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音乐传习所：短暂如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

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时，校内风气颓靡，消极涣散。原来，北京大学前身为清末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并非公开招生，学生几乎都是清廷“公务员”，这些小京官作风颓废，派头腐败。为整顿这股不良风气，蔡元培“乃助成体育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雄辩会、静坐会、哲学会、技击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张继高：《北大，现代中国音乐的火种》，载《张继高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第362页）。实际上，蔡元培的目的是以音乐、美术、体育等课外活动训育北大学生的德行，实施美感教育，此时并未有培养专业音乐人才的想法。

早在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五育并举的主张：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接管北大这一年，蔡元培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以美育代宗教》（1917），阐释他对美育与宗教关系的新认识，即：“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转引自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第83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美育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正是在校长蔡元培“美育”理念的鼓励与支持下，由十几位北大同学自发组织的“北京大学音乐团”（1916）在“北京大学音乐会”（1917）、“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18）等名称变化后，经过规范化改组，正式成立“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19），蔡元培任会长。此后的三年里，该会进行音乐研究、音乐会演出、杂志出版等工作，对于中西音乐的普及与传播做着初步的努力。

1922年，北大成立了学生事业委员会，盘查各学生社团的情况。萧友梅负责音乐研究会的调查，认为“研究会”因其社团性质无法收到预期成效，因此草拟一份简章，举办招生考试，“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由此成立。在当年的北大开学典礼中，蔡元培致辞：

蔡元培最初支持成立音乐社团，本是作为娱乐活动以教化学生，此举对于随后的专业音乐教育可谓是无心插柳。萧友梅到来，对“传习所”这块音乐教育土壤继续开垦播种，此后，中国近现代专业教育的园地开始初显规模与形态。

(插图：彦之)

1920年，萧友梅留德归国，9月，受蔡元培之邀，任北大中文系讲师及音乐研究会导师。与蔡元培不同，萧友梅的音乐教育理念并非仅仅是为提高国民审美而进行美育教育，他更加渴望的是专业音乐教育的成立与发展。在为音乐传习所拟定的简章中，萧友梅较为细致地规划了发展细则，包括宗旨、学制、课程、招生等各项，有志将传习所发展成独立的音乐院。

简章中，音乐传习所的宗旨为：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直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学制设置为本科、师范科、选科三类。本科主要培养专业音乐人才，课程包括理论作曲、钢琴、提琴、管乐、独奏。师范科主要培养中小学师资，除音乐课程外，教育学、教育行政、心理学、外语、教学实习等也在教育大纲之内。选科为有音乐兴趣者提供学习机会，一般音乐科系的常规课程可供选择。各科无毕业年限，采用学分制，学分修满方可毕业。此外，关于招生信息、考生资格、考试项目等，简章中亦有明确规定。

1923年，萧友梅在北大25周年纪念刊中撰文《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提到“希望把‘音乐传习所’的名字改为‘音乐院’”（萧友梅：《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原载《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1923年12月17日出版），转引自陈聆群、洛秦编：《萧友梅全集•第一卷•文论专著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第208页） 。因“传习所”类似学堂或讲习会，毕业年限并不规范，“音乐院”则是“专学习音乐理论和技术的机关（萧友梅：《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原载《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1923年12月17日出版），转引自陈聆群、洛秦编：《萧友梅全集•第一卷•文论专著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第208页） ”。以上种种，表现了萧友梅对于音乐传习所向专业音乐教育方向进行引导、建设的意向。

萧友梅被蔡元培聘请到北大进行音乐教学，并任音乐传习所主任。他不仅管理行政事务，组织音乐传习所的各项工作，而且担任乐理、和声、作曲、音乐史等课程的教学与讲义编写工作，并不断于《音乐杂志》发表文章介绍中西音乐，还为后来成立的管弦乐队进行定期排练、指挥音乐会。在萧友梅的指导与灌溉下，“音乐传习所”这棵树逐渐繁茂，各项活动逐步开展，进入盛期。

