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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资料显示，在44个中国主要城市中，约有1400万人正承受着极端通勤，其中约有600万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北京是全国极端通勤人口最多的城市，那么，对每个微观个体来说，极端通勤究竟意味着什么？
文｜张仟煜
按照学术标准，如果你家离公司5公里不到，那你就属于“幸福通勤”人群。如果你的单程通勤时间大于1小时，那你就属于“极端通勤”人群，可惜在北京，1小时实在有些“轻松”，通勤仨小时也没多么罕见，着实没有更极端的档位可选。
有数据为证，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百度地图联合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000余万北京常住人口中，极端通勤人口的比例达到30%，居全国之最。从通勤时间来看，北京同样“表现优异”，单程平均通勤时间最长，达到48分钟，比2020年还增加了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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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在北京一所五环外的学校就读，增加的一分钟里，就有她的一份。早在报考时，她就知道“偏远”是这所学校的一大特点，但她并不介意。一方面，她还未曾体验过极端通勤的生活，另一方面，考研竞争激烈，上岸大于一切。去年冬天，豆豆开始了她在北京的第一段实习，与学校直线距离24.1公里，地铁来回两个半小时。但在同班同学中，这已经算近的了。她有两个同学在国贸附近实习，有3个同学在腾讯实习，直线距离都是30多公里，地铁往返至少3个小时。
豆豆被要求8点到岗，第一天去上班，她定了3个闹钟：05∶50、06∶00、06：10。从学校到公司，她需先坐学校的摆渡车到地铁站，再倒两趟地铁，最后步行10分钟。光路上就要花90分钟，更别说还有洗漱和早餐了。倒推时间，她最晚6点起床。那么长的通勤时间，豆豆不想浪费。她在包里放了一本书，计划在地铁上看。然而，当她真正开始通勤上班，这个美好的念想立马就被现实打得稀碎。首先，即便是早上6点多乘地铁，她也找不到座位；其次，等她换乘10号线和4号线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了，上班的人潮汹涌，连玩手机的手都无处安放，更别说一本书了。最后，早上6点起床让她精神不振，除了站着发呆和闭目养神，她没有精力再去做别的事。每天通勤3小时，对豆豆来说意味着早起、疲惫和被迫改变。为了更好地挤地铁，豆豆还将披肩的头发扎了起来，“如果不扎，头发就会被挤掉”。到了公司，虽然办公室里只有5个人，领导就坐在她对面，但她总会不经意地睡着。她终于领会通勤时间长的意义——“表面上我上班8小时，但实际上我不上班的时间都在为上班做准备。”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孙伟增和何磊磊在一项研究中指出：通勤时间增加１分钟将导致企业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下降0.47%～0.59%。另有国外学者指出，长时间的通勤会直接影响员工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从而导致工作效率下降。英国学者Clark基于2009～2014年针对英国上班族的调查数据发现，上下班通勤时间增加20分钟带给员工的痛苦程度等同于降薪19％。除此之外，极端通勤带来的隐患不断被国内外学者证实。比如加剧城市雾霾污染、降低婚姻生活质量、损害身心健康等。当然，也有研究发现通勤时间增加反而可能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倒逼个体提高长期绩效，进而提升长期收入水平。看起来，极端通勤的负面影响更多，那人们为什么还要选择极端通勤呢？原因有很多。如果你去询问一位在工作日往返于北京和燕郊的钟摆族，他大概会告诉你原因：钱。在经过简化的城市经济学模型中，人们的通勤距离由工资水平、房价、企业和家庭的选址共同决定。德国的一个实证研究发现，通勤时间越长的人，主观幸福感越低，并将这种通勤时间延长，却未换来相应补偿的效用失衡现象称为“通勤悖论”。豆豆对此感受颇深，她的第一段实习就深陷这种悖论：没工资、倒贴，做的都是无价值的重复性工作。
豆豆的家乡在昆明，据《报告》显示，昆明只有8%的人通勤时间超过1小时，83%的人通勤时间在45分钟以内。但毕业后，豆豆依然选择留在北京，在市内租一个房子，“争取将通勤时间缩短为45分钟”。（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37期。参考资料：《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孙伟增、何伟伟：《职住分离、时间挤出与企业生产效率》；王鹏飞、魏翔：《通勤时间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罗斯等：《偷懒和闲暇可以替代吗？基于城市经济理论的效率工资实证检验》；克拉克：《通勤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斯图撒、弗雷：《没有回报的压力：通勤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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