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十三行：官商末途
导读
风光的广州十三行总商、“同文行”的潘有度希望激流勇退的时候，还算幸运，1807年，他花掉了10万两银子贿赂之后，竟获批准。
广州十三行是清廷对外贸易的代理人，一定意义上，它是帝国全球贸易的中枢，诞生了一批当时地球上最富有的人。潘有度为金川战争捐赠了巨款，乾隆年间还被赏三品顶戴，其纠合行商建立了文澜书院。《广州洋货十三行》并没有给我们十分具体地勾画出潘有度希望引退的原因。
大约在此10年前，其前任总行蔡世文破产自杀，不知道这对其是不是一个冲击。尽管拥有着帝国贸易的代言人身份，但这并不能完全保障他们的生意。是否行商们的债务使其压力巨大？抑或关督、胥吏的敲诈勒索使其不厌其烦？还是洋人的强势令其身处夹缝？
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1809年“怡和行”兴盛之时，当时的全球首富伍秉鉴即欲退办行务，经反复请求，直到1826年才获海关监督批准。伍秉鉴获批的时候，“天宝行”梁经国亦以老病请退，由其子接办行务。
中国的国际贸易历史悠久，广州十三行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窗口。《广州洋货十三行》就是从国际贸易关键的参与者的角度，澄清了这段历史的若干问题。就清朝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其有部分藩王的历史渊源，过渡于市场，激荡于官商、皇商，进而步入制度化的外贸独占垄断。只是，垄断地位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中被废，尽管他们一度试图复其独占地位，但未能如愿。最终，十三行在1856年的西关大火中被毁之后，悄然从历史中离场。
作者彭泽益在书中说：“……洋货行商人资本，仍不忘和土地相结合，并且从雍正到道光年间，洋行商人一直沿着封建社会官商勾结所走的老路亦步亦趋，当然是不会有出路的。广州行商终于不断地趋向衰落和破产，乃是历史的必然结局。”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开放海禁。海氛廓清之后，沿海的民生迫切需要改善。清廷认识到：开海，无疑可以改善民生，而这种活跃，还有利于内地省份的经济。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四省设立海关，专司四个港口的海洋贸易和关税事务。
粤海关设立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将洋货分开管理。在这之前，洋土货税不分，华洋贸易一体。海关划清货物的界限和性质，并课以不同的税。“今设立海关，征收出洋行税……如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为住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既然货物有分，那么经营这些货物的机构，也就有了分别。粤海关第一次将经营海外业务的洋行，从商人中分离出来。
当时，广东官府以法令保障并大力鼓励民众参与洋商业务。“如有身家殷实之人，愿充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
尽管康熙二十五年（1685年）之后，洋行业务被分离了出来，但新制并没有马上改变格局。行商业务是华洋兼办，并且洋货行商人和客商之间，彼此买卖自由，“不得包揽垄断”。
起初“船只无多，税饷亦少”，“听其自行投牙”，而且“行情有迟速，行价有贵贱，俱听各商从便，移行贸易。”
这是相对自由贸易的时代，雍正年间的回顾说，“向来番人到广，听其自投其主，养活数百家，商民称便”。
从洋人进口的货物谁接，对洋人出口货物谁来提供，关乎利益。这样的利益，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变得越来越重大。以税收看，粤海关之初，征银不过2万两，到雍正年间，不计贪墨，征银最高达37万两。
权力的介入，一开始是非正式的。康熙中叶之后，官商和皇商，争相独揽贸易。上至督抚、将军、监督、下至书吏、丁役、家人，都在染指贸易。
《广州洋货十三行》
彭泽益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年11月
东印度公司档案记录了当时从事贸易的各类特权商人情况：藩商，代表被废的藩王势力；总督商，代表两广总督；将军商，代表驻防当地的将军；抚院商，代表广东巡抚；有一个时期，粮道也干预贸易。《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里说：“我们已提到三种商人，及王商或藩商、总督商和将军商，各自凭借其主人的权势从事贸易。”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广州、厦门两港突然有所谓“皇商”出现。这一年，皇二子从北京派出了他的商人，这个人到达广州不久，又有皇四子授权的商人到来。
康熙四十三年（1704），当时的消息说，还有人设法联系皇太子（储君），上供4.2万两白银，获得广州与欧洲贸易的特权。
