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世界从经济全球化走向地缘政治化
大变局下各国应加强合作
自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开始，美国开始在全球构建所谓“更高水平”和“制度标准”的“去中国化”的全球化。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在全球大流行，使得美国加速了这一进程。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出现了“分裂”迹象。中美作为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在有关什么是自由贸易、什么是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的内涵、模式和发展路径等方面的共识出现了分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及其升级加速了“全球化分裂”的进程，强化了大国博弈和疫情的“双重冲击”给世界带来的裂痕，使得世界从“全球化分裂”向地缘政治冲突转变。如果这个转变成为现实，无疑会将大国冲突引向地缘政治陷阱，让世界迈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有两个动向值得关注：一是2022年3月召开的北约峰会发表了《北约成员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联合声明》，该声明表明，北约正在成为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在全球范围内强化军事和政治影响力、配合美国应对大国竞争战略的“新冷战”同盟。二是美国于2022年8月通过了《芯片和科学法案》。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与中国竞争”。此外，美国还提议与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组建所谓的“芯片四方联盟”，并利用这个联盟将大陆排除在全世界半导体供应链之外。这样，加上原来的“五眼联盟”和美日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一幅典型的地缘政治图景清晰地展现出来。
2022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乌克兰危机将极大地改变世界，加速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脱钩”和“分裂”，使得全球快速地分裂为竞争的两极。2023年，如果乌克兰危机继续升级，将进一步加速这一分裂。正确认识乌克兰危机以及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是关乎中国国际环境变化及其战略选择的重大战略性课题。
2022年11月15日, 二十国集团（G20）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当前，全球正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弥合分歧、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成为与会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图为巴厘岛附近的一艘帆船正扬帆起航。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金融、经济制裁。这一行动清楚地告诉世界，只有美国认可的“美元资产”才是真正通行的美元资产，或是可以存在的美元资产。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摆脱了“黄金魔咒”的束缚，使得美国通过美元体系构造出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性权力，它通过提出议题、构建规则和制度安排，使得该系统的参与者不仅难以独自改变系统的规则和制度，而且不得不在支持系统运行的同时承担系统运行的风险和成本。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包括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它们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元体系的系统内国家。
美元体系的本质是一个强大的全球性资源控制系统，它使得美国对世界的控制，无论在范围、规模、程度或者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历史上其他帝国。其单边主义性质的金融逻辑和强大的金融权力，在这次对俄罗斯全方位金融制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乌克兰危机所体现出来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体系所形成的金融权力，同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抱有的“领土主义”权力意识及其行动之间的激烈冲突。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正是利用了俄罗斯传统的国家权力观念，即“领土国家”的理念，通过北约东扩这样一种“领土空间挤压”，挑动、刺激俄罗斯采取传统安全手段予以应对，然后再利用美元体系的结构性权力进行全方位的“金融空间封杀”。这样一种“领土空间挤压”加“金融空间封杀”的战略，体现的是一种美元体系支撑的“金融帝国”理念下的全新霸权模式。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乌克兰危机中遭受严重的破坏，目前重建工作正在进行中。图片拍摄于2023年2月11日。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中，大型跨国公司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集体性“政治正确”选择。它们对于放弃俄罗斯业务的处理速度、做出政治选择立场的表态速度甚至快于政府。跨国公司的选择表明，当国家利益与市场利益趋同的时候，经济全球化可以迅猛地发展，但是当两者的利益不同的时候，国家的意志可以让市场力量发生改变。所以，技术和市场可以极大地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但是它们不过是全球化高速发展列车的“油门”，这部列车的前进方向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理念、价值观是全球化的“方向盘”。欧美企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必须要选边站队，尽快地与俄罗斯切割。这是一种严酷的警示：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完全可以控制资本的行为。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反省，以往对全球化的认知是否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很多人一直认为，经济全球化日益将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各国间的合作是日益加深、难以“脱钩”的。很多人被全球化这场“豪华盛宴”给灌醉了，迷惑于全球化的各种红利当中，忽略了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权力斗争。当我们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必须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个世界舞台的本质是一个权力场，它不只有经济的逻辑，还有政治的逻辑，而且往往是政治的逻辑强于经济的逻辑。现阶段的全球化态势，就好像当全球化这场“豪华盛宴”达到高潮的时候，美国人突然拿走了酒杯。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全球化问题存在四个方面的错误认知，笔者将其称为四个“全球化幻想”。
第一个“全球化幻想”，是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化，因而忽视了其他领域，比如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全方位的交流和发展，或者简单地把它归结为经济全球化。其实，这是罔顾历史和现实的。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全球化进程当中唯一发展成效显著或者令人瞩目、影响巨大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促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全球化幻想”的一个重要根源。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跨越国界的贸易发展、资金流动、生产服务经营活动，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全球一体化。它作为一个过程，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跨越国界的贸易、投资和资金流，以及生产、服务等活动的快速、大规模扩张；二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日趋一体化。这里的规则包括市场运行的具体规则和交易层面的市场规则，比如说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产业链运行、资本市场运行规则，所有商品交易都要按照和遵循相同的市场规则，同时也包括市场经济体制或模式，并因此受到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前者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表现，后者是本质。如果没有全球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全球一体化，便不会有全球化及其诸多具体表现形式在更大规模、更快速度上的扩张。
