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50年｜许知远：他应对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的共鸣

许知远 文

本文原载于《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

Pankaj Mishra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1873—1898》作者：许知远，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2019年

许知远在美国

十月二十日(11月14日)，梁启超、李维格一行终于抵达长沙。

在小东门外的码头上，陈三立、江标、黄遵宪、邹代钧、熊希龄、唐才常等都前来迎接。有些人是梁启超的老朋友，另一些人则素未谋面，都是富有改革意识的官员与绅商，也是《时务报》的读者。

梁启超一行被簇拥到时务学堂。学堂设立在小东街与三贵街的交接处，这个宅子由连接的三座四合院构成，中间还有一个天井花园，因其昔日主人刘权之曾出任协办大学士，被称为“国相府”，刘权之的两个弟弟也都仕途风光，因此门前又得名“三贵街”。学生们在堂前放鞭炮迎接到来的教习，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同在一院，教习们在院里住，学生宿舍在最后一进。

陈宝箴正忙于主持武考，开学日期推迟到了下月初。梁启超随即卷入了当地的社交生活，成为官员、士绅、学子谈论的中心和各种邀约的对象，“宾客盈门，款待优渥”。黄遵宪、陈三立、江标自不必说，本地士绅也表现出强烈的诚意。王先谦、张雨珊觉得需要“特加热闹”，便在曾忠襄祠设宴，请来戏班，欢迎这位二十四岁的总教习一行。祠堂是为曾国藩建的，是本城社交生活的中心。

五十七岁的王先谦是公认的湖南文坛领袖，二十三岁就高中进士，还曾出任国子监祭酒。1889年，他辞官回到长沙，出任岳麓书院的山长。这座书院以其伟大传统著称，朱熹曾在这里讲学，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这些19世纪的经世人物也曾就读于此。王先谦如今决定把一些新精神引入其中，修改了书院课程，“不用时文，课经史，兼算学”。他不仅自己阅读《时务报》，还买来让诸生一起阅读。

这股热情也表现在四十八岁的皮锡瑞身上。他因在湖南龙潭书院与南昌经训书院的教学与著述获得广泛的声誉，是今文学派的拥护者，相信古文《尚书》是伪作。“倦时阅《时务报》数本，每日皆然”。“阅所携《时务报》《知新报》......梁卓如痛言中国变法，止知讲求船只枪炮，徒为西人利；不知讲求学校、科举、官制，西人无所利于此，故不以此劝变法，其实此乃根本所在。可谓探源之论。”他对康有为颇为感佩，“统筹全局，权其先后缓急之序，一一如指诸掌，终以南海之四上书为最”。

梁启超本人却与众人想象的不同。在黄遵宪召集的一次聚会中，皮锡瑞发现梁启超“貌不甚扬，亦不善谈”，比起纸面上那个雄辩滔滔的主笔，他本人更像个谦逊的青年。或许，梁启超浓重的广东口音也是一层阻碍。

除却饮宴，郊游也是欢迎仪式的一部分。湖南名士易鼎邀请梁启超、李维格同游岳麓山，同行者还有江标、陈三立、熊希龄、蒋德钧、陈莅唐，后两者是湖南督销局总办与会办。黄遵宪因事未到。游山之后，他们再“同登舟饮至二鼓”，边饮酒边大谈时事。

熊希龄说，《湘学报》将改用铅字印刷，印刷机从上海运来；蒋德钧提到“制造局止作电灯，锅炉小，尚不能多出”，陈巡抚“欲制枪炮，恐不能办，计此厂非二百万金不可”；他们还说起岳麓书院要“仿西学式，教算学、方言”，但“现在算学止二人，方言止一人”，书院还要“别造房屋二间”。皮锡瑞则问梁启超，陈宝箴为何不信素王改制论，梁猜测是由于“学派不合”，也“似恐犯时忌”。

游湘江、登岳麓山、拜屈原祠堂是不可少的游览。长沙城内则乏善可陈。作为一个从上海到来的年轻人，没有太多可探索的。最繁华的坡子街与上海四马路不可同日而语，不但没有西餐厅与橱窗、跑马场这些新事物，就连一个洋人也见不到，一个德国人年初曾试图进入长沙城，惹得书院学子们愤怒异常，甚至用石头砸他，差一点酿成外交事件。城里唯有富文、新学两家书店出售一些洋书，还有一家豆豉店代售《时务报》。

喧闹非凡的火宫殿是湖南人元气充沛生活的象征，但梁启超会喜欢那股辛辣味道吗？时务学堂的招生考试是在贾谊的祠堂进行，这里倒是值得一逛。贾谊这个汉代天才以雄辩文采与政治洞察著称，此前谭嗣同正以他来作比梁启超。不过梁不是君主专制的拥趸，断然不会同意贾谊那套政治哲学的。

贾谊被贬长沙，写下著名的《吊屈原赋》，他也和屈原一起都被后世当作湖南文化的象征，他们才华闪耀，纠缠于文学与政治。长久以来，因为被崇山峻岭包围的地理特征，湖南一直处在中国政治与文化的边缘，直到1724年才确立为行省。湖南人也自认是中原文化的边缘者，并因此有了“劲”“悍”“直”“刚”的性格。“他们就像欧洲比利牛斯山和美国阿勒格尼山上的居民那样非常特别，既不欢迎陌生人，又缺乏有教养的礼貌，却能独立自强”，一位美国旅行家日后写道。他发现“长沙街道上的行人语音混杂，仿佛这儿是中国的巴别塔”。

