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下沉时代拒绝躺平的精神贵族 | 梁启超诞辰150周年
01
“无论做何事，必须真做得好”
1926年11月，清华大学研究院举办第一次茶话会，参与者包括校长曹云祥、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等以及研究生30余人。任公做了一个演讲批评现代教育的诸种问题，尤其是“只注重知识教育而忽视德性教育”的偏向，在演讲中，他倡导清华园的学生要立志于做第一流的人物，也即是希望培养具有精英意识的现代知识贵族。他说：
诸同学出校后，若做政治家，便当做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个腐败的官僚；若做学问家，便当做第一流的学问家，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有益于后人；若做教员，便当做第一流的教员，中小学教员不算寒酸，大学教员不算阔；第一流的小学教员，远胜于滥竽的大学教员。总之，无论做何事，必须真做得好，在这一界内必做到第一流。
这就是对于何谓知识贵族的最佳诠释，我曾经在纪念清华大学一百周年的文章《大学之道与清华之魂——清华百年校庆之后的反思》中写道：
在一个高等教育平民化和大众化的时代，清华大学不能因此而放弃培养智识贵族和精神贵族的责任。贵族不是见利忘义的暴发户，贵族也不是首鼠两端的政治投机分子，贵族更不是迎合大众的违心之徒，跟贵族相匹配的是文化情怀、政治意识和公益精神，尤其是文化上的创造能力和经典的生产力。清华应该积极创造让贵族能够产生的校园空间，让未来的精神贵族不再受到追名逐利的主流价值观的压抑和异化，也让他们能够远离意识形态的规训，而自发生长出自由而独立的精神世界。
这也算是隔着近百年的时空对于任公当年讲座精神和主旨的一种呼应吧，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之所以如此强调追求卓越和承担责任的贵族精神，是因为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一流名校的年轻一代人大都在疯狂的应试教育、补习班和社会风气的浸染之下，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何超越这种极端自利而逃避公共责任的卑微人格，重温任公当年的演讲不失为一种汲取精神资源的有效方式。
这种精神引入政治场域，就成为一种韦伯所言的政治家精神，而非官僚主义和政客风气，正因为此，任公强调有志于从事政治的青年人应该对于何谓政治及何为政治家的修养具有一种清醒自觉的认知，这样才能在一个浊浪滔天同流合污的时代尽可能做一个原初意义上的“政治人”，即政者正也，仁者爱人的政治家。他在1925年12月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研究会所做讲演《政治家之修养》，可与1918年底韦伯在慕尼黑大学面向德国年轻一代学生的经典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交相辉映，形成了20世纪人类演讲史上的双子星座。任公强调作为政治家必须有学识之修养、才能之修养和德操之修养。耳濡目染清末民初之暗黑政治的任公特别重视德性之修养：
若吾人有志欲作真正之政治家者，首先必须抱定有‘忍饿’之决心，否则随波逐流，与恶社会相浮沉，不数年，即没世无闻。此不特贻害国家，亦徒然牺牲一生。吾愿吾人有志走政治路者，先具有‘至死不变强者矫’之精神，与夫‘临大节而不渝’之操守。
此古人所言“临难毋苟免，临财毋苟得”之高贵精神也。与此同时，面对当时中国党派化政治的极端倾向，和党同伐异的不容忍的风气，任公在这次讲演中也有感而发：
在今日民主政体之下，政治家惟一之道德，在能容纳异己——能有容纳反对党之气量。否则，欲出于一己之自由垄断，则其结果必至反至于专制。不应全无证据，而动辄诋毁他人之人格；不应遽尔以‘卖国贼’三字，为攻击敌党无敌之利器。又敌党当权之时，应尽监督之责，而不应有‘撤台’之行为。此种举动，可谥之为‘极无价值之消极抵抗’。又如同议一案，敌党主张，为我所反对，然我应须有充分之理由，与之辩论，不可作‘意气’之争闹。又一经通过之后，则吾个人或少数人，虽始终持反对之态度，不少改变，然同时必须履行服从之义务。尽可继续无穷，提出于下次会议，而当时则不可不服从多数。是固在一定轨道上之政治，必须有容纳敌党之容量。
这种旨趣也是晚年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的名篇《容忍与自由》中所反复呼吁的一种政治风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早年的朋友陈独秀到了晚年，在四川江津也领悟到容纳反对党的自由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健康的政治生命是何其重要。
02
“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
在任公看来，一个人的志气极为重要，有志气的人才会守住底线，有所不为，才会勉力做到不“曲学阿世，侮食自矜”，而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又能够担当大任，成为文化托命之人和承担政治责任之士，这一点也是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所反复强调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精神意涵。任公1924年在清华学校演讲时谈论怎样涵养品格和磨练智慧时郑重指出：
一个人若有信仰，不独不肯做卑污苟且的事，且可以忘却目前污浊的境界，而别有一种安慰；于目前一切痛苦、困难，都不觉得失望，不发生惧怕，所以我希望青年们总要有一种真挚的信仰。
与其在一个浊世自甘堕落不断下沉，不如在人生逆境中奋起直追超越自我，这是一种何等刚健勇毅而又清雅自持的人生哲学！所以任公倡导一种这样的生命态度：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1921年12月在北京哲学社公开演讲）
从中就引发出任公在这段时期的讲演中反复谈及的一个主题：趣味主义。正因为对于人生和学问乃至教育都抱持一种趣味的好奇态度和沉潜的钻研心，日常的生活就不会无聊，心智生命更不会干枯，更不会出现他所经常批评的现象：
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由此可见，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识实在危险。盖人苟无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无所指归，生理、心理并呈病态。（1923年1月13日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何为趣味主义？任公在《学问之趣味》讲演中指出，“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这种工具主义的人生观，表面上看似乎是通往成功之路的终南捷径，但其实因为所作所为都是以外在目标作为考量标准，反而是不断的自我吞噬和内耗，最后导致的是任公所批评的“精神荒芜”：
人怎样活得无趣呢？第一种，我叫他做石缝的生活，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余地，又好像披枷带锁，永远走不出监牢一步。第二种，我叫他做沙漠的生活，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又好像蜡人一般，没有一点血色；又好像一株枯树，庾子山说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这种生活是否还能叫做生活？实属一个问题，所以我虽不敢说趣味便是生活，然而敢说没趣便不成生活。（1922年8月任公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美术与生活》）
