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协和外科干了20年，是什么体验？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有56名医生，副主任医师蔡思逸是其中之一。

自2004年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选入北京协和医院实习以来，蔡思逸在北京协和医院已经度过了近20年。他的硕士生与博士生导师都是邱贵兴院士，主要做颈椎退变和各种颈椎区域畸形手术，尤其是颅颈交界区畸形手术。这个区域的手术往往伴随着巨大风险，稍有不慎，就会给患者带来极大损伤。

他有时候会在微博上记录下一个又一个详细的手术案例，这些手术就像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座又一座山峰，在术前给他带来过巨大压力，攀登过去之后，也会给他带来很多思考和收获。

一位特殊的患者

一个最好的决定

蔡思逸最近记录的一例手术，是一位因类风湿关节炎引起寰枢椎脱位，第二颈椎脱位突入颅骨，出现高位脊髓压迫的患者。

今年的前三个月，蔡思逸都在出高干门诊，他回组之后，就迎来了这位患者。患者虽然刚30出头，但情况已经很不好了，身体有束带感，走路有点跛行，肌肉萎缩导致手也不灵便了，因为一侧的寰枢椎关节被破坏了，患者的头也只能歪着。如果不尽快手术，患者的情况会越来越重。

虽然患者没有事先告知，但入院后血液检查发现，患者还患有艾滋病和其它性传播疾病。“我的学生们起初是愤怒患者隐瞒病情，后来更多的是可怜他。”

这位患者在姐姐的陪同下，从家里出来看病已经近半年了，去过多个城市，看了很多医生，但都因各种原因婉拒。在术前谈话中，他对蔡思逸说：“我去了很多医院，现在我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了。”

蔡思逸清楚，这位患者即便没有患艾滋病和其它性传播疾病，他需要做的手术也是极高危手术，手术风险很大，他也告知了患者手术风险，但患者说想死的心都有，所以什么结果都能接受。

“我跟他说，如果手术出了意外，很有可能最后你也不会死，但离开不了呼吸机。你姐姐也有自己的家庭，到时候所有的压力就都在你姐姐身上了。我让他把姐姐也喊过来，他姐姐也同意手术，姐姐说这个病对他太痛苦了，不治就一点希望也没了，现在出来看病半年多，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就剩手术的钱了。”

患者和姐姐都甘冒风险，蔡思逸也没了退路。不仅他有压力，科室和他所在的专业组压力都很大。一旦出现并发症，由于患者合并感染，部分可能参与后期护理的医护人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心理压力。术前几天，连他8岁的儿子也看出来他有心事，他不停的查阅文献，在脑海中演练手术的每一个细节。“患者如何摆体位？手术第一步是什么？从哪边先减压？书上不会讲那么详细，因为每个病人都不一样，所以医生要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去分析怎么做才最安全。”

万幸的是，手术很顺利，从术后结果看，蔡思逸和患者都做了最好的决定。

挫折教育

颅颈交界区的手术风险都很大，在蔡思逸看来，风险大的原因除了手术本身的难度之外，还在于全世界从事这个领域的外科医生也不多，患者也少，如此一来，积累的经验也就少，规范化的程度相对也低，所以出问题的几率就会变高。

“这个部位是从神经系统从颅骨通往颈椎，突然变窄的一个区域，好多功能全都集中在这里，管呼吸，也管循环，如果这些功能受损了，病人真的会很惨。”蔡思逸说。

医生是人，不是神，几乎每一个外科医生都会经历手术失败，蔡思逸也不例外，对于出了问题的手术，他说：“心里真很难受，恨不得当时没有做过这个手术。”

蔡思逸将手术失败经历称之为挫折教育，外科医生从中得到的是教训，而受到伤害的是患者。这一点，蔡思逸认为每个外科医生都应该认识到。

因此，蔡思逸每逢大手术，总是会想起科主任仉建国教授的教导，“他经常给我强调，随便你挑战什么极限，但你心里永远应该有根弦，你是去帮助病人的，你不能够对病人产生伤害，时刻都要记住这个。所以对越不熟悉的手术，风险越高的手术，必须要反反复复做计划，把所有的细节都想到，能不能帮到病人还在其次，首先尽量不要伤害到病人。”

