和恐怖主义者是否彼此需要？《艺术的罪与罚》认为，文学创造力与暴力、甚至与政治恐怖之间有着令人不安的紧密联系。艺术的活力有赖于接连不断的“越界”，挑战陈规，许多浪漫主义文学幻想之下的欲望，是一种将要颠覆世界经济与文化秩序的力量，也可能从中衍生出“恐怖主义”的欲望。杜克大学三一艺术与科学学院教授兰特里夏认为，在作家和艺术家的力量逐渐消退之时，是罪犯和恐怖主义者继承了这种浪漫却毁灭性的传统。
春分秋分之时，白天和夜晚一样长，世界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法国漫画家西里尔·佩德罗萨的《春分秋分》，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展开， 每个季节对应着不同画风——他用细线勾勒秋天，清爽脆利；冬天的颜色加深，多了几分厚重、晦暗和混沌；在春天，许多人物都遭遇了内心的震动，彩铅表达了活力和紧张感；到夏天，各个人物的命运开始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色彩变得更加鲜艳了起来。佩德罗萨放弃主流漫画的戏剧性情节，更关注图像叙事的心理深度，不刻意描绘完整的人生叙事，而是转头关注那些生活中失语和停顿的时刻。在这些故事里，不同的人寻求与其他孤独者的平衡，穿梭于彼此的生活中，读来既哀忧又温情，“我们不必独自承受生活，因为孤独与孤独也可以互相照亮。”
智慧柳Wit and Willow·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1
不同于以机械时钟、杠杆为泥土的“古典机器”，复合蒸汽机、银版照相机是“浪漫机器”，被赋予了与有机物相同的生命品质，它们的组织结构复杂、对环境敏感、反应迅速，且能够使得环境发生改变。《浪漫机器》一书关注浪漫理念与机械的融合。浪漫主义与工业文明曾被认为是对立的两端，然而，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科学与艺术互相交织。许多思想家认为，当时的新技术并非冰冷、死气沉沉、与生命和人类对立的，而是地球不断发展的产物，拥有生物一样的动态力量。艺术家和改革者还将新机械视为创造新型美和更和谐世界的途径。本书作者、伦敦大学沃堡研究所教授特雷希认为，19世纪早期是一个新哲学和新艺术的时代，人们关注活的自然、感受和美学，机械浪漫主义者相信，科学不是服务于人类对自然的掌控，而是追求人和自然共享有限的规范和可持续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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