任公后来又在讲演《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以教育为例来阐明这种趣味主义于人生的真义：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由此可见任公对于教书育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种职业于他具有内在的价值，也因为此，他对于清华大学等名校的学生自然有一种超出寻常的期待，他希望学校能够培养出引领社会走向的“关键的少数”：
吾未敢骤望吾国四万万人同时自觉，吾惟望中国少数曾受教育为将来社会中坚人物之学生，先行自觉而已。须知世界无论何种政体，其实际支配国家者，要皆为社会中少数曾受教育之优秀人才。（《学生之自觉心及其修养方法》）
在一个迎合和讨好大众的平民主义时代，任公这样的言论又何尝不是人格独立不谄媚大众的表现呢？他特别注意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汲引思想价值资源来滋养当时的年轻人，比如儒家文化中的君子人格就是他念兹在兹的一种人格理想。他曾在面对清华学校的学生这样讲道：
纵观四万万同胞，得安居乐业，教养其子若弟者几何人？读书子弟能得良师益友之熏陶者几何人？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设或不慎，坏习惯之传行急如暴雨，则大事倴矣。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
这种精英主义和知识贵族的观念，后来地质学家丁文江在面向燕京大学的学生的演讲《少数人的责任》（1923年）中也有阐发，一言以蔽之，在一个识字率特别低的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比其他人对于国家和文化具有更高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精英区别于所谓成功人士，精英的内涵是追求卓越、反省自我和承担公共责任，是一个下沉时代的文化价值的守护人，而成功人士则是充分利用游戏规则甚至践踏公义来攫取自我的利益和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表面上是精致的利己主义，骨子里是虚无的能动主义。正因为此，任公呼吁年轻一代人要从同温层的温吞吞和内循环状态里勇敢地走出来，面向未来，拥抱世界，做一个顶天地里的立大志之人：
吾辈命运，决无有冥冥中为之主宰者。有志竟成，天下固无不可成之事。人皆须有开拓一己命运之决心，而后人格始立。譬如人至稍有智识时，即无不有未来之思想，吾将来之为士、为工、为商、为富贵、为贫贱、为何种之事业，皆无不在思想中。此即所谓志也。人至青年，即当有志。所志既定，此后有所作为，即无不准此以进行。虽有种种之困难，亦无足虑。盖困难者，为最有益于吾人者也。（1916年12月任公在上海南洋公学之演说）
03
“你无论在什么地方，
总是社会的一分子”
志向高远，而又能够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而又能不避繁冗琐碎，在事上磨练自己，一棒一条痕，一掌一掴血，发扬一种韧性而低调的理想主义，这才是任公所激赏的人格与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所倡导的贵族精神也好，立志务其大者也好，都是以敬业和务实为基础，以工匠精神为底色，从而与凌空蹈虚好高骛远者划分了一道醒目的距离。
在任公看来，第一流的人物不以位置之高低和角色之大小而确定，而是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和社会服务精神为鹄的，要有内在的自我，并能转化为勇猛地改变现实的意愿和能力。任公1922年8月在中华职业学校的演讲中就特别发扬这种宗旨：
“‘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变了不适实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适便是敬’。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业有什么可敬呢？为什么该敬呢？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
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总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
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凡是从事正当职业的人都有内在的价值，在社会层面都是平等的，应该互相尊重相互理解，而不能形成职业的鄙视链来获取虚妄的自傲和廉价的满足。这种职业伦理和岗位精神，无疑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也不乏启示的意义。
1927年初夏，任公与清华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与之畅谈道德、学问、教育理想等，两年后任公就因病去世。所以重温任公这最后的谈话，更是感其为人为学之真挚和诚恳，他在最后的谈话中仍旧主要聚焦于现代新式学校教育的道德修养问题，也就是一种现代中国自由而独立的人格如何形成的问题，按照该书选评人的解读，任公想把儒家的道德修养在学校的功课上体现出来，其次，任公主张道德修养可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认为知识与德性并不是二水分流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的，因此而对于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切的反思：
“凡此之类，都一面求智识，同时一面即用以磨练人格，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
已故旅美学者林同奇先生在反思新式教育时也曾经痛下针砭指出这一点：
在前现代的中国，‘读书’和‘做人’基本上是同一件事。‘读书’是指‘读中国经典、诗词和作文’，特别是指读《论语》和《孟子》；而这些经典著作所教的，主要是如何成为‘君子’，因此，‘读书’本身也就是指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读书’和‘做人’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即所谓‘读书明理’。然而，作为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的专业化进程则把两者完全区隔开来，道德训练或曰性格塑造（即‘做人’）与获得专业知识（即‘读书’）完全分离，这种分离的可怕后果生动地体现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日益加深的道德与精神危机中，如何在孩子身上培养道德感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纵览任公这三十篇演讲，大多是围绕着读书与做人两个主旨展开的，凝结着他一生九死未悔的思索。任公最后对这一批1920年代的新青年谆谆告诫和期许道：
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
这就是任公春蚕吐丝般最深挚的家国天下情怀，平实的话语弥漫出一种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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