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地缘政治裂变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和《芯片战争下的中美博弈》三篇文章发表后，最近十多天陆续与不同领域的读者进行交流，包括国家级的政策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等。接下来还会与产业、学研机构进行一些交流。这些闭门会议，作者会讲不少不适合公开表达的内容和信息，但同时，作者也会继续在这里表达作者认为适合公开的内容。

作者认为，美国目前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政策存在“国际地缘政治战略（军事科技安全）诉求+科技领先诉求+产业成本诉求”三方面因素交织的情况。美国侧对这三方面已经形成了内部的政策博弈机制，但中国大陆侧的相关认知仍然是零散的、分散的，产业并不清晰了解来自国际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战略研究领域对产业缺乏具体认知，双方关于政策博弈的成本考虑和分析也就无从谈起。作者认为，随着后续交流的深入，国内各方有可能会逐渐达成一些共识，进而推动形成更高层面认知的系统化。这需要一些时间，需要更多方的参与，但同时又很紧迫。在部分交流中作者也发现，当前一些政策研究机构过于急功近利，对美国侧的了解和理解还很浅显，相关政策应对方案的有效性应当是存疑的。

如果把自己抽离出来，在思考上与G2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会发现：在中国大陆侧来看，认为美国在实施“极限打压”，危及中国大陆的生存与发展；从美国侧来看，美国军事力量依靠的科技实力源于半导体产业，而半导体制造业集中在东亚，也就是美国的军事安全其实是在中国大陆逐渐增强的军事实力覆盖范围之内。中国大陆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要“置中国大陆于死地”，全面遏制打压中国大陆的发展、复兴与崛起；而美国则认为，中国大陆今天的军事实力已然覆盖第一岛链，只需旦夕之间即可掐住美国军事所需半导体制造的咽喉，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不尽快阻止或迫使半导体制造业供应链分散于远离东亚的地区，美国的军事安全诉求难言满足。

这种心理对峙也发生在1980年代日美贸易战时期。作者特别推荐有兴趣的读者能够阅读Clyde V. Prestowitz所著Trading Places: How We Allowed Japan to Take the Lead，以及鹫尾友春所著《日美博弈战》。两位作者分别是当年日美贸易战的关键亲历者，从二人就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述和观点，可以发现今天G2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观感犹如当年一般。

实际上，美国当前对中国大陆的科技抑制领域限定在四个方面：半导体、AI、量子科技和生物科技。除此之外，难言有什么实质性动作，或者说，仍然保持在传统的竞争范围内。供应链的压制与调整，也在上述四个方面展开。我们此前梳理了美国本轮政策策动者关于半导体与AI关系的认知，可以了解到，Google前CEO Eric Schmidt是因为对AI发展的预见性和中国大陆5G等发展现实，而倒推至认为需要通过限制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来保障美国的国防科技安全。

我们以芯片战争为题，以三篇文章深入剖析了美国当前对中国大陆半导体政策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美国国防系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作者更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揭示出美国此次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芯片战争，与1980年代美日之间芯片战争的异同，再通过这种异同比较，去梳理美国当前政策背后的思想和观念依据。

与中国大陆官方创设主导思想并以此提出政策不同，美国的官方并不负责创设主导思想。在美国体制下，一直存在学术界所谓的“思想市场”，在任何时代，美国的政策思想都有不同观点，甚至相互对立、碰撞。美国的执政者只是负责吸收和采纳现成研究，并不负责创造。在《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中，我们通过分析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SB）的研究报告史料，已经证明，早在1999年，美国国防系统已开始关注全球化对美国国防安全的影响；最迟在2005年，美国国防系统已明确认识到高端半导体供应链对美国军事科技带来的安全问题，并在当时就提出，应对中国大陆半导体未来发展的工具箱是不充分的，也就是在1996年之后，巴统机制（CoCom）已成历史，瓦森纳体系（Wassenaar Arrangement）在美国国防系统看来不足以阻挡关键核心技术的扩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美国关于中国大陆四个科技领域方面的政策抑制，不是临时组织一批人研究出来的，这些研究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只是因为，当时支持贸易全球化的商业主导力量在对华关系中居于主流，国际地缘政治战略研究领域，也还未像今天这样，将中国大陆界定为首要竞争对手。因此，即便美国国防系统当时就有危机感，并且开始提出政策工具，但相关政策一直未被采纳。但就今日而言，很显然曾经长期准备的政策工具箱，已然开启。

