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在新南方想象里，见证幽灵的穿越

新南方人文经验的可贵，正在于夹出于潮汐起落和板块碰撞之间。近年人类学及地理学界关注“佐米亚”（Zomia）区域——东南亚高地——研究，或可以作为借镜。欧美学者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和斯科特（James C. Scott）指出这一高地涵盖四川、广西、云贵、西藏的高原山脉，延伸至缅泰越寮，并远及印度、孟加拉国东端，居民超过一亿。斯科特引入垂直视角观察佐米亚地区社会结构与历史经验，提出有名的“不被管控的艺术”论述⑧，颠覆平地政治治理史观。中文世界如王明珂教授的羌族研究⑨，或刘志伟教授的南岭研究⑩，都可视为对此理论的对话或延伸。来到文学场域，作家如李约热的桂西北书写，如张燕玲所述，“大石山区的奇峰林立，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弥漫着一种野性和神秘感”。早年阿城的《树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写知青下放云南的经验，也可以作为参考。西藏作家从扎西达娃到次仁罗布的高原纪事，同样是这一地理角度的呈现。更重要的是，“佐米亚”跨越国家、族群或文明的界限，将南方之南的观点延伸到东南亚的半岛高地和山岭。这应该是作家持续发掘题材的区域。

在潮汐和板块碰撞下，人间社会的形成与变动引领我们到第三个关键词，“走廊”。19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针对中国民族地理研究提出新见解，他指出在传统的区块（如中原、青藏高原等）外，有三道走廊值得重视，即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据此，费孝通打破过去以省份、板块、民族为单位的僵化模式，强调空间流动交往的有机性和互动性。这些走廊的形成既有客观地理形势的使然，也有历史人文的传承。新南方恰恰涵盖了藏彝、南岭走廊区域，呈现复杂的民情风土，与中原的以及更遥远的边疆的民生、政经、流徙、战争互动路线。在此之外，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另外一种走廊。

但在地理和历史定义的走廊之外，文学书写也连接成为“走廊”。这一由文字所构成的通道，随着世代络绎于途的行旅者到达中原以外区域，不仅传播知识讯息，更熔铸了南方之南的想象。从化外礼乐之邦到巫蛊虫蟪的渊薮，从天下舆图的临界点到黑暗之心的所在地，这些文字杂糅写实与幻魅，在在引人入胜，同时也试探传统“文学书写”的边界。当代作家最早致力新南方“走廊”书写的当属林白。从早期的《一个人的战争》到最近的《北流》，她以女性独特立场记录身体和心灵的奔波，南下北上，道阻且长。新世代的作家更将走廊抽象化、幻想化。朱山坡《蛋镇电影院》打造的银幕逃逸路线，或王威廉的《野未来》从平凡世界看见“微”科幻通道， 既体认“走廊”的动态地理观，也是对“走廊”超越。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花城出版社，2015

▼林白：《北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

潮汐的涌动，板块的升沉，走廊的迁徙聚落，形成地方“风土”——人与自然环境所共构的生命样态。不论中西传统，“风土”都是古老的观念，也都同时纳入自然生态和人文风俗的含义⑪。风土研究在现代复返。日本和辻哲郎的《风土:人间学的考察》（1935）深受海德格尔启发⑫，但相对于海德格尔侧重人的存有与时间的关系，和辻哲郎强调人的存有与空间的关系。1960年代末，法国地理学家边留久（Augustin Berque）继之发挥成更具特色的风土论。边留久认为西方的环境学、生态研究不脱启蒙主义以后的主/客、物/我二元论述结构，相对于此，风土论提醒我们二元论之外的第三种可能。边留久指出风土即是人立身于天地之间的“结构时刻”⑬。由此生发生命—技术—象征（bio-techno-sybolic）三者的联动关系，缺一不可。