虽然手术失误难以避免，但蔡思逸认为，失误是可以尽量避免的，你懂的越多，学的知识越多，想的越周全，病人受伤害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我们只有不停的看书学习，做手术之前不停的演练，为什么手术前会睡不着，因为要演练每个细节。为什么有些医生做手术很快，就是因为把所有问题都想明白了。”

那位30多岁的颅底凹陷患者的手术，蔡思逸就做得很快，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没有超出他计划外的情况发生，主任来看的时候，他已经做完了。

但蔡思逸也很清楚，每一台手术都是一个新挑战，这一次成功了，并不意味着下一次也一定会成功。“外科手术并不是只有利没有弊的治疗，很多时候都需要在利弊之间权衡。”

蔡思逸甘冒巨大风险为那位患者做手术，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患者对他的无条件信任，以及愿意共同承担手术的风险，同时蔡思逸也清楚，如果他也拒绝了，这位患者真的可能无处可去了。但蔡思逸也有拒绝患者的时候，不信任他的患者，他会拒绝，超出他专业能力范围的患者，他也会建议患者换一位医生。

“我也想做简单的手术”

成为一名口腔科医生，是蔡思逸的第一个职业梦想，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蔡思逸的父母也都毕业于华西医学院，他们坚持让他选择临床医学，父母的偏见扼杀了蔡思逸的第一个职业梦想。

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后，蔡思逸又想成为妇产科医生，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人才济济，竞争激烈，在选择专业方向的最后关头，他没有选择妇产科，而是找到了邱贵兴院士。

当时邱贵兴院士是协和医院大外科主任，因为蔡思逸在实习阶段的表现比较良好，加上会拉小提琴，对蔡思逸还有些印象，就把他收进了外科。“其实后来我选择骨科，是被我们现在的主任仉建国教授震撼到了，当时我看他做手术脊柱畸形手术，做得实在太漂亮了，每一个术野都和解剖书里画出来的一样清晰。”

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医生，蔡思逸感受最深的是协和医生总是处于一种同行评议的氛围中。“这就会让你做事比较谨慎，也会注重医疗质量，你不能把自己'名声'给搞坏了，我觉得这是协和与其它医院不太一样的地方。我的家人来协和看过病后，他们觉得协和还是不一样的，这里更规范，比如医生和病人的交流，不会讲几句话就把病人打发了，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不是说所有协和医生都会很耐心的跟病人讲很多，但大部分医生看病是会更认真一些。”

另一个让蔡思逸觉得难能可贵的是，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过去一代又一代的专家教授已经通过兢兢业业的工作积累下了患者的信任基础，这也让今天他这样年轻的协和医生，更容易获取患者的信任。“单纯从技术上说，有些医院的医生技术不见得差，因为他们做得更多，所以患者来找你看病，你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把事情做好。”

蔡思逸也坦言，他也不是天生就喜欢挑战高风险高难度的手术，他也想做简单的风险低的手术，但身为协和医院的医生，就意味着简单是一个稀有选项，喜不喜欢都要去接受挑战。

每个工作日早上，蔡思逸5点多钟就要起床，6：30就到了医院，在餐厅吃完早饭后，他会回复一些工作邮件，查阅文献，等他的住院医生来。7点左右住院医生到了后，他带着住院医生去查房，7：45分进行交班，之后或去进行手术，或去门诊出诊。中午他会去跑步半小时，跑步回来继续看文献，下午再出诊或做别的医疗工作。下午四五点钟，他有时要去医联体医院做手术，常常要做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家。

身为外科医生，这就是他周而复始的日常。他认为，作为一名好的外科医生，首先要对得起每个患者，对得起患者才能对得起这份职业。另外，作为协和医院的医生，还需要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工作，能够带动学科发展进步的工作。“比如写一些文章，别的医生能通过你的文章获得经验，下一次治疗知道要规避什么，或者知道怎样才能做的更好，这也是很重要的事。”

蔡思逸说，身为一位临床医生，能把这两件事做好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