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前，这种行为是显著的「预警信号」！家长一定要知道——

2023-02-28 12:02

策划、撰文 / 亓井、Koei

编辑 / KY主创们

前不久，胡鑫宇同学在失踪100多天后，遗体被发现。警方认为，他是自杀身亡。随着这次失踪案的告破，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终于引起全社会的关心。

某种程度上，我理解胡鑫宇。因为我在初中高中那几年，心理健康状态也不好，深陷抑郁的深渊。那时候我的笔袋里会随身携带一把美工刀，和一盒干净的刀片。这是因为我随时想要割破自己的手指、大腿，因为手指愈合很快、大腿相对隐蔽，那几年的时间，我父母并没有丝毫发觉我每天在给自己“放血”。

我记得有一次我用美工刀割破了自己的10个手指，并用自己的血染红了一朵纸巾做的玫瑰花。有同学发现了这件事，骂了我一句“怪胎”，就走开了。

而这种行为，就是今天我们想给大家科普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抑郁症有高度相关性，同时也是自杀前的重要预警信号。

据《现代预防医学》最新一期数据显示，截止去年8月，中国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为21.9%，比全球平均水平更高（苟双玉等, 2023)。也就是说，约5个青少年中就会有1个在成长过程中出现自伤行为。

虽然青少年是高发人群，但成年人自伤的发生率同样不低。研究显示，在全球范围内，13.4%的18-25岁青年有过自伤行为，在全年龄段的成年人也有5.5%（Swannell, 2014）。

具有一定特征的自伤行为是预测自杀的高危因素，做出自伤行为的ta们满怀痛苦而又尚存希望，所以在自杀前的这个行为我们不容忽视。

自伤行为比我们想象中常见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指，在不以结束生命为目标的前提下，个体主动、直接且故意地用多种方式破坏自己身体及组织的行为，是一种较为复杂且具有危险性的心理病理性行为（下文简称“自伤”）。

这种行为通常不具有致死性或致死性较低，并且是大众文化难以理解的行为，常见形式为（Nock, 2010）：

用利器割伤自己；
拧、抓、咬、烧灼、击打自己；
破坏伤口/干扰伤口愈合；
用针扎自己；
吞咽危险物品；
用头撞墙、拽头发等等。

虽然这种自伤行为的目的通常不是结束生命，但频繁或极端的自伤行为会显著增加个体的自杀风险（Ribeiro et al., 2016）。严格来说，自伤不一定涉及“伤口”，比如剪光长发、破坏自己珍视的物件、抠吐等等，但这些行为本质上都属于“自毁”，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薛凯琪曾在抑郁期间尝试过割自己的手、拔头发和抠喉等等的自伤行为；演员陆毅也披露自己曾经因为社会对他的期望太高，压力令自己痛苦不堪，所以用烟灰缸猛砸自己；韩娱也曾曝出层出不穷的自伤甚至最终自杀的事件。

薛凯琪曾经的自残行为

自伤行为有时会掩藏在外表的光鲜下，一般人难以想象ta们经历着怎样的痛苦，才会不得不选择伤害自己的身体。因为，当你注意到他人手腕上新结痂的伤口时，ta可能已经存在以下情况（Grandclerc et al., 2016）：

长期的情绪痛苦（挫败感、无处可逃和无人救援感）；

童年创伤经历（家庭功能障碍、父母角色缺位、被性侵或虐待…）；

社会支持系统不足（没有表达内心真实感受和想法的空间、无足够的人际支持）；

患有情绪或人格障碍（抑郁症、边缘型人格障碍、行为障碍、药物滥用等…）。

于ta们而言，自伤是无声的呐喊，是一种求救信号。没错，看起来痛苦的自伤行为，对于处在痛苦的精神世界里的人来说，却是一种“自我抚慰”的动作。后文中我们讲继续阐释这一点。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

习得自伤的习惯？

故意自伤的人报告自伤行为与ta们的学习/工作压力（52.2%），与家庭成员的关系（34.2%）、伴侣关系（29.8%）或朋友关系（29.3%）相关（Mahadevan, 2010）。

调查结果还发现，这些有自伤习惯的人会运用更多“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如使用酒精来调节情绪）。也就是说，ta们不懂得用良性的方式处理自己遇到的压力、挑战和创伤。