北京来人都不带货，他们从交易利润中分成。英国大班说：“他们首当其冲地碰上了那个称为皇商的新妖魔。此人凭借其权势，对于其他商人勒索5%的分成，才许可与我们进行交易。”
皇室、总督、巡抚等文武官吏的参与，行商形成了依附政治势力生存、相互倾轧的局面。与之伴随的是，抚院对行商经常采取无理罚款，并以锁拿和监禁相威胁，手段相当严酷。一定意义上，若无政治势力后盾，便无法从事外贸了。
由此，听民自便的贸易，逐渐演变成被把持包揽的权贵垄断贸易。
雍正之变
雍正初年展开了粤海关的改革，主要是关务归广东巡抚，令地方官兼管。
改革之前，粤海关的关督主要由内务府满族官员担任，代表皇室掌握海关大权。自然，皇室成员们各自直接培养皇商参与外贸，加之地方势力操纵贸易，竞争无疑非常激烈。因为“洋商、胥吏，以及地方豪势，引诱串通，弊端百出，监督一官，难于稽查防范。不若就近归督抚监管……”。
这次改革，最大的后果，就是出现了公开的、官定的垄断组织。当权力归于地方之后，管理关务的官僚得以指定行商独占外贸，还利用他们压制和排挤其他行商的活动。
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到任后，以六洋行中创立“行头”，其中还“专用二行为耳目”，叫做“专行”。一方面，对这两行“多给资本，各处收买货物，垄断洋行生意”，且要求这些货物卖完之后，才允许其他各行卖货；另一方面，遇有外国货船进广州，“凡报饷上货等件，俱是两行专理”。其中税饷抽扣名目很多，只有两行和海关库稿书办经手。
行头的统制，显然不利于贸易。杨文乾的垄断和重税，使得外商视广州为畏途，行商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使得“各商多有倾本，行店无不受害”。
雍正七年（1729年），粤海关复设监督，祖秉圭出任之后，即集合几家行商设立“总行”。“凡洋船货饷，俱令经总行之手”。总行所谋无非垄断，“止委四大洋行，其余一概禁绝，不许开张贸易。一切买卖货物，悉归所委四行”。
祖秉圭采取的措施也相当之极端。雍正十年（1732年）闰5月有四只英船刚到黄埔口，祖即差关役将外商押至行总行商陈寿观处，唯恐其他行商招揽外商贸易。当时的两个行商到达黄埔口，即被拿下，并施以酷刑。其中的4行商因“传唤迟到”被封闭，“出示禁革，不许开张”。
巨大的利益、激烈的压制与反抗，引发的斗争亦相当之激烈。
此次行商被扣押事件，亦牵连广东督抚。祖秉圭在奏折中说，这些行商，得到了督抚的支持，“督抚两司呼吸相通，明系又加袒护”，“今督臣鄂弥达溺于寻觅外洋物件小故”，“纵容奸棍……”
关督与督抚的相争，问罪案的出现难以避免。
祖秉圭后来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被法办，三年关督任内“贪黩性成，侵欺钱粮至14万余两”；之后有乾隆初年的关督郑伍赛“侵课虐商婪赃”案，其判决时应追缴的银款超过4.4万两。
制度化垄断
起初，官商、皇商等等之间，争相独揽贸易，当时并没有形成制度，“各自凭借其主人的权势从事贸易”。
试图通过设立公行的手段，实现对贸易等独占，一直是在图谋之中。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广州公行在地方官的允准下形成。相关记录说，公行负责进口和出口货物，而具体负责人是指派的，按比例分摊股份，关督和提督代表都有股份。
这种公行垄断贸易的形式，无疑会收到公行之外势力的反击，外商也是极力反对这种垄断。实际上，类似的公行反复设立了多次，也反应这种公行垄断格局很难持续，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类似的努力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较为著名，16家行商在神像前歃血为盟，决议统一对外商的货物价格，且议定了与其他国内商人货物的价格，他们也在如何分配货船的货物，以及特定的货物品类如何经营上达成一致。制定种种禁约，实施了公行垄断，商货尽归公行买卖，且按照公行利益调节价格。
不过，在外商和公行之外的行商的努力之下，这样的公行垄断的尝试，很快遭遇失败。
当雍正初年的粤海关变革之后，贸易垄断的形式进一步升级。官僚指定行商，压制排挤其他商业活动。前述的雍正初年“行头”、“总行”的贸易垄断，开始大行其道。
只是，这种官僚指定总行垄断，个人化政治集团的色彩很浓，很容易卷入政治漩涡。这种垄断，在面对腐败的指控，或其所依托的政治势力倒塌的时候，就很容易烟消云散了。
雍正十年（1732年），当祖秉圭因“侵墨”去任之后，新任关督即将总行行商陈寿观逮捕入狱。陈寿观的对手陈芳观，同样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英国大班亦认为，他们两人都被官员、胥吏榨取一空，处境极其艰难。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为了抵制英国试图在北方开辟新港口，中国外贸进入广州一口通商时代，清廷指定广州作为唯一的对外通商的法定口岸，四港通商的局面终结。全国贸易，尽归广州。
三年之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潘振成（同文行）等九家行商申请设立公行，“专办夷船”。
