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北大，再也回不去了

81级开学典礼上， 副校长兼教务长王学珍竟然忘了介绍校长张龙翔，大家也只是哈哈一笑置之，这要是换一个地方，恐怕会鸡飞狗跳。韩天石书记作报告，基本没什么废话。中间介绍冯大兴窃书杀人和北大竞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供“批判用”的竞选中的一些奇谈怪论，赢得巨大的共鸣和掌声，恐怕有违校方的初衷。等到张校长讲话时，学生们利用他的一次较长停顿，拼命鼓掌 （本人坐前排，是罪魁之一），张校长只好说，我的话讲完了。于是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笑声，对校长闻弦歌而知雅意的智慧，从谏如流的胸怀深表感谢和鼓励，台上台下一片笑声。

这可是开学典礼，一年级新生。可见北大新生里都是些什么人物，而北大校领导宽容到什么程度！那种自由平等的氛围，校领导以身示范的巨大感染力，嵌入北大新生的灵魂，永生难忘。三十年后，台上长者的音容笑貌，台下一张张乐不可支的年轻面孔，仍历历在目，成为生命中的定格。如果在北大呆过，还能思想僵化，不知宽容，那我只能佩服您了。

形方，色黄，高约一米。新生报到时人手一个，置于宿舍书桌之下。乃室外看电影、开大会必备之物，随手携带，毕业时交还。其貌不扬，其色不艳，几经转手，代代相传。不知坐过多少风流才子，绝代佳人，当代英雄！

1980 年竞选时，一位师兄，把小板凳往38楼楼道里一放，一根烟，一杯茶，对着空无一人的楼道开始讲话。几分钟后，整个楼道水泄不通。那是北大历史上永恒的一页，其光辉灿烂，只有蔡元培先生的北大可与媲美。演讲者和听众，都让人肃然起敬，悠然神往。吾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引为终身憾事。实在是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您如果在北大呆过，无论居庙堂之高，亦或处江湖之远，念及此情此景，而不心潮起伏，基本就是冷血。

五四体育场开大会，人手一个板凳；东操场看电影，人手一个板凳。记得在板凳上看过不少电影，印象最深的是《牧马人》。

毕业时，板凳上缴，我拿着板凳到回收的地方，一片乱糟糟。一回身，板凳不翼而飞！不交还不能毕业，我急了，大喊一声：“家田！我板凳丢了！” 刘家田是我们班长，北大一绝。他在一分钟之内，变戏法似的给了我一个板凳！交差，走人。

人是群体动物，有从众心理，需要共鸣。看电影，没有比在北大更愉快的了。因为你想笑时，大家都笑了；你想哭时，周围的女同学已经在流泪；你觉得荒谬时，已经有人妙语连珠，说出你的心声。感同身受，完全的共鸣，那种感觉好像你和在场所有人都是同卵孪生的兄弟姐妹。

您如果无聊，随便买张票，坐进大饭厅。甭管什么破电影，都肯定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旁边许多同学做义务解说、评点。常常一针见血，讽刺挖苦，一唱三叹！比看相声过瘾多了，笑死不偿命。记得后来想给协会挣钱，跑到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去要电影来北大放，几乎什么电影都可以弄来，而北大什么都可以让你放，几乎没有审查手续，自由啊，幸福啊。

至于讲座，各色人等，五花八门，一周数次，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眼花耳乱。团委，学生会，社团都可以请，几乎不要审批，校方很少干涉。本校教授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陈传康的跨学科研究，侯仁之的北京城市沿革，也都很受欢迎。仅举一例。

这不是我说的，而是 1985年北大团委总结广播中的一句话。85年春天，中国科大副校长温元凯作为人大代表来京开会。温元凯是当时四大青年导师之一，极有号召力。顺便说一句，除温元凯外，那三位都是北大校友。我跑到安徽省代表团住处去见他，想请他来北大演讲。那时一切都很简单，见人大代表就直接进去了（或许沾了不少北大的光）。

记得温元凯不在，还在人大会堂和万里同志座谈，会议服务人员马上通知他，他让我等一小时。我借此机会和同是人大代表的另一位改革先锋、安徽滁县地委副书记陈庭元先生认真聊了一会 （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凤阳县小岗村，就在滁县），同时邀请他去北大，陈先生以不善言辞为由婉拒，也向我推荐了温元凯。温元凯回来之后，跟我说他一心想去北大谈谈，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他去北大做报告。

我骑车赶回北大（那时在北京骑车，是一种享受），开始准备。当晚商定由研究生会牵头，团委、学生会共同邀请（记得为时间和准备问题还和团委副书记张力吵了一架，后来成为好友），第二天我和研究生会一位部长开始跑场地和借车。

北大当时的“人民大会堂”是大饭厅，大概有两千二百多个座位。可当时正在搞整党用，我们只能用办公楼礼堂（就是后来李敖演讲的地方），可那儿太小，怕挤破头。当年见党委书记是无需预约的，于是我们去找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就是上文提到的副校长兼教育长，此时他已是党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 。北大党委书记好像总是中央候补委员，永远补不上去，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请王书记给整党换个地方，王书记问，你们请温元凯？他讲得那些东西也未必有多深刻 （可见对温元凯并不感冒）。我们开玩笑说，您不能让北大学生都具有党委书记的认识水平。他现在很有号召力，如果在办公楼礼堂，人太多，挤破头，反为不美。咱们找一个大的地方，人显得少，不更好吗？王书记直乐，说你小子就捡好听的说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大饭厅就给你们用吧。这就是北大领导，真有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给你说话的权利”的风范。王书记又让北大车队给派了个车，我们这才贴广告，此时距开讲时间仅有三小时了。

晚上六点去北大车队要车，我一看，是辆吉普车，就跟车队队长说：“您瞧，堂堂北大，去宾馆接一位著名人大代表来演讲，就一辆吉普，只要您不嫌寒碜，我无所谓丢不丢人。” 队长看看我，一句话没说，给换了辆上海，真是人人都从谏如流！到宾馆接到温元凯，温元凯先生满面春风，与过道里的其他代表不停地打着招呼，“温校长，又去演讲？”“去北大！”

当晚的演讲非常成功，可能是北大历史上能够名列前茅的成功演讲之一。不到两千个座位，来了不下三千二百人，完全爆满，真庆幸没在办公楼礼堂搞讲座。温元凯的精彩讲话，无数次被掌声打断，说一千次太夸张，但可能有上百次。

作为化学家的温元凯，把中国社会比喻为巨大的缓冲溶剂，加点酸或碱都不产生变化；说美国人讲效率，问候语变得越来越简短：南部说“How are you”，中部说“Hello”，东部说“Hi”。全场捧腹大笑。温元凯本人也非常激动，中间休息时，我陪他上厕所，他不断重复：“真是北大! 到底是北大！我演讲的反应从来没这么好过！”许多来北大演讲的人，都深受北大氛围的感染。