问题在于，人们一般把经济全球化认定为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全球流动，或者生产过程的全球配置和重组等，反映的是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过程，但是事实上，这种认知忽视了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它首先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受到政治理念、意愿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而非单纯的经济过程。美国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其政治选择使得全球化的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因素不仅从全球化的幕后走到了前台，也使得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充满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全球化幻想”，是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遭到了严重削弱，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仅仅服务于全球资本的“地方机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资本，包括无国籍的全球性资本，开始打破和超越以往的民族国家疆界，拥有了更多地在全球范围内选择的权利，特别是打破了国家对生产体系的垄断，把所有参与进来的国家重构成一个全球性生产网络——产业链，并且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此前各种形式的民族国家一直是国际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
正是基于这些现实，很多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去国家化”，甚至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仅民族国家过时了，与全球市场和跨国公司预期相抵触的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都过时了。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化体系过程中一种“地方性力量”，其职责就是为全球资本服务。显然，这种“全球化幻想”只关注到全球化力量对国家职能的削弱，却没有看到国家仍有技术能力特别是政治意愿来影响全球化进程。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开始重新谈判贸易规则，试图推行“更高水平和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的全球化，或者吸引跨国公司产业链回归本土或区域化的过程，以及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全力打压或通过长臂管辖进行经济制裁的事实都说明，所谓的去国家化的“全球化幻想”是多么的天真和有害。
第三个“全球化幻想”，是认为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将惠及全球，成为统一并主导世界的市场经济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不可避免。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格雷用“伪黎明”来形容这种观念，并将其看作是同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一样的乌托邦，称之为“全球自由市场的乌托邦”。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经济”，而且此时恰逢冷战结束，随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一系列事件强化了美国人对自由放任主义的自信和傲慢。在他们看来，冷战的结束证明了计划经济的破产，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表明了非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全球化的终极目标就是应该实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然而，新自由主义在经历了40年的扩张后，却导致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的分裂、矛盾日益增多，更使得政治极化发展到无以复加、难以挽回的程度，民众的不满情绪只能在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通过各种运动来表达，包括种族歧视、民粹主义等，这些无疑使得美国的民主体制遭到巨大伤害。特朗普的上台本身就是美国式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及其导致的诸多社会矛盾的极端结果或表现。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是反社会的，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要求社会服从于市场的要求，不考虑社会代价地追求经济效益。这种将经济需求置于社会需求之上的行为和观念，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而言是本末倒置的；另一方面，自由市场机制是有局限性的，其正常运行不仅需要更多的政策干预或调整，还需要更为积极的社会管理。今天美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正如美国许多有良知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尽到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保护社会弱者的责任所致。
最后一个“全球化幻想”是达尔文主义式的，它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个幻想是前三个幻想的自然产物，即把全球化视为单一的经济过程，认为政府权力受到极大的削弱，而且全球化就是美国式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适用于全球的综合性产物，因而认为全球化会自然而然地无限制、不受遏制地“奔跑”下去。过去二三十年间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掩盖了大国之间关于全球化的重大分歧和对立。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全球化本质是一种政治选择，经济的逻辑是其基本动力，而政治的逻辑是其方向盘。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中国周边的地缘安全形势面临不小的压力或挑战，需要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更广阔的视野予以应对。
第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特别是最近20年来，西方文明曾经的政治、文化的统一，已经开始被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思想和行动体系。如果全球化分裂成两个阵营，对中国极其不利。中国不仅要极力避免全球化分裂的持续与扩大，更应避免被拖入地缘政治冲突的陷阱。
第二，美国完全有可能把“领土空间挤压”加“金融空间封杀”这种战略模式克隆于东亚地区，通过挑动台海局势、钓鱼岛问题以及所谓南海问题的升级，甚至促使该地区陷入局部冲突，达到既分享经济和金融收益、同时又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和崛起的多重目的。
第三，在一个仍然由主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作为基本动力的世界当中，和平只能通过两种方法来维持：一种方法是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角逐，即权力的均衡；另一种方法是以国际法、国际道德和国际舆论为手段的角逐，它对权力的角逐可以施以规范性的限制。对于处于崛起中的大国而言，两者不可偏废。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只有实力强大才能确保和平。但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当一个巨大经济体的经济快速增长时，一定会引起周边国家和地区或者其他权力角逐力量的恐惧，并进而引发它们通过联合、合作的途径谋求制衡，以实现某种程度的权力均衡。因此，一个国家的崛起，仅有实力的增长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合乎国际法、国际道德和国际行为准则的行为，更多地增进透明和相互理解，抵消周边势力对自身崛起的恐惧和抗拒。
第四，针对美国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图谋，以及现阶段和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崛起的现实需求，中国需要一次更高水平的新的改革开放。
针对美国试图要与中国“脱钩”的图谋及其行动，中国一定要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从“融入全球化”转变为“锁定全球化”，通过进一步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形成与美欧市场共存共荣的关系，这样才能让美国具有“调整的敏感性”——此乃相互依赖的本质所在。当我们通过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的开放，与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形成高度的市场连结、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美国所具有的对中国“调整的敏感性”将会更强——美国要同中国“脱钩”的本质，不仅仅是出于遏制的目的，还在于降低这种“调整的敏感性”，以便于让它在某些重要时刻对中国实施类似针对俄罗斯那样的全方位金融、经济制裁。
第五，“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应该用更加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待中美大国博弈。虽然在目前的中美博弈当中，美国磨刀霍霍，但是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的一个后果就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如果没有中国“四万亿”财政支出的配合，包括中国对美国国债大规模的购买，美国是无法顺利度过那场危机的。所以，只要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美国金融危机潜在爆发的风险将为两国协调、合作创造机会。此外，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今后世界霸权更替的“规律”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的更替模式在今后的世界难以实现。正如美国开国元勋埃德蒙·伦道夫所言，规则写在羊皮纸上是没有用的，只能用权力制衡权力。即当中国经济持续崛起，中美两国总体实力达到基本均衡且更多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两者必将共同合作，一致应对、解决世界许多领域中的矛盾和问题。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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