这是制度化公行垄断的开始。自这个时候开始，商行演化出三类行业：外洋行，专办外洋各国夷人载货来粤发卖输课诸务；本港行：专管暹罗使及夷客贸易纳饷之事；福潮行，报输本身潮州及福建民人往来买卖诸税。
商人的分工开始细化，这也意味着只有少数入围者能够介入外贸，而外贸也从制度上开始进入了新的法定的、制度化垄断阶段。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公行改组，专揽私茶及大宗贸易。
简单意义上理解，公行的本质是一个特权的经营牌照，会员各自财务独立、经营独立，但这种联合的最大意义是排除了会员之外的外来者的竞争。进而，公行组织还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并作为官方代理人而得到官方的支持，当然，同时也是官吏们捞取财富的重要管道。
饮鸩止渴
持续的垄断权力、更多的政治权力……看上去十三行的行商取得了重大胜利。一定意义上的确如此，全球级的巨富于此诞生，但此举更加证明：商人其致富，全仰仗朝廷的仁慈，加之商人身份之低微，以官权为竞争优势的后果，无疑注定了行商寡头们的最终命运。
行商组织本身是一个控制手段。以“丽泉行”为例，其通过18世纪90年代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发家，但清廷以无行商执照课以巨额罚款，潘长耀在赋税、勒索的压迫下加入行商组织。
“丽泉行”在全球拥有巨大的资产，其在美国就拥有很多债权。但在国际贸易中的负债，中国法律不予保护，而美国法律有利于本国商人，华商不了解美国法律，诉讼必须经由代理人办理，交通不便，大量美国借款未能收回，内外交困之下，“丽泉行”最终破产。
此外，正是因其垄断权力全仰仗朝廷的仁慈，十三行的行商就必须为朝廷做出贡献。海关税银的压力、额外的贡赋、皇帝生日及朝廷大典进贡的巨款、紧急事务的派捐等等，都需要公行的行商们承担。
嘉庆六年（1801年），华北水灾，粤海关要求各行商筹捐25万两，其中关督要求“同文行”潘致祥捐30万两，被拒后遭参奏；嘉庆十九年（1814年），粤海关要求行商征贡银40万两，其中潘启官、叶仁官各独捐2万两，伍沛官独捐5万，卢茂官独捐3万两。1842年，英军勒索广州当局缴交赎城费，行商之一的潘正炜独捐64万。
在1773年—1832年60年中，清朝以“报效”为名对行商采取超经济掠夺就有18次，达395万两白银。
重要的是，行商要求垄断，但是，因为垄断利润丰厚，非公行的商人也会介入行商垄断的业务。而实力孱弱的公行行商，通常会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商号——牌照。非公行的商人非法从事茶、丝等大宗货物的买卖，因为少纳关税、较少陋规，可以更低价售货。美国商人和英国私商与非公行的商人做大宗买卖，比公行行商更能够得利。
美国商人、英国私商、中国非公行商人、不太富有的公行行商，都是打破贸易独占垄断的力量。为争夺商业利润的竞争非常激烈，虽然有垄断，但利润驱动之下的非法贸易仍然存在于缝隙之中。
1817年的运动，表明了这种垄断之外的规模。为打击非法大宗贸易，在这一年，两广总督下令关闭了广州200多家非公行商家，他们的存货也被没收。
官商末途
一定意义上，与外国的关系，决定了这些行商的身家，伍家的“怡和行”通过对美贸易起家，潘家的“同文行”则因对英贸易成为行总。内部力量的强弱，一定程度上与外部力量的强弱相关联。
伍秉鉴拥有全球贸易、投资的网络，当然也因为鸦片贸易而争议巨大。“怡和行”是十三行中表现突出者之一，如前述的“丽泉行”一样，拥有全球化的交易网络。无疑，这群人的眼界足够大，视野里有整个地球。
当新的时代来临时，面对鸦片战争之后新通商制度的实施，这些行商的核心优势看上去受到了挑战。他们是旧格局的守望者，伍秉鉴是鸦片战争之后反对新通商制度改革的中心人物。
这群似乎拥有全球视野的人群，为我们引进了荷兰豆和牛痘法，但他们是否还有更多的贡献，已经很少有渠道得知。而他们对于政商、技术、产业有何思考，今天的我们更是难以知晓。
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商船“海王星号”船员与本地人发生冲突，造成一名中国人死亡，卢观恒因为是该船保商故而受到牵连，“所花费的钱使他非常拮据”，甚至两次入狱。这件事打击了卢观恒，他向朝廷提出退休而被拒绝，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他仍是“行商的中坚”。
已经退出的潘有度亦被严厉批评。嘉庆十九年（1814年）10月，两广总督蒋攸铦奏称：“且其（潘有度）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练，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从前退商，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何得任其置身事外，私享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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