演讲后有提问时间，问题如雪片般飞来。主持人请大家递条子，经我们归纳筛选，交给温元凯，怕出娄子，结果还是防不胜防。

我看到一个条子，邀请温元凯当北大校长。以我之大胆，也以为不妥。我对写条子的同学（地球物理系的一位80级学生干部）说，算了吧，丁石孙校长刚刚接任，这不合适。可这位同学非常坚决。竟然自己跳上台大喊一声，咱们请温老师当北大校长好不好？登时引起一些混乱，有大声叫好鼓掌的，也有起哄的，还有不满的。我一看糟了，主持人是一位团委干部也急坏了，朝我嚷了起来。温元凯先生也一脸煞白，说不出话来。我赶紧抢过话筒说：“我很理解这位同学的心情。他是希望温老师这样的改革家当北大校长，相信丁校长不会让我们失望。温老师今天是带病来北大演讲的，他喝的是药，不是水，现在身体已经很累，希望大家体谅。”

最后， 演讲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而我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这段插曲。在场有3000 多北大同学，许多人肯定记得比我清楚。后来这位同学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就是当年的北大。倒是我蒙受了一点“不白之冤”——有些人传是我喊请温元凯当北大校长的。不过也许这并不很冤枉，如果温元凯不是我请来的，并且假如我不了解丁校长，我这么做的可能性恐怕不小。

没那么神秘，所谓私人会面，就是我和丁校长两个人，在校长办公室里进行了一场谈话。

丁校长刚刚上任不久，有一天我跑到北大办公楼，正赶上丁校长下班。我拦住校长，问：“您有没有时间？您想不想让北大重现五四的辉煌？我想就北大发展前景和您谈谈。”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校长先是一愣，然后就笑了，非常和蔼地说，可以，就把我带回他的办公室。记得校长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他放下包，请我坐下，我就开始天上地下地胡侃一气。记得谈起蔡元培校长、北大兼容并包、人才辈出、总揽英雄云云，然后给了丁校长几条建议，包括任意选课、随便转系等等，其他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丁校长的表情：自始至终面带微笑，没有作任何评论。开始有惊诧，后来多了些别的东西，基本是觉得我很好玩，很冲动，很大胆。我以为是欣赏多于戏谑，鼓励多于批评，否则，我也不会滔滔不绝讲了半天。他像个慈祥的长者面对一个晚辈，然后送我出来，骑车回家。

我从此有点怕丁校长，尽量躲着他，或许是后来觉得自己太幼稚可笑了。但从此对丁校长满怀敬意，并以自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盖着他的大名而感到骄傲。丁校长后来身居庙堂，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当电视上看到白发苍苍的校长，都让我回忆起北大办公楼里的场景。学生当年无知鲁莽，敬祝丁校长身体健康！

北大燕南园聚集了中国学术界的泰斗，是名副其实大师云集的地方。学生们在图书馆与宿舍之间奔波，经常穿过燕南园，晚饭后，也会在这里散步，与某大师邂逅的可能性很大。我就在北大校园见到过王力先生、宗白华先生、朱光潜先生和陈岱孙先生。

1984年，想请周培源先生出席一个会议。当时周校长已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住在燕南园了。为了找周校长的新地址和电话，我随便敲开了燕南园的一个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教授的家。开门的女孩看着面熟，一问，是我同级数学系的同学。说明来意，她立即朝屋里喊：“奶奶，您知道周培源先生的电话吗?”  很快出来一位风度翩翩头发花白的女学者，从一个本子上找到周校长电话和地址给了我。

我赶到周校长家里，蒙周校长和夫人亲自接待。看到周夫人王蒂澂老师，实在不能不浮想联翩。虽然年过八十 （王蒂澂老师70多岁），我实在想说一句“郎才女貌”！至于两位与陈岱老的三角恋爱传奇，非我所敢道也。

83年北大副校长王竹溪先生去世后，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不仅是物理学大师，李政道、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导师，还是文字大家，第一个把《康熙字典》从头数到尾，说清楚一共有多少字的人。

大概是1983年或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来北大演讲，我参加欢迎贵宾。当时我是典型的“爱国贼”，当面直斥中曾根康弘，使这位首相大惊失色。随行的中央保卫局官员初而目瞪口呆，继而怒不可遏，当场抓住了我，并且大喊一声：“北大学生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但周边同学同声声援我，所以只是扣留了我的学生证，移交北大保卫部处理。

第二天，我无所畏惧地来到北大保卫部，完全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保卫部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十几个人共用，部长的办公桌位于一角。部长是位老同志，很威严的样子，像个军人。部长问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做？我理直气壮，慷慨陈词，从甲午战争说到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从日本当年的军事侵略说到目前的经济侵略、技术封锁等等，当真是义正词严，无知无畏。

我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全办公室的人都停止了工作，全神贯注地在听我说话，目光中多是赞赏之意。等我快讲完时，竟然发现我身边的北大保卫部长已经热泪盈眶！！部长对我说：“同学，你知道吗？我哥哥就是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杀害的！” 我登时心花怒放！心想，部长这么说，我恐怕屁事也没有了！果然，部长当场拿出我的学生证，直接递到我手中，说：“拿回去吧，不必写检查了，一切我做主。下次注意。”我就这样“不留案底”地全身而退，逃过一劫。后来盛传，说我在北大保卫部给拷了一个晚上。想想，实在幸运，心存感激。这要是在别的学校，恐怕开除的可能性都有，处分是躲不掉的。即使在北大，要不是遇到这样一位亲人是抗日烈士的保卫部长，也免不了会脱层皮。

十年以后，1994年，我回到北京，非常想去看望一下这位可敬的老同志。几经周折，找到了他的夫人，她告诉我，他重病住院，不能见人。我说：“请一定代我问候，就说一位当年不懂事惹了麻烦而承蒙他保护的北大学生，向老人致意。”

北大社团众多，灿若群星。我在四年级时有幸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读书会的准成员。听严勇（数学系，现TCL总裁）讲哥德尔证明；听王培（计算机系，现美国天普大学计算机教授）、吴国盛（国政系，北大哲学系教授）讲层次问题；听王友琴（中文系，79级文科状元，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讲文学；李书磊（中文系，中央党校副校长）讲诗歌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让我记忆犹新）；听李明德（法律系，中国知识产权学会副会长）讲法律、阎步克（历史系，北大历史系教授）讲历史；听甘阳（哲学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讲哲学；听齐海滨（法律系，华中科技大学法学教授）讲韦伯和朱执信；听马伯强（现北大物理教授）、钱立（北大经济学教授）、陈坡讲人本主义；顾昕（生物系，北大教授）讲奥塔·希克；金观涛、刘青峰讲《走向未来》；张炳九（哲学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柏（东语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讲教育改革；孙来祥 （经济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讲阿罗不可能定律、黄永山讲经济；孙立平（社会学系，清华大学教授）讲社会学。皆北大一时之选，使我受益终身，这其中不少人成为我的挚友。正如王培所说，以后来美国，辗转各地，再也没有碰到过比当时的北大更好的交流平台，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心态不一样了。

一塌糊涂 （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

吃饭加塞，图书馆占座，招贴广告。

北大的棒子面粥真香！至今还想得人流口水。据说，喝过几年北大食堂棒子面粥的北大人，过很多年一眼就能认出来。人太多，加塞儿是免不了的；饭盆经常不翼而飞也很普通；自习都想去图书馆，因为气氛特好，可惜座位有限。