但湖南命运因广东人的叛乱而改变。曾国藩创建的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重塑清帝国，湖南人随之跃至舞台中央。整整三十年，湖南人主宰了帝国的政治与军事世界，在最高潮的一刻，天下督抚的一半人都来自湖南。以新宁县为例，在1850年前的两百多年时间，该县产生的最高官员不过是县令，之后却出现了三名总督、一名巡抚、七十三名司道府县官员，还有五十三名提督、五十八名总兵、五十六名副将和参将。

一个吊诡的现象随之出现。空前的权力、荣耀、财富涌向湖南，带给这个省份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加剧了它的封闭。写作《海国图志》的魏源，开启洋务运动的曾国藩，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创建马尾船厂的左宗棠，清帝国的诸多变革因湖南人而起，但他们却未能把变革带入自己家乡，甚至因新尝试惨遭唾弃。曾纪泽以汽船将曾国藩灵柩送回湖南时，全省为之哗然。郭嵩焘前往伦敦时，他的朋友王闿运说他“殆已中洋毒”，甚至不无夸张地声称湖南人耻于与其为伍。或许因为太平天国以上帝为名义，湖南人尤其与“洋”为敌，他们认定自己不但重塑了政治秩序，更是文化秩序的捍卫者。对于传教士，湖南更是一座“铁门”，长沙与拉萨、紫禁城并列，是“现今世上少数让外国人不敢进入的地方”。当西方影响在广州、上海、天津、福州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长沙什么也没发生。这里不仅抵制洋人，有时还会主动出击，一位叫周汉的湖南士人撰写了大量反洋教的小册子，成为席卷长江流域的反教骚乱的主要催化剂。

但这座城市其实也在孕育着某种新精神，梁启超正是为此而来。在北门外，和丰火柴厂生产的红头、黑头火柴颇受欢迎，它雇佣了几百名女工，或许是梁启超提倡的女性解放的最佳例证；从长沙至湘潭、常德、岳州的火轮刚刚试航成功，从汉口到长沙的电报线也架设完成；《湘学报》创办不久，公开承认自己是《时务报》与《万国公报》的仿效者；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也已经成立，有小马力锅炉一具，刨床、车床各一台，还计划制造电气灯、东洋车等；这家公司还设立了发电厂，为学堂、报馆及沿街商店架设电线，试行电灯照明，一位本地居民就看到“水风井电气灯，烂烂然”。

这新精神缘于一场失败与一位新巡抚的到来。湖南人的自我中心感在甲午之战中被摧毁殆尽。巡抚吴大澂招募湘勇，亲赴前线，想重温湘军辉煌，却在牛庄、营口、田庄台接连败退。仅存的湖南中兴将领刘坤一出任前线总指挥后，也毫无作为。持续了三十年的湘军神话终于破灭了。

失败带来反省，而陈宝箴的到来则使反省进一步转化成行动。1895年秋天，这位六十四岁的江西人被授予湖南巡抚一职，这是恭亲王主持中枢后人事调整的一部分。陈宝箴历经帝国半个世纪的变化。他在1860年前往北京会试时，恰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刺激。陈宝箴回乡探望母亲时，见到驻扎在安庆的曾国藩，后者叹他为“海内奇士”，期望他能“转移风气”，陈也随即加入湘军作战。在浙江、广东、直隶出任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时，陈宝箴整治河道、查肃官吏，但或许因为不是湖南人，他从未有真正施展才能的机会。甲午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东征湘军的粮台，驻扎天津，被刘坤一称为“军兴粮台所仅见”。他也曾严厉批评李鸿章，不过他的批评与众不同，不在于北洋作战不利、马关和谈受辱，而是因为李鸿章屈从于主战派压力，明知没有把握，还仓促应战。

战败没有终止陈宝箴的政治生命，反而让他获得了实现抱负的机会。他的长子陈三立听闻任命时“独窃喜自慰”，三立富有政治策略与人际网络，是他最杰出的助手。在中国陷入整体危机之时，他们认定“湖南据东南上游，号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他们可能在此“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这也是清帝国晚期政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地方权力迅速兴起，变革力量来自地方而非中央。

他们的理念即刻得到呼应。湖南学政江标深具改革意识，这位翰林学士皮肤白皙、样貌俊俏，曾就读于同文馆，是薛福成的追随者。1894年履任湖南后，他将数学、科学引入书院课程，并支持谭嗣同、唐才常在浏阳创办算学馆。

一个具有变革意识的士绅群体慢慢浮现出来，既有王先谦、朱昌琳式的人物，他们已六七十岁高龄，目睹湖南兴起，与名臣们颇有交往；也有中生代的张祖同、蒋德钧、邹代钧，他们生于中兴气氛中，却在成年时遭遇国难；还有年轻一代的唐才常、熊希龄，正血气方刚，具有强烈的行动欲。这三代人都因甲午之败而重新思考湖南的命运，构成了一个改革同盟，推动各种变化。邹代钧管理陈宝箴推行的第一个重要计划矿务局，朱昌琳负责官钱局、铸钱局，张祖同筹办电线、电灯，王先谦推动制造公司的建立，熊希龄、蒋德钧则办理轮船、铁路。当然，所有的行动中，他们经常集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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