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为什么那么难

经济发展，总的来看成功非常困难，失败非常容易。中国的经济能够发展，正是国家不断从一些阻碍市场的地方收缩得来的，就好像慢慢把原来国家垄断在自己的池塘里的水，慢慢放出来，灌溉经济。

经济发展是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对经济发展的解释中，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对于增长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有言：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不过，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世平看来，传统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完全是归纳式的，而归纳难以提供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的系统性陈述。在新书《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中，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支撑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的理论框架，和一个关于发展的“新三角”，除了制度，还包括也很重要的国家能力和发展政策。

近日，南风窗记者专访了唐世平教授。他认为，经济发展首先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因为制度和国家能力这些都是政治。国家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行为者，能够驱动制度，并用政策来调控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直接插手所有的经营活动，恰恰相反，国家应当提供一个创造价值的规则系统，给市场留以相当的空间。

南风窗：你的新书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怎么理解制度？为什么如此看重经济发展和制度之间的联系？

唐世平：制度的一般定义就是规则，这些规则可以约束或者鼓励某些行为。评价制度的好坏是从它的效果来看，有些制度是从人类的发展史的经验归纳出来的，比如不能不劳而获，不能抢劫别人的东西，像这样的规则比较容易判定。

而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宏观的现象，理解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难一些。我这本书试图提供一个理解经济发展的更大的理论框架，即“发展的新三角”。在这个框架中，国家能力是支柱性的，但国家本身不创造价值，它只是提供一个创造或者不创造价值的规则系统，用制度及政策去影响经济发展。一般认为，政策是应对短中期的事情，比如应对通胀、提供失业保障，制度相对来说比较持久。

南风窗：在书里，你提到，“对社会有益的举措，很可能会减少社会中一些成员的福利”，举了土地改革的例子。不过，如果不考虑直接后果的话，我们怎么去确定某项举措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却能增进整体福利？这是不是预设了一种对社会的整体主义的理解？

唐世平：我是反对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动物，我们人类作为个人无法脱离社会生存。个人是无所谓经济发展的，只有社会或者群体需要。因此，要达成一个相对良治的经济体，需要兼顾两者的均衡。这种均衡就意味着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希望获得的结果是整体福利的改善，就一定会削弱或者减少某些人的福利。

绝大部分的制度都不是中性的。所谓的制度就是那些条文化、规则化了的观念，不是所有的观念都能被制度化，只有少数的观念会被选择为制度，而制度的制定、执行都需要权力的支持——很多时候是政治权力，还可能是组织内部的权力，比如你所在的单位，就是一个等级体系，这个等级体系有很多规则，规则挑选了某些观点来支持。所以，制度总是会偏向某些人。

我们不能纯粹看每一个个人的福利的改变，而要看对整个社会的所有的人群是否增加了福利。比如，中国的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一大阻碍是，如果放开，会牺牲一部分城镇人口现有的平均福利。比如，原来100个人有一张病床，如果迅速放开，可能就变成500个人拥有一张病床。但是，如果长期来看，人口的城乡融合必然会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城乡融合就是一个好的制度，那么就还要想办法促进。

另一方面，长远来看，每一个个人、企业参与经济竞争，对社会的福利一定是正的，但它确实会在短期内牺牲一些人现有的福利分配。所以，我们不能用绝对的个人主义，也不能以绝对的整体主义来看待社会福利。

南风窗：制度经济学也很强调制度，你的新框架和它们相比有什么区别？

唐世平：它们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无论是诺斯的“开放的秩序与封闭的秩序”、奥尔森的“市场促进型政府与市场阻碍型政府”，或者是阿西莫格鲁的“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概念都非常粗糙，容易陷入循环论证，比如说包容性制度带来经济增长，汲取性制度导致经济不发展，这些概念在理论上是同义反复的，对实践毫无帮助。

再有，传统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完全是归纳式的，而归纳不大可能提供一个完整的框架，难以为我们提供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的系统性陈述。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演绎开始，在演绎和归纳之间寻求平衡。此外，它们的归纳主要来自英国历史，或者最多是西欧的历史。

第三，它很容易把结果作为原因，这样的话就本末倒置了。比如，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指标作为衡量制度或其质量的标准，但这些指标衡量的往往不是制度或其质量，而是复杂的社会结果。