填词：不知名北大学生 （很可能是集体创作）

曲：《外婆的澎湖湾》

我的记忆不全，可能有几个版本：

晚风轻拂图书馆，座位全占满；没有座位怎么办，心里是凄惨惨；坐在门前的草地上我消磨许多时光，从七点半我一直挨到十点半。

也有几次被人赶，那景象真凄惨；收拾书包，垂头丧气我离开了图书馆；四处流窜犹如丧家之犬，直到黑夜吞没我在宿舍大门前。

图书馆，图书馆，北大的图书馆，有过许多美好时光；书包，饭票，铅笔盒，还有一个倒霉蛋。

记得有一次中国队（足球）又赢了，数千同学聚集，不久就兴高采烈出门庆祝游行。我站在路边看着，觉得非常可笑，可不知不觉就加入了游行队伍，过了几分钟，我发现自己竟然和其他人一样振臂呐喊，忘乎所以。肃然而惊，从此对群众运动的力量心存畏惧，敬而远之。也对伟大而理性的德意志民族为何能如此疯狂，略有心得。

记得北大14届学生会主席朱善璐专门在大会上苦口婆心地讲到北大“课桌文学”、“厕所文学”（不登大雅，此处不表）。窃以为北大的”课桌文学” 真有光彩夺目之处，令人击节赞叹。记得有一首诗：

人生理应happy

何必玩命study

只要娶个漂亮的lady

抱个胖胖的baby

（据说曾在校刊登载）

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斯是教室，唯吾闲情。小说传得快，杂志翻得勤。琢磨下象棋，寻思看电视。可以打瞌睡，写情书。无书声之乱耳，无复习之劳形。是非跳舞场，堪比游乐厅。心里云：混张文凭。

“竹子开花了呀。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这是谁的歌？1984年春，中国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竹子大面积开花，死亡，野外至少发现138 只饿死的大熊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发布消息之后，引发全球 关注。美国也成立了熊猫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募捐团队，里根总统夫人南希志愿担任会长。

事有凑巧，我们当时正在北大筹办北大博物协会（植物，动物，地物，矿物），由三个相关学科的学生发起：生物系朱承（80级）、地质系王昆（80级）、刘宗坚（81级）以及地理系邓郎（81级）。

记得朱承在生物系带我一起找人帮忙，第一个找的就是曾周（81级），整整一年后，1985年四月，他在秦岭佛坪地区考察大熊猫时不幸遇难。曾周是热爱自然并跟随生物系潘文石教授开始研究大熊猫野外生存状态的大学生，研究事业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年仅21岁。他早年丧母，由父亲一手带大。可怜老人中年丧妻，丧子，孤零零一身，情何以堪！

在北大生物楼的追悼会上，曾老先生一声：“你到底还是去了！”让我们泪流满面。记得我发言时只讲了几句：四月的秦岭正是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的时候，这么生机勃勃的时候，那么生机勃勃的地方，为什么会夺去那样一个春意盎然的生命？物化曾经沧海，生命周而复始。秦岭收留曾周，良有已矣。我讲完，曾伯伯又哭了。

后来他问我，是不是喜欢庄子，我吃了一惊，赶快请教，原来，曾伯伯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与王若水、李泽厚是前后同学。也正因如此，他才能经历坎坷而心胸豁达，受如此致命打击而不倒下。对了，曾周是“小平您好”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那张著名照片上也有他。

曾周英年早逝，使我对生死有新的思考。“归去来兮，月夜楼台花草影；行不得也，满天风雨鹧鸪声”。想象他一直走在秦岭的苍松翠竹之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我至今清清楚楚记得曾周当时的样子：刚刚端着一盆洗完的衣服从水房出来，非常精神，一看就让人喜欢，觉得可靠。开始他还不太愿意参与博物协会筹办活动，但后来帮了很大的忙，还做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大家一起请了不少顾问，准备开成立大会。熊猫饿死事件一出，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就在那个周末，组织了不少同学到王府井搞公开募捐活动。为动员更多参与，朱承还联系了北大附小。孩子们也欣然牺牲周末时间在老师的带领下参与我们的活动。

之所以在王府井，有两个原因：其一，最热闹，人群流量大；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协和医院就在左近。当然这跟紧急救护无关，而是因为北大和协和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首都医科大学是协和医院办的，当时可谓象牙之塔的塔尖：读七年，出来是医学硕士学位。而他们的前两年半在北大生物系委培，号称医预班，算是北大预科生。

据说当初是想从北大生物系毕业生里招生，北大不干：凭什么呀。你招你的，我前两年帮你代培。得，他们20 个人两年后得回到协和，还是跟生物系的同学沆瀣一气，穿一条裤子的亲密。娶媳妇，招女婿，时有发生，不分彼此。所以，我们出动，以生物系为主，协和医预班的成了我们后勤。桌子，凳子一应物品都来自协和。标语一打，喇叭一叫，齐活，募捐开始。

真巧，北京五中的同学也在同一地点为大熊猫募捐。这下好，合而为一：北京大学，北京五中，北大附小，北京的大中小学全部到场，人同此心，为大熊猫呼吁。

这时我突然发现我们旁边，就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前面，有一群气质不凡的人物。一问才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研究员利用周末和广大群众、读者见面，解惑答疑。其中赫然就有北大校友，我非常敬佩的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读过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美不胜收的《美的历程》。

先生当面，我自然不放过讨教的机会。直接问李先生他如何定义美。记得李先生说，“美是一种自由的形式。”话音未落，我当即反驳：“定义必须是收敛的，用狭窄的概念，定义宽泛的概念，才能定义住。您这自由的形式比美还广博，怎么能定义住美呢？” 诸如此类，胡搅蛮缠一番，弄得李先生只有苦笑的份。

后来，看到前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先生（也是北大校友）的文章，称泽厚先生不会聊天。我也很遗憾，为了一个小问题，自作聪明，错过向大师讨教重要问题的机会。比如，他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问题，救亡压倒启蒙问题，以及他为什么扬康德而贬黑格尔等等。

行文至此，忽闻老先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家中去世（2021年11月2日），享年91岁。借此机会向这位博大精深的一代宗师致敬！

顺便加一句，挑战权威是北大传统，即使面对自己尊敬的老前辈。自我标榜一句: 吾爱吾师，但尤爱真理。嚣张一句：我们不是“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是“粪土当面万户侯”。真不是吹牛，我们在北大，曾经与中国总理勾肩搭背，称兄道弟。

李先生旁边有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学者，我看着顺眼，劈头就问：“能跟您请教一个哲学问题吗?” 那位先生刚刚目睹我和泽厚先生唇枪舌剑，立即站起来笑着说，别说请教，咱们共同探讨。结果，他在20分钟里，给我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哲学课。此公水平极高，可惜连名字都没问，太遗憾了！我和他探讨的内容，后来还引起一场风波，此为后话。 

我和李泽厚先生以及这位年轻学者的辩论，被旁边一位长者看在眼里。他走过来问：“同学，我能和你聊聊吗？” 当然！他拍着我的肩膀，边走边谈，谆谆教诲，让我不要太极端。实在感谢，可惜我没有完全听进去。谈话之后， 我转过身问一位学者，这位长者是谁? 答曰：我们社科院党委书记，中央委员梅益同志。大吃一惊。又说，我们院长马洪同志也在。我掉头就去找到马洪院长。此时估计我这个愣头青的故事已经传开，马老显然知道我就是那个捣乱的，所以非常客气，但比较严肃地教导我一番。我假装接受，态度诚恳。

此时，机会来了，当天中央电视台记者特别来拍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和读者见面的活动，我马上跑过去抓住记者，把抢救大熊猫募捐的重要性说了一遍，并且强调，此事举世瞩目，我们现在北京大中小三级学生都在这里，您正好赶上，天赐良机，还有比这更有新闻价值的吗？您不给我们拍摄一下？记者只是笑，可就是不去拍我们。