边留久特别强调“风土的中介性”（mediance），意即在时空不断演化的过程里，环境生态、人为技术、表意象征之间互为主客的动线，其结构与演绎形态总不断交错跨越（trajection）。延伸边留久的看法，我们不妨思考风土学（mesology）的对应面，神话学（mythology）。在此，神话不仅指涉先民与不可知的自然或超越力量互动的想象结晶，也指涉当代社会约定俗成，甚至信以为真的知识系统⑭。风土学与神话学都牵涉每一社会面对环境可知或不可知的现象，所发展出的实践法则和价值系统。风土学落实生命—技术—象征于日常生活，神话学则凸显从迷信到迷因（meme）的“感觉结构”。

正是在“风土”与“神话”的交会处，新南方写作大放异彩。铜座镇、野马镇、蛋镇、上岭村、红水河、鬼门关等地名其实点出作家对地方风物的印象，环境、景物与人事隐含不稳定的元素，似乎随时有爆发可能。霍香结的《铜座全集》以上千页的篇幅构造一个名为铜座的地方风物志，从山风海雨到物种繁衍，从草木虫鱼到习俗传说，形成博物世界与生活百态，蔚为大观。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甚至以富有神秘主义的书名，提醒读者生存环境中“惘惘的威胁”。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宿命，亘古的大哉问一旦有了新的表述场域，立刻呈现特异的解答。语言是感知风土的重要形式。林棹的《潮汐图》融入粤语的精髓而使得她的巨蛙叙事更为引人入胜；曾攀注意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们的父亲》等作对“乡土人性及其言说形态的探索……形而上语言之思不仅塑造了人的生存和交往方式，而且构成了人的主体精神甚至伦理意义”。同样的，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处理乡村和土地所面临的现代化危机，终于使生存其中的人失去凭依，最后一无所有。

▲东西：《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新南方写作研究方兴未艾，杨庆祥、曾攀等学者建立论述的努力令人瞩目。尽管这一论述的架构希望放大地理视野，超越家国界限，目前所见文字尚不出闽粤桂琼作家的点评。港澳、台湾以及东南亚华文作家的作品除极少数点缀外，并未能进入眼帘。这毋宁是种反讽：新南方意在开拓“南方之南”的无垠场域，但对“南方之南——之南”的探勘显然仍有其局限。或许假以时日，能有更多发现？如张贵兴、李永平的南洋风景，吴明益、夏曼·蓝波安的地理、海洋书写，董启章、黄碧云的维多利亚港风云，极有特色，可作为研究的起点。

总结对新南方写作关键词——潮汐、板块、走廊、风土——的描述，本文以三种相互关联的书写和阅读立场——跨越、逾越与穿越——作为对未来的期待。跨越指涉时空界限、知识场域和心理机制的树立、裂变、重组。跨越既有平面板块让渡取舍的律动，更不无黑格尔式时间进程、由辩证到超越的渴望。如果跨越引起我们对畛域、界限的审理和辩驳，逾越则强调理法的拉锯和违逆。相对于清规戒律，或“历史的必然”，逾越是冲决网罗，是铤而走险，是不按牌理出牌，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穿越的可能性。顾名思义，穿越打破时空逻辑，不再受制有机形体的局限。今生翻转前世，故事衍生新编。乌托邦式身体潜能一旦有了出口，得以纵横古今，创造异质空间，并以此和现实世界形成对峙。

这三种写作与阅读立场各有隐喻对应：界限、理法、幽灵。谈跨越的条件、行动和结果何其不易。这是剧烈的“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再畛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历史的后见之明无从完满解释“跨越”与否的重重动机。同样令人深思的是，时空一旦转换，曾经视为当然的意义也发生质变。逾越的征候来自理法的压力和反抗，我们必须检视两者的联动关系。律法的有效性因为对逾越者的指认和监控得以确认。而法网最绵密处，逾越的发生和判定甚至让当事者都始料未及。穿越则在既有的物理界限之上，提供了“复魅”和“赋形”的可能。那是幽灵的重返，也是叙事和创世的又一次开始。

（王德威，哈佛大学东亚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