1921年底音乐研究会的国乐导师王露病逝，1922年，在原来向刘天华学习过的北京大学一名学生吴干斌的推荐下，刘天华被蔡元培聘至音乐研究会。由于国乐教员紧缺，日后刘天华不仅任教二胡、琵琶，还兼管传习所总务，负责保管、发放文具等。从音乐传习所后来的招生公告及音乐会节目单中可以看出，钢琴是选习热门科目，其他中外乐器有所缺乏，国乐导师实际上仅以刘天华为主。在教学与管理之余，刘天华跟随俄籍音乐家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开启音乐上的“学兼中西”之路，他说：我学西洋音乐，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整理中国音乐。

作为音乐传习所中优秀的国乐导师，刘天华在传统音乐的教学中有其建树。这期间，他编写了二胡、琵琶教材及练习曲，同时还创作新作品。他借鉴小提琴的换把及颤弓、古琴泛音、琵琶轮指、三弦拉戏模仿性等多种乐器演奏技法，将之移植到二胡演奏中，大大丰富了其表现力，由此开创了中西乐器演奏法交融的先河，也成为近代国乐改良革新的先锋。他在音乐创作中留下了十首二胡名曲“良月苦独病，烛光悲空闲”、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一首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以及几十首二胡、琵琶练习曲，开民族乐器练习曲创作之先河。刘天华将二胡这件民间乐器提升至专业音乐学府课堂之上，对于传统音乐的改良与发展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刘天华跟戏剧票友学习京剧与昆曲，与民间艺人演奏传统曲调，设计改革乐器、改进记谱法。对于民间音乐的收集不遗余力，在逝世前一周，刘天华仍在北京天桥搜集民间锣鼓。

刘天华对于国乐教学及改进的经验，日后也集中凝聚在由他主创的国乐改进社中，正如该社宗旨所言，“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固有的精粹，一方面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两个字”（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载刘育和编：《刘天华全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第185页） 。将西方音乐为我所用，是刘天华最核心的音乐思想，他对民族器乐所作的贡献，开拓了国乐发展新方向，启迪了众多后来国乐研究者。

(插图：彦之)

音乐传习所成立次年，萧友梅组织了管弦乐队（1923），他本人任指挥。乐队乐师最初只有7人，主要是前海关管弦乐队（赫德乐队）成员以及传习所部分教员。在举行音乐会时，还会从传习所之外临时邀请演奏员，而乐器不足时，则由钢琴教员嘉祉填充声部。萧友梅说“这算是一件最可喜最侥幸的事，也是一件最可纪念的事，因为本乐队算是由本国人组成的全国惟一的管弦乐队”（萧友梅：《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原载《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1923年12月17日出版），转引自陈聆群、洛秦编：《萧友梅全集•第一卷•文论专著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第208页） 。

传习所举行的音乐会种类主要有：大乐音乐会（Symphony Concert）、国民音乐会、学生音乐会、外宾音乐会。大乐音乐会常上演大型管弦乐作品，萧友梅称此系列音乐会之“目的不外想唤起社会人士注意音乐，引导青年向美的方面做工，盼望音乐从此逐渐发达”（韩国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研究（上）》，载《音乐艺术》，1990年第1期，第6页） 。国民音乐会为普及性质，“不但是想给国民一种高尚的娱乐就算了事，还想对于完全未学过音乐的借此引起他们学音乐的兴味。对于已经学过音乐的，常常给他们一个机会练习他们的听觉……总之，一方面是想引起国民向美的嗜好，一方面是想音乐普及”（萧友梅：《关于国民音乐会的谈话》，载陈聆群、洛秦编：《萧友梅全集•第一卷•文论专著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第205页） 。学生音乐会定期举办，包括考试、毕业音乐会等，一方面是对学生演奏的训练，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学习成果的考察。目前可知的外宾音乐会共举办过两场，分别是俄罗斯钢琴演奏家鲍沙洛夫的“西洋琵琶名曲”演奏会、前西伯利亚音乐学院院长托诺夫小提琴独奏会，这类音乐会对于中外音乐交流与传播起到了更为直观的效果。

乐队主要演奏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名作，节目单中可见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瓦格纳、柴科夫斯基、格里格等作曲家，最初体裁多为序曲、进行曲、舞曲、协奏曲（单乐章）、管弦小品等，后来常有交响乐全套作品上演。萧友梅为音乐会撰写节目单，对作曲家及作品进行简短介绍，可以说是中国近代首度向国人介绍西方音乐的音乐家。