我很无奈，但不想放弃，就去找梅益书记帮忙。梅书记悄悄跟我说：我也很支持你们，的确有意义和新闻价值。你可以去请马老出面，他面子大。我马上揪住马老，大力求助。马老二话不说，把我带到中央电视台那位记者面前，建议给我们活动录像。那位记者同志似乎就在等这一刻，立即笑着走过去拍摄。

我大喜，跟在他身后。他转过身来跟我说：“我就想拍你。”我一愣，赶快接过话筒，对人群讲了一番道理，现在已经不记得讲了些什么，结果，当晚中央电视台把我们的募捐活动放在第四条新闻里播出！远在社科院学者新闻之前。当晚不少人说在新闻联播里看到了我讲话。没想到，一场自发的募捐活动，最后变成中央电视台帮我们站台，影响波及全国。

能发一句感慨吗？那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之一。那么多好人，智者李泽厚先生，那位青年学者，梅老，马老，那位中央电视台记者，北大附小的孩子们，北京五中的同学们，我最亲爱的北大同学们，尤其那天所有捐款的热心的北京和外地同胞。那一天，我们募集到400多元人民币！

您别吃惊，1984年，那是很多钱！那时，北京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40元。在北大学四食堂，三毛钱可以吃小炒！很多人捐钱不是元，是几毛，甚至五分钱。和他们的收入比，已经不少。这么算来，那天可能有上千人捐款，我们很知足，很感激。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最早在北京大街上募捐的。而今，相隔37 年的时间，相隔万里的距离，我向那个美好的时代，美好的人们，美好的北京，鞠躬敬礼，五体投地！

紧锣密鼓，筹备博物协会成立大会。我们请了一群科学泰斗做顾问，地质系同学请到了中国地址科学院院长黄汲清先生（对中国发现大油田贡献极大，包括大庆油田, 发现油田和李四光没有关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周明镇先生；我请到了植物学家侯学煜先生（学部委员，少数几个后来拒绝在三峡大坝论证结论上签名者之一），和北大生物系陈阅增先生（学部委员，剑桥大学博士）。

我和朱承还跑到林业部，直接找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国务院大熊猫抢救领导小组组长、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先生，请他参加博物协会的成立大会，从此和董老成为好友。

1987年五月，我从广播中听到他飞往大兴安岭指挥救火的消息，那春天里的一把火，烧了和北京市面积同等大小的森林——1.7 万平方公里。作为灭火前线副总指挥和林业部主管林业的副部长，他和林业部长都被撤职。作为真正懂行的林业部负责人，本来他不该撤职，奈何部长咬着他不放。我七月去家里看他，听他说他被撤职后，全国20几个省的林业厅长都来家里问候，其人品可见一斑。董老后来受钱学森推荐，担任中国沙漠治理学会理事长。

董老的助手魏秘书让人如沐春风，非常干练。董老非常爽快地答应我们，带领保护协会成员出席我们成立大会，同时接纳所有北大博物协会会员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员。

在保护协会听到一个消息，美国总统里根准备访华。作为美国大熊猫募捐基金会的主席，第一夫人南希·里根提前来华向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赠与捐款。我当即觉得机会难得，可以请保护协会出面邀请南希夫人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并聘请夫人为我们协会的名誉顾问。夫人在最短时间内答复， 欣然应允出席我们的成立大会并乐意做我们的名誉顾问，美国广播公司同行并为大会录像。为确保不出差错，我电话打到外交部礼宾司，咨询相关程序。答曰没有问题，他们已经和南希夫人和保护协会协调。之后外交部礼宾司通知北大校方准备接待里根夫人。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是由于我的疏忽和无知。当年北大基本是敞开的，什么人都可以来开个讲座，基本不用请示汇报。但里根夫人是国宾，是美国的第一夫人，接待规格要求极高，必须有相当高级官员陪同和北大高层出面，所以北大校方以时间仓促为由婉拒夫人来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们的苦衷，觉得干嘛拒绝一件大好事？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接受。或许，我们错过一段经历，北大也错过一段佳话。

后来去拜访董老，在他家里看到他接受南希夫人捐款的照片。他说，是白宫摄影师拍的，夫人回到美国后直接寄给他的。董老说，本来这个接受仪式，当时是想一起放到北大进行的。 

或许是巧合，32年后，2016年三月六日，我去加州棕榈泉（Palm Springs）开会。我大概每两年才去一次，从来都直飞棕榈泉。可那年订票晚了，刚好有一位老友从华盛顿过来，可以去洛杉矶接我，所以飞到了洛杉矶。下了飞机就听到南希夫人在洛杉矶家中去世的消息，享年95岁。我当时距离她在洛杉矶郊区的家近在咫尺，那天碰巧是我生日，真是巧合。忽然想起当年中美共同为大熊猫募捐，夫人与北大失之交臂，我看着路边的棕榈树发呆。

成立准备活动继续。我电话邀请北大前校长周培源先生出席。周校长当时是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电话打到他办公室，结果出了差错。当时北大打个电话难死了，一栋宿舍楼只有一部公用电话，在一楼看门大爷（大妈）屋里，效果也不敢恭维。不知道是我没说清楚，还是秘书转达不准确，结果周校长风尘仆仆提前一周来开我们的成立大会。您别不信，这是真的，一个北大学生一个电话邀请到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来北大开一个小社团的成立大会！证明所有北大出去的领导、校友，都对北大非常在意。

我决定登门道歉。可怎么和周校长直接联系呢？问路无门? 有办法。别忘了，住在燕南园的，都是北大知名教授，中国学界的泰山北斗。我随便敲开燕南园一座小楼的门，赫然就是中国数学大师江泽涵先生的家。巧了，开门的是江先生的孙女，我们同级数学系的同学，一位非常爽快的北京姑娘。我说抱歉打扰，我想要周培源先生的电话号码，简单解释原因。她立即说到，我不知道，我奶奶知道。马上对旁边的弟弟说，去楼上请奶奶下来。一会儿，江泽涵夫人下楼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风度！江夫人应该年逾古稀，但看上去至少年轻20 岁，集知性、修养、干练于一身。什么叫风度翩翩？什么叫高端大气？我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不太在意人的穿着打扮。但江夫人无言而教，完美向我诠释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素养和风貌，虽然只有几分钟，但终生难忘，至今历历在目。她拿出一个小电话本，直接把周培源家的电话给我。我很快致谢，告辞。

打电话到周校长家，好像是他女儿接的，然后转给周校长。他约我第二天去他家。我如约前往（根本不记得有警卫和登记）。见到了周夫人王老师（好像在清华附中教书）和周校长。校长（1980年卸任北大校长）风度翩翩，看上去像60岁（是年82岁），不怒自威。当时见了我有几分生气。我完全理解，他80多岁的人，那么忙，白跑了一趟北大。记得周校长跟我说：我是学物理的，物理学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和地点。你在电话里说希望老校长一定出席，结果让我白跑一趟。我马上道歉，说开会时间让我弄成测不准了，万分抱歉，现在有了准确的时间地点，还是希望老校长能够支持。周校长说他那个时间已经有了安排。我赶快感谢老校长给我当面解释道歉的机会，然后告辞。

