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19日，深圳，“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吸引游客观展。当年深圳蛇口的口号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视觉中国 / 图）
“三年来第一次去欧洲，市场、客户、竞争对手都在剧烈变化。”2023年2月19日，刘仁刚结束在德国、瑞士、比利时三地为期16天的行程，回到中国。
他是得利钟表集团总经理，公司1989年从香港来到东莞设厂，如今手表年产能达到500万只，主要做的是贴牌出口。在欧洲期间，刘仁从客户口中得知，现在葡萄牙的一个抛光打磨熟手，月工资在6000元人民币左右。相较之下，一个中国熟手的月工资普遍在8000元至12000元之间，“葡萄牙工人做出的工艺不比中国工人差，说明我们的优势在弱化”。企业要活下来，保持竞争力，刘仁认为只有高质量发展一条路，“因为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正走向高端制造，也在倒逼企业转型。”得利钟表的处境，是当下广东企业的缩影。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广东通过拼土地、拼价格、拼劳动力的发展模式，成功超越亚洲“四小龙”。如今，资源受限、竞争加剧，路径依赖遭遇挑战，如何闯出新路，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亟待解决的难题。“广东经济的‘危’源自高质量发展不足，‘机’要靠高质量发展才能紧紧抓住。”2023年1月28日，广东召开了近年来全省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讲话中说。“实现现代化，广东只此一路，别无他途。”黄坤明还表示，“扎扎实实抓好今年，抓好5年，再深耕10年、30年，必定能再造一个新广东、再创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作为全国最富庶的省份，广东省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堪称奇迹，从曾经的农业大省变成了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中国第一外贸大省。但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增长路径，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也无形中成为如今广东的转型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期间，广东还处在相对贫穷落后的阶段。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1949年，广东经济以农业为主，第一产业占60%，工业只有一些小型的采掘、食品和日用品企业。1958-1978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经济总量还位居全国第五，GDP仅为185亿元，排在江苏、山东、上海和辽宁之后。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79年，广东考虑向中央要财政包干的政策，他陪同省领导前往北京商谈，核心议题是每年需要上缴中央财政多少钱。改革开放之后，经过11年发展，广东GDP在1989年超越江苏，位居全国首位。经济腾飞的关键，得益于“三来一补”等产业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来到广东投资建厂。“三来一补”指的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以及“补偿贸易”。外商提供设备、原料、样品图纸等内容，同时负责外销；大陆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动力。“我鼓励大家洗脚上田，学会穿西装、打领带，发展工业。”1983年时，陈开枝来到东莞挂职，据他回忆，“主要是香港企业过来投资，除了解决就业问题，还让广东人学会了怎么搞工业。”大量外资的进入，缓解了广东建设资金不足的局面，顺利承接下部分产业转移项目。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1980年广东利用外资资金仅有1.48亿元，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3.8%。进入1990年代后，比例显著提高，到1996年上升到21.2%。随着广东经济迅速发展，大量外地人口开始流入广东。“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成为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深圳市社科院党组成员陈少兵1997年时还是一位博士毕业生，当时，他同时拿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机会，以及清华大学博士后的offer。“一个偶然来深圳出差的机会，我看到科技产业的前景，感受到企业的创新活力。”陈少兵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于是放弃北京的机会，南下来到深圳市科技局工作。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跨省流动共计4242万人。其中，排名第一的流入地便是广东，占比达到35.5%，排名第二的浙江占比只有8.7%。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价格，成为当时广东工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落到产品上，工艺简单，技术低端，工厂与工厂直接比拼的是效率。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亲历了深圳经济转型的历程。1998年，他参观了一家代表“三来一补”时期较高技术水平的公司，“4栋楼，一共8000女工，都在显微镜下工作，走近一看才知道，都拿着镊子在显微镜下挂弹簧”。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广东通过电子产品组装、服装代工等低附加值的工作，切入了全球产业链。“通常一年前就和几个大客户锁定了订单，不愁市场，价钱还算合理。”