而在大五人格里，这些有自伤习惯的人神经质水平较高，开放程度也较高。最初的预测是，非自杀性自伤可能是基于认知僵化和较少的抽象思维，所以才会拘泥于自伤这一种行为中。

但研究发现自伤行为与开放程度高相关。可以推测，那些自伤的人可能有喜欢尝试新奇和非常规行为的倾向，而这其中可能（不幸地）包括非自杀性自伤，也就是一些猎奇心理（Brown, 2009）。

在心理特征方面，有自伤行为的大学生有更多的反刍性认知风格，并且可能拥有更多的完美主义特征，比如总是关注自己的失误或父母的批评。

研究表示，尝试过非自杀式自伤的人通常会认为自己的父母不够理解自己。并且，ta们觉得自己很难从家庭里建立起支持性的关系。高程度的父母指责和批评有可能会令ta们更加执着于自己的错误，并且提高自我批评的水平（Hoff, 2009）。

自伤者的内心独白

自伤的当时，不一定意味着“想死”。每个不得已伤害自己身体的人，其实是期冀于摆脱当下的某种难以忍受的情况，从精神痛苦中获得解脱。

伤口是最醒目的符号——当利刃指向自己的时候，ta们在想些什么呢？

“当我划开口子的那一刻，才会得到一些释放，因为心里的苦痛已经满溢了，只有这样我才能坚持活下去。”

——Ta们用可被感知的身体疼痛来掩盖、减轻或替代高强度的「心理疼痛」。

我们的身体是情绪的容器，当情绪无法被容纳时，容器将变得易碎。自伤的体验回避模型认为，自伤行为最主要的功能，在于个体可以通过此行为，从不想要的情绪体验中逃离。由于情绪强度过高、情绪调节困难等情况，导致ta们选择以自伤行为来缓解当下糟糕的情绪体验，或者是寻找一种替代性的痛苦去缓解精神痛苦（Chapman, 2006 ）。

“没有人听得到我的声音，或许这样子才会有人看到吧。”

——自伤是痛苦的具像化表达，伤痕是「无声的哭泣」。

电视剧《女心理师》中有一个片段：虽然父母极力隐瞒着事实，但作为孩子的尤娜已经敏锐地察觉到父母将要分开。而为了留住完整的家庭，尤娜故意做出用刀划伤自己、在学校摔伤、将自己浸泡在冰水里等一系列自我伤害的举动……

在这种情况下，自伤行为具有一定的人际间（Interpersonal）的社会性功能，例如自伤行为可以作为吸引他人注意和帮助的一种方式。在较为亲密的关系（如家庭、伴侣关系）中，自伤行为是一种不安全的情感表达，它的出现往往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关系系统失衡的“症状”表现。

“过去的经历告诉我，我不配安稳地好好活着。”

——自伤，最直接的「自我惩罚」。

在一定程度上，自伤行为满足了个体自我惩罚的欲望（Menninger, 1938; Nock & Prinstein, 2004）。如果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生长， ta们会通过自伤来体验到被惩罚的熟悉和短暂的宽慰。

（公众号后台回复「缺觉」，查看另一种更普遍存在的隐性自虐。）

“难受时身体是不属于自己的，只感觉浑身上下不舒服，而我是多余的。只有一些具体伤口的疼痛才能让我确切感受到疼痛点，这样能好受一些。”

——Ta们找回了对身体，以及对于死亡的「掌控感」。

自我伤害的行为往往涉及“死亡”“毁灭”的议题。非自杀性自伤可以看作是一场微型自杀，它创造出了一种可以控制死亡的幻觉（Firestone, 1990）：我试着自毁，但我依然还活着。一些青少年说，ta们会使用自伤来减缓与自杀意念的斗争（Wilkinson, 2011）。在某种程度上，自伤是一种绝望下对现实的抗争，帮助ta们夺回了一些身体的控制权和自我掌控感。

“原来我还活着啊，我以为我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自伤，是一种对「存在」的提醒。

在严重的创伤或应激场景下，大脑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解离。在解离的状态中，会感觉意识和身体脱离了现实环境。这样的保护机制避免了被苦痛淹没，但同时也带走了活着的实感。此时，自伤引发的真实疼痛感，提醒着ta们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当「自伤」发生了，

可以做些什么

如果发现身边人有自伤行为：

首先，不要试图马上为其承担所有，或是想着拯救他人于水火。自伤是复杂创伤和应激反应的结果，个人的力量很难全然地承接住，贸然介入也是对自身安危的不负责。

那么，可以做的事情有哪些？

1. 不唐突盲目开导，尝试冷静耐心地倾听

首先，当自伤者愿意向我们吐露一点细节时，我们需要从非评判性的角度去倾听和理解对方，比如避免说出“要想开点”“去看医生吧”之类的话语。这有助于为我们与对方创造出一种信任和支持的氛围，让自伤者更加放心地披露自己。