关于周校长和北大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差不多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祖师级人物），听过不少八卦。比如王女士和陈岱老和周校长有约，谁先去美国拿到博士回来就跟谁结婚，结果周校长拿到硕士就提前回来，捷足先登。第二年陈老拿哈佛博士回国，可惜名花有主，所以陈岱孙终生委屈，终生未娶。我听张志方讲过这个故事，后来也看到类似版本，看来流传甚广。我在北大校园里多次看见陈老，看着老先生的高大的背影，暗暗为他鸣不平。

我想这里应该澄清一下，看几个事实就清楚了：陈岱孙192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7 年回清华任教；周培源1928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然后去欧洲和海森堡（Heisenberg, 193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著名的测不准原理的发明者）、泡利（Pauli, 194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中学就知道泡利不相容原理)）从事研究，1929年回清华任教。所以是陈老比周校长早两年回国，捷足先登云云完全不成立。时间链条也不对：陈岱老1920年去美国留学；周校长1924年才去，差了四年。周夫人王蒂澄 1910年才出生，怎么可能在十岁时和任何人有婚约，还双凤求凰？希望传闻终止于此。

对了，周王伉俪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好友和亲家。好像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精英互相都认识。周培源王蒂澄夫妇相濡以沫，相亲相爱61年，直到周校长1993年去世。夫人给周校长生了四个女儿，个个如花似玉，大家闺秀。这是众口一词的，有照片为证。

请不到周校长，我就去请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院长。我是成立大会当天下午去的科学院。没有预约，也无人介绍。我忘了是不是有一张北大学生会的介绍信。我说明来意，等了半小时就进去了。那会儿效率真高，政府官员架子真低。

先见到了卢院长的秘书，一位非常亲切又精明强干的年轻干部。他了解了一下情况，然后带我到卢院长办公室见到了院长本人。卢院长忠厚长者，非常谦和，亲切。老实讲，我不记得和卢院长怎么说的了，只记得当时离会议开始只有三个小时了，卢院长居然答应了我们（据后来卢院长和丁石孙校长说，当时我让他觉得如果不来北大，就对不起我。可卢院长这个决定和出席，却真让我终生觉得对不起他！因为，当晚卢院长一位好友病危，因为他来北大，结果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我为此歉疚了几十年。后来又见到卢院长，我都不敢过去问候）。他的秘书还给我20元钱，说卢院长和他每人10元，捐给我们。我非常高兴，感激，也已经筋疲力尽，赶快往北大赶。

不知是否忙了许久终于临近终点，我那天晚上又乏又累，忘记吃没吃晚饭。赶到大饭厅时，董部长已经带领一批保护协会的人到了，开了12辆车，阵容庞大，还给我们带来了一部电影：《灰喜鹊》。我们有一个团队一直在现场准备大会的召开，准备得很细致。王昆、刘东周同学已经在陪黄汲清，周明镇两位老先生说话，一会儿卢院长、丁校长、董部长也来了，大家相聚甚欢。卢院长跟丁校长说北大学生真是后生可敬，后生可畏呀，看来是间接批评我了。

地质系一位姓赵的同学，非常帅的哥们已经准备好了大会议程，我把一切都交给大家就行了，一切都会很圆满。我不知是错了哪根筋，坚持要主持会议，赵同学好心提醒我，可我就是听不进去。结果我不仅没搞清楚议程，还把几位尊贵的客人都介绍错了！就跟成心捣乱，来砸场子似的。那几乎是我愚蠢自大登峰造极的时刻，不知在场同学是否记得？如今说出来，感觉一身轻！还好，我的愚蠢没有造成太大损失，师长们和同学们一笑了之，北大真是宽容。

卢院长讲话（又说起后生可畏！）和丁校长讲话中都对博物协会成立表示大力支持，董部长作为国务院大熊猫抢救领导小组组长的讲话和紧接着的捐款交接仪式把大会推向高潮，然后看电影。北大博物协会正式成立。王昆为主席，朱承、邓郎为副主席。除了我不着调，一切都好。

博物协会成立以后，以各部为单位，搞了不少活动，我记得有一次去了妙峰山植物考察和野餐。妙峰山是北大生物系植物观察基地，距离北大40 华里左右。一群人骑车沿着京密引水渠而行，一路白杨绿水，笑语欢歌，一点不觉得累（那会北京真好，几乎没有什么汽车，公共汽车非常可靠，骑车也非常方便。去北京站接人从北大走，到中关村上320，一气开到木樨地，改地铁到北京站，全程只要40分钟。根本不知堵车为何物）。

半山腰鹫峰附近有座庙，可供住宿。二战时田中角荣（后来的日本首相）曾经占领和损毁过，后来重修，苍松翠柏，世外乐园。记得那天野餐，带了口大锅。原料是兔子、猫、青蛙和老鼠等，大多来自实验室解剖动物。几十人连考察带游玩还有美食，其乐融融。

还有一次想去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考察。为了攒足路费，我们绞尽脑汁，连倒爷的活都干了。张矢的（80 级生物）成为零售专家，在校园里卖奶粉什么的（声明：没有打着募捐的旗号）。他一次跟我抱怨，说北大学生太实诚：一包奶粉五毛钱，他喊价一块。一个女生明明知道价格过高，可还是掏钱买了，她倒是还个价呀！我说我也不懂得还价，你就坑人吧。我又跑到中国电影发行协会，要了几个电影来北大放映，记得有《冰海沉船》啥的。拿到电影，预定大饭厅，在三角地贴个广告，然后自己卖票。当时真是自由，只要有，好像什么电影都能拉来，放什么北大也不管。

85年六七月，北大研究生会组织了一次暑期支甘服务团。当时的研究生会外联部长正好是甘肃人，姓赵（法律80级，为他鼓掌！）。他想为家乡做点事，就组织了这个服务团，主要是英语教学，其次是发展潜力考察。有关这次活动，请看张京梅（英语 81级）同学的《青春无悔》系列。我读之再三，爱不释手。女同学心细，居然保留了那么多的好照片和实物。京梅珠玉在前，我难免续貂之讥。但观察角度不同，所以想选取几个我印象深刻的剖面，回味一下那非常难忘的美好时光。

关于北大人的生长环境。北大有非常典型的三个生长环境：班级环境、系级环境和校级环境。这三个环境里度过四年的北大人结果可能大不相同。这番精彩总结，来自经济系82级的薛旭同学，当年（1985）他是北大经济学院的团委副书记，一个典型的系级和校级环境中走过四年的北大学生。

在班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学，往往非常专注，在专业上极有造诣。我们班同学都是为人极好的谦谦君子，我怀念和每一个人的交往和友谊，其中对我影响很大的是刘家田（班长）、戴刚（诗人阿吾）、徐建宏、张建中、马志文等同学。

我属于校级环境，认识了不少外系和不同级的朋友：许创业（法律80级）；科学哲学研究会会长高庆生（物理81级）也给我很深的印象；葛全胜（地球80，安徽桐城人，北大书法社认识的，85年全国硬笔书法大赛特等奖获得者，作品作为字帖出版）；学生会生活部长何江（力学79级，一位非常高大的美男子，陕西人）；北大14届学生会主席朱善璐（哲学79级）。