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区域管理总监卢海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01年之后，公司开始高速发展，帮多家欧美品牌代工。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是一家大型纺织企业，公司员工过万人，服装代工是其主要业务。服装代工产业飞速增长的背后，广东对外贸易水涨船高。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时，广东进出口总额达到6835亿元，比2000年翻了两番，年均增长19%。其中，出口额达到4042亿元，是2000年的4.4倍，占全国出口额比重达到28%。出口的高速发展，成就了广东“世界工厂”的荣光，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专利代理协会会长郝传鑫，从事专利代理工作二十余年。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入世后，许多广东企业的产品，还是模仿国外企业，容易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有产品几乎连说明书都一样”。郝传鑫坦言，当时美国企业起诉中国公司，大部分中国公司都不会应诉，因为打一场官司太贵，有些甚至达到上千万美元。一旦中国企业输了官司，就会被禁止在美国做生意。201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曾撰写一份报告，研究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面临的知识产权风险。报告显示，2002年开始，美国针对中国企业的“337调查”进入快速增长期。“337调查”的对象为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进口贸易中的其他不公平竞争。截至2009年12月，美国共启动699起“337调查”，其中涉华105起，所占比重为15%。如果按照涉案的中国企业地域分布，广东位列第一。据郝传鑫观察，2008年前后，广东企业的专利意识有了明显改观。一方面，企业接触国际市场久了，对游戏规则有了更多了解；另一方面，生产成本上升后，许多企业利润摊薄，开始寻求转型升级，更重视专利保护。反观这一时期的国内市场，区域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珠三角外贸主基地的位置逐步被长三角超越。据中新社报道，2004年第一季度，珠三角外贸进出口总值692.8亿美元；长三角外贸进出口总值为830.3亿美元，首度超过珠三角。长三角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关键，便是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增加。相较之下，广东吸引外资的优势正在退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开始，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江苏反超了广东。2004年，江苏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为25.14%，而广东只有12.61%。智纲智库是中国最早一批民间智库，创始人王志纲曾在新华社做了十年记者，对区域经济有过深入研究。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当时外资向长三角转移，与上海有很大关系，“上海是世界型城市，带动作用强，辐射范围广，覆盖人口多。”这一时期，广东经济增速放缓，但依然保持强劲的上升态势。2001年，广东GDP为1.21万亿；等到2008年时，GDP为3.67万亿，增长了两倍。“开始从贴牌生产向设计研发延伸，并做了自主品牌。”刘仁介绍，2008年金融危机后，手表出口生意受挫，公司决心要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找到更优质的客户。当时许多广东企业，面临和得利集团一样的困境，做的是低端贴牌生产，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市场竞争加剧，原来以投资驱动的模式难以持续。200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腾笼换鸟”的产业转移政策。换言之，珠三角要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粤东西北等地，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转型依赖创新。为了推动更大范围自主创新，广东在2011年推出《广东自主创新促进条例》，成为全国第一部规范促进自主创新活动的地方性法规。“2010年，深圳面对新一轮的经济衰退，此后几年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唐杰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面对阵痛，深圳“腾笼换鸟”的想法没有变化。这一时期，广东淘汰和转移大量低端落后产能，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转变。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广东三大产业占GDP的比例为4.8%∶46.4%∶48.8%。这是广东第三产业比重首度超过第二产业。2005年前后，姚维兵曾在广州一家合资车企工作，发现主要生产设备都要从日本进口，价格昂贵，有些达到100多万元一台。姚维兵一直思考，能否自主研发装备制造，把成本降下来，后来离职创业。2008年，他成立了广州明珞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明珞装备”），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智能制造方案。“记得第一个大点的客户，就是广州一家座椅厂，为它们设计了一套焊接设备，拿到16000元的设计费。”姚维兵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创业初期，从小改造做起，一个赚几百块钱。随后，公司接下更复杂的小型工作站等项目，除了产线解决方案，还有涉及采购等流程。“大部分要买别人东西，就思考是不是要自行研发产品。”姚维兵介绍，2012年拿到融资后，开始研发难度更大的总拼系统，正是这套系统，为公司后来带来上亿的可持续收入。当时，广东拥有核心技术的制造业企业不多。“全省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制造业企业不足10%，关键技术和零部件90%以上仍依赖进口。”