萧友梅的交响作品，是乐队乃至时下中国仅有的中国人所作管弦乐曲，包括《新霓裳羽衣舞》（1923）和《哀悼进行曲》（1916）。这两部作品，分别在1923年、1925年由北京大学管弦乐队进行首演。《新霓裳羽衣舞》是萧友梅以唐代诗人白居易《霓裳羽衣舞》为灵感而创作，最初为管弦乐作品，因演出时乐器不足，乃由钢琴填充声部，后又出版钢琴谱。旋律与和声充满五声音调特点，音乐史学家汪毓和评价这部作品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首西式管弦乐曲”（韩国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研究（下）》，载《音乐艺术》，1990年第2期，第2页）“第一首以民族历史题材写作的西式器乐曲，在音调及和声配置上曾有意识突出音乐的民族风格”（韩国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研究（下）》，载《音乐艺术》，1990年第2期，第2页） 。《哀悼进行曲》于1916年留德时期所作，这首钢琴曲又名《哀悼引》，为纪念黄兴、蔡锷而作。1925年孙中山逝世，萧友梅将其改编为管弦乐曲在纪念音乐会中演出。

萧友梅说，这支乐队自成立至取消，共上演了四十余场音乐会。后来，乐队编制达15至17人。如今看来，规模甚小且水平有限，但是作为初步尝试，它拥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丰富了国民的音乐审美体验，更是为中国社会引入西方音乐，并用乐队形式表现民族音乐开了先河。这支乐队为近代中国带来管弦乐新声，对后来者影响深刻。

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华北地区，其教育部决定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九所高等学校合并称“京师大学校”。随即，张作霖发布“大元帅令”，宣告“京师大学校”成立，教育总长刘哲自称“大学长”。刘哲上任后，实行白色恐怖专制统治，任用亲信充当学校“侦探”监视学生，解散学生社团组织，并以“有伤风化，无关社会人心”“劳民伤财”为由，取消北京的音乐科系，音乐传习所也未能幸免。就这样，在动荡政局笼罩下，中国近代第一所具有专业性质的音乐教育机构北大音乐传习所，最终止步于1927年。

1928年，蒋、冯、阎、桂四派新军攻占北京，张作霖弃京出逃，其党羽亦随之风流云散。北大师生开启复校运动，发表《北大复校宣言》。然而，音乐传习所的恢复工作却困难重重、遥遥无期。杨仲子回忆：“音乐传习所自被奉系取消后，旧生极力奋斗，始得于理科方面设立音乐研究会。有志来学者，竟达数百之多。后以厄于经费，仅能容纳二十余人。”（韩国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研究（下）》，载《音乐艺术》，1990年第2期，第5页） 蔡元培此时已在南京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并且协助萧友梅在上海成立了国立音乐院，因此，萧友梅才会说：“无论如何，现在沪已经成立之音乐院，不愿再移去别处。因在别处（一）音乐会太少，（二）请教员不易。”（韩国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研究（下）》，载《音乐艺术》，1990年第2期，第5页）

自此，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中心随国立音乐院的成立而南移，北大音乐传习所最终未能再续先前盛况。

北大音乐传习所取消后，萧友梅遂南下至沪，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成立国立音乐院。有人认为，这是北大音乐传习所的直接延伸。学者韩国鐄说：北大音乐传习所开拓的工作在日后都一一实现，所以它是一个起点，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可以循轨上溯至该点（韩国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研究（下）》，载《音乐艺术》，1990年第2期，第5页） 。

的确，从音乐传习所走出来的音乐家，如杨仲子，后来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两校音乐系任主任，继续着北京的音乐教育事业；学生如吴伯超，与刘天华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国乐改进社”，设立国立音乐院幼年班；谭抒真则在日后成为我国小提琴教育及制作专业的开拓者……他们都在音乐传习所的教育与影响下，发挥才能，为中国音乐发展散播热量与光芒。

一百年过去了，北大音乐传习所点燃的火种至今愈燃愈烈。放眼现在的中国，因着乐界前辈及名宿们的耕耘，这片土地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