我和善璐也是不打不相识。他们14届当选之后，和同学见面，宣布自己的任务和目标，然后布置本年度工作，让大家问问题。我举手说，为什么你们本年度工作和你们的任务目标没有任何关系？善璐开完会立即过来找我，第一句话：你怎么问这么尖锐的问题？第二句话：你来我们学生会工作吧。85年 9.18 后，在校园里见到善璐，他哭丧着脸说：邓郎，我是北大头号学贼呀！我说：可喜可贺！我没开玩笑，9.18 和我当年怼中曾根一个水平，亲身经历过的同学可以写写。

 在听完薛旭的高论一个月之后，我踏上了北大支甘服务团去兰州的列车，此番经历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他的观点。我属于典型校级环境学生，交了很多跨系、跨年级的朋友，终生好友。但支甘服务团列车给我的感觉依然是非常美好和震撼，不亚于张京梅的感受。那是一个完美的校级交流环境，跨系，跨年级，跨男女。校园里，大家都无所谓，出了门，北大一家亲，完全像家人组团旅游，没有任何隔阂。这一路火车之旅足够大但又相对封闭的空间，足够长但又相对连续的时间（30个小时），加上足够美妙的目的地和身边足够赏心悦目的同学。上帝真是慷慨，把那么多美好送到你面前。说真的，那种美好感觉，以后都很少出现。

比如，我对面坐着一位。哪个系的？经济系。忽然想起薛旭，他是你们学院团委副书记，认识吗？当然，我碰巧是团委书记！请问大名？张志方（经济 81级）。得，这奇妙的世界！从此和志方成为好友。再看这边这位，睿智成熟，风度翩翩 。谁？徐晓东（英语81级）。晓东兄比我们大几岁，又当过兵，远比我成熟深刻得多。见到张京梅，又吃了一惊：北大还有这等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人物？

那趟列车，几乎是强制要求所有人做校级交流。我这种人自然如鱼得水，狠狠交了几个好朋友，除了上面三位之外，还有非常敦厚贤淑的老大姐汪宁红（英语 79级，申请学校的推荐信请她修改，那才叫地道英文！）；高瘦的帅哥王忠欣（国政？80级，记得忠欣不想去敦煌，我忽悠他：一个商人沙漠蒙难，忽见霞光万道，指明方向，走出困境。感念我佛慈悲，万道霞光，不知其高，遂凿洞供奉，谓之莫高，他抵不住故事诱惑，终于和我们一起去了）；秘书长张少云（国政80级）；我的调研组长徐志宏（哲学79？）；张来明（法律80，来明给我讲了当年竞选的趣闻）；英语系的李迎春（82，听说托福考满分）；潘学进（82级）、李咏（83级）、于妍（81级）、周培元、苏东坡（经济81级）等，还有一位来自福建的研究生同学，他讲了在福建农村插队时的笑话，没把我笑死（待客上床，和主人老婆同床，第二天早晨喝凉水）。

那次火车上认识的还有于妍和汪宁红（汪姓来自女真皇族完颜）一组，在甘谷县教英语。我们调研组去了甘谷，在大象山下，渭水之滨，受到刘县长等的热情接待。县领导对汪、于两位老师的水平和教学成绩给予极高评价。汪宁红跟我说起在当地自由市场见过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还穿着开裆裤。她和于妍逗女孩说话，结果小姑娘一下给吓哭了，旁边的老奶奶马上说“心疼呀，心疼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心疼”的妙用，后来发现说姑娘美丽可爱，也说心疼。

还有几位老朋友也是那次认识的：研究生会主席齐海滨（法律78级）；研究生会社会实践部长吴宏（计算机79级），在摄影上有相当造诣，甘肃之行最好的照片，应该在他那里，对了，接待温元凯，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还有一位83英语的小师弟叫于憬军，极有幽默感，他讲笑话时的动作、声音、表情我都历历在目。

离开北大后，见到很多人都想和北大人交朋友。据说北大平均智商130，我猜情商可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借用《爱情故事》作者Eric Segal 的话：学生中，不少人绝顶聪明，几近天才；还有一部分就是天才，几近疯狂。总之，人才济济，目不暇给。如果您在北大几年，居然没有交几个跨系朋友，那真是入宝山而空手归，守着山珍海味挨饿。记得火车上玩一个游戏，是齐海滨介绍的。特别考校一个人的知识：你心中想一个名人（古今中外都可以），然后让对方猜是谁。对方有15 次机会发问，你只能回答是和不是。我们玩了很久，兴趣盎然。厉害的可以在第12问时直接给出答案。

去的路上还有一次小冲突。我们一路谈得高兴，引起车厢里两个非北大人的不满。两个青年，肯定不是大学生（没有歧视的意思，如果是大学生，肯定和我们聊天），看着我们不顺眼，找茬儿，吵了起来。好像主要是和我、张志方、张京梅、于憬军和徐晓东吵。我们很克制，所以没有动手，然后他们自己去另一个车厢了。军人出身的徐晓东很生气，几乎想把他们从车窗扔出去。我在想，差不多是同龄人，他们为何与我们有那么深的隔阂？因为北大人太张狂？我以为没有，我们五个人都很平易近人。当年，是否能上大学，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分水岭。

莫高窟，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瑰宝。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听说，文革高潮时的1966年夏天，一群兰州的红卫兵斗志昂扬，气势汹汹要砸了莫高窟。到敦煌先要乘火车到柳园，然后下车步行70华里才能到敦煌。这一带是典型的沙漠气候，很少降雨。可是，就在红卫兵们列队从柳园向敦煌前进的途中，遭遇百年不遇的冰雹袭击，被砸得鬼哭狼嚎，中途折返，莫高窟幸免于难。冥冥之中，自有佛助。我缺乏艺术细胞，不敢对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妄加评论，倒是觉得鸣沙山和月牙泉这一对恋人，实在是自然奇迹。

好像除了中国的传统绘画、书法、瓷器和印章，世界上许多伟大艺术都直接来自宗教。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宗教信仰并留下洞壁画。人类是拥有自我意识的高级生命，自我意识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生命和死亡的意识和纠结。什么是活着？为什么会死？所有宗教都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人类渴望永生，所以宗教提供天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解脱（佛教）、长生不老（道教），同时也提供了生存的意义：为了进入天堂；为了往生极乐世界；为了得道，这些都是宗教对个体给予的永恒承诺。千古艰难唯一死，说穿了，宗教是人类面对死亡的训练和准备，并且常有混淆生死之间界限的功能。西方的修道院，中国的苦行僧，都远离尘世，都把生存需求降低到极限，几乎达到生不如死的境界。

人生最大的矛盾就是欲望和实现欲望能力之间的紧张。很自然的，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增加实现欲望的能力和手段，二是控制欲望。由于人类欲求无限，水涨船高，所以方法一永远是暂时的满足，控制欲望才是最终解决方案。

西方文明在200 多年的短短时段内把实现人类愿望的手段发展到极致，许多古代完全不敢梦想的东西都成为今天的日常现实。一个普通现代人可以享用的物质资源可以轻易超过一个古代帝王，这是惊心动魄的巨大成就。然而，人类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多少。不论个体人生多么灿烂辉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我们最终要直面死亡。

没错，人类正在用技术手段尽量延长寿命乃至达到长生不老，先不管可能性多大，假如人类真可以长生不老，那估计自杀率会直线上升。没有死亡作为终极归宿和挑战，则生活、生命可能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意义和理由。