第四，现有的关于制度和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文献，更多关注制度的形式而非功能。事实上，同样的功能可以由不同形式的制度来完成。比如，尽管中国总体上缺乏正式的自下而上的问责，但中国乡村依靠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提供了对官员的一定的问责。所以，要解决的是这些不同的制度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效用或者是功能，而不是说这个制度本身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南风窗：如你所说，各个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时空条件不一样，所以现代化不存在唯一的路径、唯一的标准、唯一的做法。从你的框架来看，如何对不同地区的国家和经济体的发展做出具有指导性的分析？

唐世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大致会经历4个阶段。第一个是启动经济发展，这个时候国家需要控制暴力，维持基本的稳定和秩序，这样人民才愿意去生产、去积累。当然也得有一些基础设施，一定的基础医疗、基础教育，还有对产权的基本保护，要有一个能够推动政策执行的国家的机器。

第二个阶段，要有更好的医疗、更好的教育，需要学习更多先进的技术，对人才有更高的要求。

到了第三个阶段，一般就接近中等收入水平。这个时候不能只是学习、模仿别人了，需要自己创新，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自由和创新的保护。

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来到了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绝大部分的经济增长都需要靠创新来推动，这个时候的制度要能全面地鼓励创新。但很多国家可能都还没有达到第三个阶段。

南风窗：像韩国、台湾地区，都是在威权时期进入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如何解释它们的经验？

唐世平：东亚发展型经济体，看起来好像是在威权时期实现了比较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后才通过某种方式开启了民主化。但我个人认为，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欧洲的民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法国大革命以及1848年革命，并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尤其是西欧。但这个革命，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了某种程度才发生的。

不过，民主作为保护自由的一种政治体系，能够让经济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持续地创新和发展。在缺乏民主的地方，制度变化的推动通常都是由上至下的；而一个保护自由的国家或体系，就有可能产生自下而上的变化，这可能会更容易产生出好的制度体系。

南风窗：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高速的经济增长好像是很难长期持续的，经济的增速普遍会回落到比较和缓的水平，有一些国家可能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有一种怀疑是，持久的经济增长能不能维持？

唐世平：经济增速的下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然的。经济学里面有个概念叫“有条件的趋同”，随着人均GDP的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会下降，这是正常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每年2.5%~3%的增速就已经非常好，因为它避免了停滞。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就意味着每年增长的速度要更高，否则就会和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越来越大。

从1970年比较可靠的数据来看，至少有80多个国家获得过十年以上4%的经济增长，这看起来很不错。但是注意，再过了十年，只剩40多个，再过十年，又减少一半，每过十年减少一半也是巧合，能持续50年4%增长的只有不到十个国家。我们很幸运，中国能够较长时间保持较高速增长。

一个国家能否获得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不能忽上忽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都还没有到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就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没有足够的韧性。而根据我的理论，这是因为它们在国家能力、制度基础方面没有达到门槛水平，也犯了一些政策的错误。

南风窗：你是怎么看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的？

唐世平：这个概念，本身只是描述性的，没有任何解释力。数据表明，很多国家确实是经历了十几年4%左右的经济增长就不行了，有的国家再也没有起来，有的甚至还没有到中等收入，所以不仅有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低收入陷阱。不过我认为，这个概念对于大众话语是有意义的，它提醒中国的决策者、企业家、劳动者，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必然能够成功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句话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

南风窗：从你的理论框架来看，一个国家要获得发展，路径可以说是相对清晰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实中很多国家是挣扎在各种各样的困境里，比如有一些受到资源诅咒的国家，有一些获得了大量援助、但更加贫穷的非洲国家，还有一些非常富裕，但经济结构又很单一的石油国家。在你看来，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动力让它自己的制度去推动健康的经济发展，又会受到什么样的限制？

唐世平：我强调国家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行为者，但这不是要国家去直接插手所有的经营活动，恰恰相反，我认为很多时候国家不要直接插手经济的运转，但是国家掌控了政治暴力，能够驱动制度，并用政策来调控经济发展，不管它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特别要强调，经济发展，总的来看成功非常困难，失败非常容易。

假定国家想实现某个经济发展目标，需要一系列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分成四个阶段。首先是评估目前的状况，接下来要决策，然后需要动员人力、资源，最后是实施。这四个阶段，任何一个阶段出了错都会导致失败。而四个阶段有16种组合，只有一种组合可以成功，剩下15种也都会失败。

事实上，不管是国家这种超大型的组织，还是任何一个企业，要发展就都面临相似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并不要拿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我的责任是告诉决策者，什么样的弯路不能走，哪些事情不能做，或者做了会承受某些后果。

南风窗：国家是如此重要，但它并不是中性的，国家可能会被利益集团劫持，可能要面对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我们在看待国家的时候，它不是那样一个面目单一的形象。