2016年，广东发改委负责人在一场会议上强调。同年，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丁力在调研中发现，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常常要低于传统产业，远远超乎大家预料。丁力解释，一台手机如果卖20000块钱，这是总产值。我生产的部分值5000块钱，工业增加值率就是25%，“工业增加值率越低，说明自主创新能力越低”。丁力深入调查后，发现主要是广东进入高新技术行业时间短，人才储备少，大量承接了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低附加值环节。此后，从“腾笼换鸟”到智能制造，广东度过了转型阵痛期，高技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占比继续增加。深圳市科协原主席周路明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京津冀国企众多，创新更多依赖“国家队”；长三角地区的创新发展，偏重传统产业。相较之下，广东则是依托民营企业的市场化创新。市场化创新意味着充足的活力，为初创型企业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鲲云科技是一家从事AI芯片研发的企业，2016年，公司在上海浦东成立，一年后在千里之外的深圳设立了公司总部。“深圳对创新的扶持力度大，即便普通员工，对创新认同感也很高。”鲲云科技首席运营官王少军向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2年，广州喊出了“汽车产业是广州第一大产业”的口号。图为广汽传祺自动化生产线。（视觉中国 / 图）滴水不成海，独木难成林。单一企业即使掌握核心技术，也无法独立存在，通过集聚后形成产业集群，强化区域分工协作，才能增强区域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1990年代，美国人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率先提出产业集群概念。作者在多个工业化国家考察时发现，产业集群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广东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最早在2003年提出“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四年之后，政府工作报告中再度写道：“以广汽为龙头的珠三角汽车产业集群基本形成。”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产业集群也需要迭代更新，从简单的品牌集聚过渡到产业链上下游的完整配套，以及地区间良性的分工协作。过去十几年，广汽埃安副总经理席忠民亲历了珠三角汽车产业集群的变化。2011年，他从武汉来到广州，进入广汽集团。刚来广州时，席忠民发现市场还是合资车居多，广汽传祺销量与其他合资车还有差距。当时，东风日产、广汽本田、广汽丰田、一汽大众等合资整车厂，均在珠三角地区设有生产基地。据席忠民介绍，随着汽车自主品牌陆续崛起，销量不断上升，部分合资品牌逐步退出市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广东汽车年产量达到280万辆，位居全国第一，比重庆多出14万辆。新能源汽车发展早期，席忠民又从传统燃油车部门调到广汽埃安。在他看来，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车完全是两种技术路线、销售体系，“发动机是个精密的机械产品，电池是化学产品”。向新能源汽车转型，广东也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预计接近130万台，同比增长140%，约占全国总产量18%。也就是说，全国每生产6辆新能源汽车，便有一辆来自广东。汽车制造业作为广东优势产业，形成了广州、深圳两个核心基地，拥有广汽、比亚迪、小鹏等多家自主品牌。2022年，广州甚至喊出了“汽车产业是广州第一大产业”的口号。然而，高光之下暗含隐忧。“广东有大量主机厂，但能做出电子稳定程序系统、转向机等高端设备的企业少，没能像长三角一样，形成汽车产业链的集聚效应。”席忠民说。2022年，唐杰对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区域进行对比研究，他发现广东工业占比越高的城市，人均GDP越高，是典型的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长三角的情况则不同，26个城市人均GDP和工业比重呈均匀分布。同一产业集群已经超出行政边界生长，产业集聚和扩散同时发生，核心大城市在向更复杂的创新产品过渡。这意味着，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形成产业集聚的同时，不同城市能够分工协作，在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上扮演各自角色。相比之下，珠三角还处在工业化的产业集聚过程中，城市间产业协作有所欠缺。过去一年，席忠民看到了变化，“产业链上，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正在落户珠三角。”为了推动产业集群，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广东在2020年发布了推动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意见。其中，包含汽车、智能家电、先进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要壮大现有8个万亿元级集群，发力培育新增3个万亿元级集群。”2023年的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广东省工信厅厅长涂高坤又提出新的战略规划。“长三角的城市群往下能分5级，城市与城市联系密切，珠三角还有差距。”唐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上海作为长三角核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合肥、南京等城市作为科学中心，苏州、无锡、宁波等地则成为产业中心。