感觉好像基督教是个立体的空间世界，有天堂、人间和地狱上中下三层；佛教是前后相关的时间世界，前世、今世和来世。除了侍候主，永远快乐之外，基督教对天堂描述甚少。在这一点上，佛教的转世更有吸引力，换个活法，再过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直到大彻大悟。人们对天堂是很陌生的，对世上的好日子、好命运却是直接感受的。 

我震撼于宗教的伟大魅力，但就是信不起来。听说，出国的留学生，信教的（基督教）不少，理工科居多。不管传教士多么苦口婆心，我却无动于衷。但也被震撼了一次。

2004 年夏天，在圣地亚哥会议中心的台阶上，我忽然被人叫住，一位近20年没见的北大同学, 一位达尔文的坚定追随者，变成了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跳跃有点大，我有些蒙圈。老同学和我分享了他的心路历程，我很理解他的选择，但自己无论如何越不过信仰的龙门，并且非常庆幸以杰斐逊为代表的美国国父们主要是自然神论者（Deism，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但之后就是甩手大爷了），他们非常理性而坚决地把上帝排除在美国宪法和政治运作之外，否则，美国就没有宗教自由了，而法律在上帝面前也会形同虚设。道理很简单：上帝是绝对的，而政治是要妥协的。只要上帝在，一切都要屈从。我相信，真正的信徒会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和安慰。

几年后在北京见到另外一对非常优秀的北大同学夫妻，也是非常美好的人和虔诚的教徒，相亲相爱几十年，夫唱妇随，女儿优秀。我已经毫不吃惊，只为他们高兴了。也许是巧合，这几位信教老同学都住在德州。 

这里妄言宗教和上帝，不敬之处，恳请海涵。

大概是84年底，北大研究生会举行了一次哲学问题讨论会，好像在三教。我在会上放了一炮，掌声还挺热烈。刚刚走下讲坛，邓杰（法律81级）立即过来跟我说，“你可真敢说!”  我马上知道有些出格了，不过也没有太在意。坐回观众席，我发现一位高高瘦瘦的人也从观众席出来，和几个主办人出去了。一会儿，几个主办人开始就我的观点展开批评和辩论。我觉得很正常，自由辩论嘛，不过三个人轮番批驳我的观点，有些奇怪。

过了几个星期，研究生会学习部长马伯强（物理79级）找到我，就那天的辩论进一步交流。我的理解是，伯强兄支持我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但不认同我在公开场合以那么激烈的方式表述。我非常感谢他这么负责任，还专门找我回顾问题，并提出中肯建议，不过也有点发懵。后来，谜底揭穿，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当天，观众席上有两位校外人士，认为我的观点很离经叛道，遂做了总结归纳，逐级上报，惊动了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打电话到北大，提出质询。北大领导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打了一闷棍，遂展开调查。结果，镜头回到当晚。我看到的那位高瘦的人离座出去，他是当时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是一位政治敏感度极高，谋深虑远的人物。他当晚正在写硕士论文，忽然觉得得去学习部主办的论坛看一眼，这也是我的幸运。结果就听到我的一番“高论”，立即觉得不妥。扫视全场，当即发现有两位年龄比较大、明显不像是北大的人士，心叫糟糕。并立即起身，把主办者（马伯强，陈坡等）召集出去，请他们组织对我错误观点的批驳，这才有后来三人对我观点的辩驳。

所以当北大校方开始调查这起飞来麻烦的起因时，直接找到他本人。他当即回复：“我们在现场就认识到了这位邓同学观点的错误，立即组织了对他错误观点的逐条批驳，并且获得了更多的掌声。如果有任何不利影响，已经当场肃清。”北大党委据此回复上级，理直气壮。而我则茫然不知，躲过一劫！  真是缘分，后来与这位师兄成为终身好友，“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不胜感慨！ 

1984年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在北大影响很大。编者、作者都是一时之选。第一套书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三本：《增长的极限》、《GEB：一条永恒的金带》和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主编金观涛（化学，65级）对中国历史的解读让人耳目一新。此前他和夫人刘青峰（中文，64级）在《十月》上发表的小说《公开的情书》已经轰动一时。

1985年五月底，《走向未来丛书》编辑部要举办一次《作者、编者、读者座谈会》，机会实在难得。北大的票不多，我找神通广大的老齐（海滨）要票，他让我去问问研究生会学习部的负责人王培，结果我又因此结交了一位终身好友并且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知。

记得第一次见王培，是中午，他从22楼研究生宿舍的一楼上铺跳下来，跟我说没票了，让老齐自己想辙吧。知道他是计算机系的，不知怎么我就问起了一个数学问题，结果被王培颠覆了我的认知。那种震撼，至今记忆犹新。王培是我见过的逻辑思维最清晰的人物，没有之一。多么复杂的问题，被他剖析之后，都一清二楚。

比如，有一次听吴国盛讲“超越层次”，又说层次是平权的，听得我一脸懵B。当场李书磊就问：既然层次是平权的，那为什么还要超越？吴国盛说：我说不清楚，让王培讲吧。于是王培开始阐述他对层次的认识，大概如是：研究任何事物、现象，都有一个适当的层次，并非越高越好，不能总是上升到政治高度。从微观到宏观，看待事物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需要不同的观察手段和角度。根据需要选择一个最佳层次，有时要超越，有时要降低。大概如此。当时听完，如饮醇醪，如沐春风，通体舒泰。以后和王培交流，类似的感受多多。王培的讲稿，后来整理成一篇短文，叫《层次问题》，由齐海滨发表于他主编的北大校刊《红楼》版。那期校刊我保留了很久。

王培是当今世界通用人工智能（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博士导师就是《一条永恒的金带》的作者侯世达教授（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对了，王培和讲哥德尔定理的严勇，是《一条永恒的金带》中文版（专业版，不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简版）的主要翻译者，后来二人都到了Bloomington 印第安纳大学跟随侯世达读博士。我去Bloomington 看过王培，其实那里最著名的是金赛博士（Kinsey）的性学研究。

王培在那里读完博士，博士毕业论文获大奖，严勇中途离开，去斯坦福读MBA，路上在我那儿住了一个晚上。记得严勇跟我说，做科学研究与为人类做贡献没什么关系，无非是让自己过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严勇是78年全国数学竞赛第二名（第一名上海李俊），免试入北大数学系。是北大最早一批穿牛仔裤、弹吉他的人。他弟弟是北大数学系85级的，和我很熟，毕业前失踪。严勇斯坦福毕业后回国工作，据说在深圳找工作时，穿着牛仔裤，背一个黄书包，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履历是北大博士，斯坦福MBA，大家以为他是骗子。

王培在20年前，就已经设计（创造）出能做梦的人工智能。纳思（非公理化推理系统，Non-Axiomatic Reasoning System，NARS）是王培设计的一个通用人工智能系统。他把“智能”定义成“在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条件下的适应能力。他设计的人工智能可能开始很笨，但拥有一项必须是智能才有的禀赋：会学习。不像阿尔法狗（Alphago，打败所有围棋高手的机器人，它的创始人之一，Shane Legg，是新西兰人，曾经是王培在纽约时的研究助理）只是一组计算机程序。能否学习，造出新的东西，是鉴别有无智能的主要标志，就像一个小baby，开始什么都不懂，但注定发展壮大。王培的理论，可以创造另一种文明，听上去有些吓人。按照他的定义，任何社会组织都是水平不等的人工智能。比如北大就是一种人工智能个体，我以为她80年代的智商比现在高。