唐世平：当然，国家并不是一个事实上的整体，国家只是一个社会科学创造出来的概念，这个概念捕捉到了一些特点。

国家面对的是非常纷杂的事务，所以计划经济为什么不行？它不可能把那么多事务都完全计划清楚，即便有大数据、人工智能都不可能。我们需要从下到上的变化，以及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政府与个人之间能够有相当的自由度，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

社会科学不追求最好的结果，因为没有最好的结果，只有相对较优的。我们要做的是不断改进福利，不断地生产更好的东西。国家在给人民提供追求更好的福利的制度体系的时候，经济就会发展。

南风窗：最近人们在悼念前国家领导人时，又想起了改革开放那段岁月。在你看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什么样的制度变化是比较重要，值得我们继续珍惜下去的？

唐世平：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改革永远是进行时。在我们的特定语境里，改革是褒义词，不过也要注意，制度变迁可能往坏的方向变，所以改革也有可能改错。但开放是毫无疑问的，开放就是允许货物、人员、资金、信息的流通，要尽量减少流通、流动的成本，降低交易成本。

从1978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之前，这30年，我们的政体并没有变化，但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根本性的制度变迁。

第一个是实行市场经济，简单来说是允许人民赚钱。这是邓小平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但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回到亚当·斯密1776年说的话：让屠夫、酒保、面包师、理发师都为他们自己的生计努力工作，经济就能发展。因此，国家就是要鼓励为自己做事，因为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是激励。

第二个，中国开始逐渐把原来计划经济留下来的阻碍破除，比如价格的双轨制等，这个过程是渐进式的。渐进式改革有好有坏，但总体来说，它维持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改革进程。中国的经济能够发展，正是国家不断从一些阻碍市场的地方收缩得来的，每次国家收缩一点，经济就放松一点。如果非要比喻一下，就好像慢慢把原来国家垄断在自己的池塘里的水，慢慢放出来，灌溉经济。

第三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推动制度改革，努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很多，比如允许地方可以自主竞争，但我认为那些都不如这三个更根本。

南风窗：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改革开放初期能搞得相对顺利，是因为它是增量改革，不触动原有的利益，而允许一部分农民自己先来，后来进入存量改革之后改革也变得困难。

唐世平：关于这个，我要纠正很多人的误区。我想说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其实远远没有释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可以增量改革的地方，要通过释放制度红利带来增量，要把水放出去，国家和政府不要圈的“水”越来越多，不要等到土地都干涸了、开裂了才放水。

如果大家都看到地里只有一棵玉米，我吃了你就没有，就会为这一棵玉米进行残酷的争夺，这就很糟糕。有些人主张用产业政策搞增量，可以，但我认为产业政策相对制度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中国要发展，还是要继续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现在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和美国缩小经济总量差距的速度在放缓，原来中国追赶美国的很多的目标都要重新评估，不仅因为美国的打压，也因为中国自身的发展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对中国的很多期许，我认为也要重新来评估。而这就意味着，中国要想赶超美国，必须深化改革，收缩国家管得太多的地方，把原来国家垄断在自己的一个池塘里的水，放出来灌溉经济。

南风窗：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可以释放制度红利？

唐世平：太多了。我说三个吧。

首先是要创造一个鼓励制度创新的环境，这个是最关键的。现在的制度变革都是由上至下推动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上边对微观或者中观的情况掌握往往不够，所以有些政策可能会看起来很好，但实施之后发现不行。

第二个，关于贫富差距，我们只看到了它作为结果的表现，但在根本意义上它是机会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会影响激励。其实所谓的躺平，不是因为没有向上的动力，或者没有更大的愿望和抱负了，而是因为他觉得努力不一定能带来自己所期望的回报，还不如有一个好爹。这也意味着，现在的城乡分割，其实对中国长远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也不利于人口增长。

第三个，科研制度一定要改，关于这一点，政府一直在推动解决但是效果还不理想。中国可以学习美国、以色列。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任何一个科研人员，可以用他的科技成果去转化为产品，学校占一定股份就好了，大家都光明正大地来做。美国的很多大学收专利转让费，比如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学、化学都不错，每年的专利转让费就是40亿，这些专利转让费来自科研工作者在威斯康星大学利用现有的实验室或者是国家的经费，做出了某些成果，变成了产品，这些产品能够提升社会的福利。政府出了不少条文鼓励这么做，但目前没有落实为可操作的制度。

    编辑 | 苏米

新媒体编辑 | 莫奈

排版 | 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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