2. 不过度反应，尝试“正常化”自伤

与此同时，避免做出一些消极的反应，比如批评指责和极度吃惊等等。因为自伤会引起强烈的羞耻感，而过度反应可能会令对方逃避接受帮助或是反复自伤。

反而，我们可以正常地去对待这件事，因为自伤只是对方用来应对情绪的方式之一。所以尝试去承认ta们的情绪、客观看待这件事会比指责对方要更好。

3. 不去询问细节，尝试开放性提问

研究显示，他人不去询问行为细节的回应会更具有支持性（Wadman, 2018）。所以，可以尽量用中立和没有指向性的提问方式，比如问“身体有在恢复吗”，而不是问“手上的划痕会留疤吗？”

同时也可以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以鼓励对方自由地分享感受（Lieberman, 2018），无关自伤行为的也可以，比如“最近感觉怎么样？”

4. 寻求专业支持

最后，要了解到并不是所有自伤最终都指向着自杀。如果是轻度的自伤倾向，可以试着通过心理咨询疗愈，或寻求身边值得信任的人的支持。

而当自伤行为已经「频繁且持续超过一年」且「运用多种方式」时，那么这种自伤行为是与自杀高度相关的。如果发现自己有无法抑制的自伤倾向，或是身边人的自伤程度已经十分危险，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生命教育与危机干预热线: 400-161-9995; 中国心理危机与自杀干预中心救助热线: 010-62715275; 均为24小时服务热线）。

以上。

点点「在看」，科普“非自杀式自伤行为”～

References：

Brown, S. A. (2009). Personality and non-suicidal deliberate self-harm: Trait differences among a non-clinical population. Psychiatry research, 169(1), 28-32.

Chapman, A. L., Gratz, K. L., Brown, M. Z. (2006). Solving the puzzle of deliberate self-harm: The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4(3), 371-394.

Firestone, R. W., & Seiden, R. H. (1990). Suicide and the continuum of self-destructive behavior.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38(5), 207-213.

Grandclerc, S., De Labrouhe, D., Spodenkiewicz, M., Lachal, J., & Moro, M. R. (2016). Relations betwee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behavior in adolesc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PloS one, 11(4), e0153760.

Hoff, E. R., & Muehlenkamp, J. J. (2009).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 of perfectionism and rumination.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39(6), 576-587.

Liberman, R., Poland, S., & Niznik, M. (2018).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Helping Handout for Hom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Mahadevan, S., Hawton, K., & Casey, D. (2010). Deliberate self-harm in Oxford University students, 1993–2005: a descriptive and case–control study.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5, 211-219.

Menninger, K. A. (1938). Man against himself.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World.

Nock, M. K. (2010). Self-Injury.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 339-363.

Nock, M. K., Prinstein, M. J. (2004).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assessment of self-mutilative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2(5), 885-890.

Swannell, S. V., Martin, G. E., Page, A., Hasking, P., & St John, N. J. (2014). Prevalence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nonclinical samples: Systematic review, meta‐analysis and meta‐regression.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44(3), 273-303.

Ribeiro, J., Franklin, J., Fox, K., Bentley, K., Kleiman, E., Chang, B., & Nock, M. (2016). Self- injuriou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s risk factors for future suicide ideation, attempts, and death: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6(2), 225-236.

Wadman, R., Vostanis, P., Sayal, K., Majumder, P., Harroe, C., Clarke, D., ... & Townsend, E. (2018).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young people's self-harm in the context of interpersonal stressors and supports: Parents, peers, and clinical servic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12, 120-128.

Wilkinson, P., Kelvin, R., Roberts, C., Dubicka, B., & Goodyer, I. (2011). Clinical and psychosocial predictors of suicide attempts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the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tidepressants and Psychotherapy Trial (ADAPT).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8(5), 495-501.

苟双玉,杜美杰,刘晓容,石相孜,潘婵 & 张宛筑.(2023).中国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的Meta分析. 现代预防医学(02),263-271. doi:10.20043/j.cnki.MPM.202209070.

王蕾, 孙月吉, 林媛, 等(2016). 大连市 1463 名初中生非自杀自我伤害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1(2), 17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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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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