书归正传。王培没有票，老齐让我和丛书副主编陈越光联系。好像丛书的扉页上有编辑部电话，我试着打了几次，最后在40楼终于打通了。话说当年的北大打电话太不方便了，幸福全靠自己动手：交通基本靠走（有一辆自行车已属奢侈），通讯基本靠吼，泡妞基本靠吹牛（知识就是力量，其它一无所有），炫富的王八蛋基本没有。没想到我居然用公用电话就找到了陈越光，问他我们是否能去，陈越光非常热情，干脆利落地说，非常希望海滨和你们能来，到门口找我就行。

我就和老齐、王培和顾昕（生物80级）一起去了，好像是在军博附近。见到了许多著名人物，老齐把我们介绍给金观涛、刘青峰、尹蓝天、樊洪业等人。吃饭时，我和王培、陈恒六一桌。记得陈恒六一直在谈爱因斯坦文集，对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推崇备至。我一不小心，把菜撒了王培一裤子，王培一笑置之。

出席活动最大的收获是每人发了全部两套丛书！老齐还顺便邀请了金观涛夫妇到北大座谈《走向未来丛书》。过了几天金观涛、刘青峰、樊洪业（三人都是《公开的情书》中的人物）等真到了北大开了讨论会。我也在讨论会上胡扯了两句，说你们几位引领风气之先，开蒙启智，从《公开的情书》到《走向未来丛书》。如果说《公开的情书》还是烟锁池塘柳，那么《走向未来丛书》就是炮镇海城楼了。说得金观涛哑然而笑，刘青峰直翻白眼。权当笑谈。《走向未来丛书》从1984年到1988年一共出了5 套，对国人思想解放，放眼世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当代中国史上笔酣墨饱的一页，非常值得研究和纪念。

 《走向未来丛书》在北大带起一轮讨论热潮，产生了一种“沙龙”现象。一般是周末，几个好友相约，到某人家中讨论问题，由此我也结识了不少本校和外校的高人，像人大法律系的周大伟。82年77、78 级毕业纪念，捐献蔡元培、李大钊铜像典礼，盛况空前。负责人是潘维明（中文78级），我在场，有幸见到了好几位只在书本上出现过的传奇人物，像罗章龙和刘仁静先生！何其难得，何其荣幸！

罗章龙

说到底，当年北大的交流环境堪称无与伦比。王培、高柏（东语79级）、齐海滨出国后都说，在美国也没有碰到像80年代中期北大那么好的交流环境：一群中国一流的学术精英，在一起自由碰撞，指点江山。我在讨论班上，交到了几位终身好友，三十多年来，一直联系紧密，收益良多。至今想来，还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自从80年3.20“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之后，几乎赢了就要聚集到楼下，31、37、38、39、40、41、42、43 楼在一起，自然围城一个天井，楼上开窗喊一嗓子能吵醒半个北大。然后出校门绕北大喊一圈儿。有一次去了清华，喊清华下来；还有一次走到了人大，喊人大下来。记得没几个人下来。可能清华、人大都觉得北大学生是吃饱了撑的。

和体育没关系但闹得很厉害的一次是北大宿舍要11点熄灯！是84年冬天吧？这不要命吗？读到高年级基本都是夜猫子，11点关灯几乎相当于21世纪的断网！记得许多人打着火把走了一圈儿，逛到北大中关园，最后还是回宿舍睡觉。学校似乎没有改变决定，大家也就认了。

85年中日围棋擂台赛时，所有人都盯着电视，整个北大都在下围棋。第二次聂卫平连过五关，赢了藤泽秀行后，北大又疯狂一次。那是老聂的人生巅峰，他带着中国围棋队队友江铸久，刘晓光等来北大和同学们见面，场面极其热烈，主持人谭军（中文81级）最后嗓子都哑了。我得到的一个重要信息是老聂说藤泽秀行等日本围棋大师是很好的朋友，擂台赛只是切磋技艺，不要看得太重。

当然，最喜欢的还是足球，当年的中国队（荣志行，古广明，刘力福，沈祥福等组成），是49年以后直至今日中国最好的足球队。十分怀念观看他们每一场比赛的时光（当年北大宿舍每层楼只有一个电视，还不一定干活，一回头，全是眼镜。所以有个对联：今世进士尽是近视。下联不知），永远遗憾他们没有去成世界杯！

我有一次站在游行队伍外边看着异常激动乱喊乱叫的人群觉得很可笑。几分钟后，发现自己居然也在游行队伍中，同样激动着，喊着同样的口号！倏然而惊。第一次切身反省个体和集体的行为差异，切实感受群众运动的冲动和可怕力量。

多年后在纽约曼哈顿42街上，一个冬天傍晚，天擦黑，下班正准备上地铁。不知怎么回事，就有三个人在接近地铁口站成一排，其中一个递给我一面小旗子，我也就不由自主顺汤顺水进了一个游行队伍开始跟着喊口号。忽然想起多年前的北大经历，马上问身边一位像是来自中东的兄弟：咱们这是游行反对谁呀? 对方一摊手：我也不知道（“Hi Brother, what are we demonstrating against?” “I don’t know either!”）。我立即撤出队伍走人。

有鉴于此，我对全民公投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作为一个大集体的全民，非常容易受一个事件，一种情绪的影响和操控，大众经常按情绪投票，而不是理性判断，所以投票结果很可能违背民众自己的利益而不知。美国从来不搞全民公投（聪明），欧洲的公投经常事与愿违。 

好像是83年，在办公楼礼堂看的。是北京人艺来演的，绝对震撼！和北大同学一起观看这样的剧目，是锦上添花的享受。有这部剧垫底，多年后听到编剧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真没太吃惊。

82年吧，搞得轰轰烈烈，非常热闹。太极、八卦齐上阵。请的都是校外武术名家作指导教练。我学的是12谭腿，每天练习，一度居然也能踢到自己的脑门儿。记得还请来几位武术大师来北大做报告。比如太极大师马礼堂老，当年已经80高龄，中气十足，讲施展太极斗日本兵的故事。何江是主持人，校领导郭景海（学生工作部长）也在。何江一会马老，一会老马，把郭部长气得直瞪眼，跟我说：怎么能叫人家老马呢？那表情我现在还记得。

军训只有两周，正步走，队歌，步枪射弹打靶，记忆里非常美好。记得还请来一位军政大学（国防大学的前身）的专家讲解当代世界军事冲突与格局，在办公楼礼堂，非常精彩。他说道，就最近的情况看，当今世界总是非正义战胜正义，侵略者打败被侵略者，强国打败弱国，当时掌声雷动。我们班长（现役军人）还以为我们喝倒彩！

记得84年5月，我在海淀偶然碰到人大附中高三的同学在高考体检。班长好像叫赵泽红，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小姑娘。跟我提个要求，他们很想知道北大各系的情况，便于高考报志愿，好像当天下午就是限期。我立即跑回图书馆，一通忽悠介绍，居然在30 分钟内拉了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心理、地质等好几个系的同学，大多不认识，一起骑车到人大附中那个班，和他们座谈，介绍各系情况。后来他们班有好几个考到北大。而班长赵泽红，是北京当年的高考状元。

用一幅对联（平仄不调，大家对付着看，就是表达个意思）总结一下一个80年代北大人的心境：

我行我素，虽千万人吾往矣

自作自受，本一颗心天知否

2021年11月，美国中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