与长三角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更为复杂，涉及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深圳市社科院党组成员陈少兵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接下来，要推动城市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例如研发设计在深圳，生产在中山，避免同质化竞争。目前，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香港一带，可以利用好即将建成的深中通道，增强科技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高质量发展标志之一，便是孕育出更多拥有核心技术的研发型企业。关键之处，是社会资本介入之前，企业如何实现从0到1的惊险一跃。深圳盘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盘古环保”），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主要从事污废水处理工作的初创企业。传统工艺路线是将污废水进行蒸发、蒸馏处理，但同时带来了臭气问题。盘古环保的路径，是将其转化为清水，削减污染物。“公司一点业绩都没有，无法进入政府的公开招投标。”该公司董事长赵建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拥有核心技术的初创企业，当时面临尴尬处境。几年前，深圳城管局找到了行业内十几家企业，组织了一场长达一年半的污废水处理测试，盘古环保也受邀参加。在水质稳定性以及成本等方面，让深圳市城管局认可了公司技术。城管局与财政局几轮商议之后，最后决定用竞争性谈判的采购方式，给予盘古科技机会，如今盘古环保已经拿下多个大中型城市污废水处理项目。盘古环保无疑是个幸运儿。但创新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活下来是少数。“1997年，深圳第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有110多家，现在活下来的不到10%。”陈少兵介绍，如今大家看到的是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的成功，但背后是激烈市场竞争的结果。低端制造业时代，政府更多通过土地、税收返还等政策进行招商引资。企业入驻之后，政府往往缺乏长期关注的耐心。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无论是初创型公司，还是招商引资落户的企业，对政府在产业政策扶持、营商环境塑造等方面的举措，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怎么帮助企业营造一个避险环境，形成对冲机制，降低企业失败的概率，十分关键。”丁力解释，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新一轮脱胎换骨，政府营造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广州已经率先走出一步，将为初创型企业带来新的资金支持。2023年2月18日，广州宣布成立2000亿的产业投资母基金、创新投资母基金。其中，规模为500个亿的创新投资母基金，致力于投“早”、投“小”、投科技、投创新。初创型企业活下来之后，深圳市科协原主席周路明思考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建立更多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技术要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跑数据，才能实现快速学习”。“芯片无法独立工作，需要依托软件生态，多个公司围绕它做软件开发，时间越长积累就越多。”王少军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接下来，他期待政府在支持芯片研发之余，能在应用端增加扶持力度，推动产品落地。“要用心用情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广东省长王伟中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表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让各类企业在广东深深扎根、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推动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营商环境建设与政策扶持是中短期规划，发展高等教育，培育更多科技人才，是更长远的战略。2021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钟秉林，曾对比过京津冀、长三角、川陕渝、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教育差异。数据显示，普通高校数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依次为长三角17.08%、川渝陕10.64%、京津冀10.08%、粤港澳大湾区7.17%；“双一流”建设高校数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依次为京津冀29.20%、长三角25.55%、川渝陕13.14%、粤港澳大湾区9.49%。与其他经济发达区域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仅在高校数量上就存在不小差距。在唐杰看来，大学对一个城市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除了建设更多高等院校，还要形成完整大学体系，高水平大学和职业技术型大学合理配置，搭建起高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联系，推动科技产品的落地。为支撑科技创新，服务经济发展，广东近年加速创办和引进高质量大学，特别是港澳地区的一流大学，目前香港大学（深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高校已经在内地招生或在建。2021年广东省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提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加快打造高水平、开放型、国际化高等教育资源聚集高地，到2035年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