目前中国大陆侧内部的不同认知差异主要在于：1、美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边界是什么？2、美国的政策工具还有哪些，这些工具除了用于上述四个方面，还有无可能用于其他方面？作者认为这是首要需要关注的两个问题，因此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也花了很多精力收集相关资料并形成认知。然而中国大陆侧目前占主流的认知并非建立在对上述问题有严谨、清晰和理智的判断基础上，更多是由情绪主导，或者是基于“批示”、“指示”去做“揣测上意”的研究和分析。当然，一定程度上，这跟政策研究机构相关工作的“时效性”也有关。毕竟，美国侧的政策形成有长达十几年的内部博弈和具体政策工具准备时间，而中国大陆侧并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研究与准备，也没有足够的应对此类大国非军事对峙的经验，并且，从汲取他人经验而言，对1980年代日美、德美贸易争端的研究也极其欠缺。所以，必然会存在基于误判或者欠缺长期深入研究而导致的应激性反应，这些反应并不只有政策方面的，也包括企业家和精英层个体抉择方面的。正是认识到这些误判可能带来的失控危害，作者才认为需要主动公开自己的思考。

在前述文章和最近的交流中，作者反复提及一个关键：1980年代的日美半导体贸易战是美国硅谷的企业家基于产业生存而策动的，是硅谷的企业家主动寻求美国国防系统的政策支持（《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而今天中美芯片战争正好相反，是由美国国防系统和国际地缘政治战略界策动的，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并不是真正的策动者，甚至大多数美国半导体企业一直不乐意接受这种产业的大分割与大裂变。当作者发现Graham Allison与Eric Schmidt连续数年合著相关论著，推进美国国防系统对中国大陆启动半导体抑制措施后，作者意识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界已经非常深的介入到对华具体政策的细节领域。

这两天，Graham Allison在博鳌亚洲论坛对中国大陆记者谈到了澶渊之盟，将当时的宋辽比拟为今日他认可的“竞争型伙伴关系”。然而今天的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显然有不同的认知。截至今日，中国大陆甚少有人了解Allison是此轮美国半导体对华政策背后真正的思考者与核心策动者，当然也对他早在2014年就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欠缺足够深入的认知。Graham Allsion仍然是一位积极的对话者，对当代中国有足够了解的哈佛战略学者。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或者说对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情感认知是欠缺的。作者理解Allison为什么要提出澶渊之盟这个架构，他仍然是以对话为目标，但他确实不了解以这个历史故事作为对话基础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但更为可惜的是，中国大陆侧至今无人能够从国际地缘政治（国际战略博弈）与半导体产业博弈这两个层面同时去做对话，我相信作为美国半导体政策策动者的Gramham Allison仍然在等待这样的对话。

正如我们在此前分析中所做判断：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是”台湾，而美国国防安全的核心利益（半导体制造业）“在”台湾。因此台积电的迁美、策动半导体制造业的去台湾化、甚至去东亚化，是美国战略决策的必然选项。这个选项对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可以避免（也就是中美之战可以避免）的Graham Allison而言是应当做出的，但同时，对认为中国崛起难免会有一战的米尔斯海默（米氏，John J. Mearsheimer）而言，似乎也是应当做出的。

本篇的主旨，是希望提示各方读者，美国近期的半导体政策研究已经从供应链问题拓展至国际地缘政治问题。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美国关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供应链安全和半导体政策的跨领域研究开始喷涌。

就此而言，作者尤其要提示Mearsheimer（米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在当前中美博弈中已经逐渐成为美国侧的政策理论基础。米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对中国大陆读者并不会太陌生，刘慈欣在《三体》中的黑暗森林理论其实就是米氏的主要观点。

米氏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用以分析和思考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主要观点和逻辑为：国家以生存为第一要义，繁荣是建立在生存基础之上，当生存（安全）受到威胁时，繁荣让位于生存（安全）；国家间博弈时，对方的意图是永远不能明确的，表达出来的东西跟内在意图很可能存在不一致，因此不能通过判断对方意图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基于上述两点，真正的安全源于绝对的实力优势，而对绝对实力优势的追求将导致国家间出现冲突存在必然性。

基于上述理论，米氏解释了美国采取门罗主义（清除欧洲在美洲势力）、两次压制德国、日本，对前苏联争霸都是基于同一逻辑，也即将生存作为底线。另一方面，米氏对前苏联解体后美国独占一极的自由主义霸权时代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米氏认为，美苏争霸后美国独占一极是美国全球推行自由民主的基础，他认为只有在美国感受绝对安全的一极时代，美国才有意愿和能力将意识形态“理想”推广至全球。但自由民主并非所有文明都乐于接受，为了达此目的，美国不昔以战争拓展“自由民主”，而这种播种方式与“自由民主”的美好幻像存在明显悖离，最终必然遭受失败。就此而言，米氏提出了与许多国际战略理论研究者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多极时代，将比在一极和两极时代，更加不稳定，更加容易产生激烈的冲突。

米氏关于中国大陆“最著名”的观点是认为中国大陆不能和平崛起。但米氏并非一个对华鹰派，也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他甚至不像Graham Allison那样游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米氏对人性的判断是冷静甚至冷酷的，中国大陆的年轻读者在《三体》的黑暗森林中已经充分体会过这种冷酷。而实际上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从一战至冷战，人类世界也存在于这种冷酷的平衡之中。早在十多年前，米氏就“预计会看到美国不许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与武器开发有直接关系的专业，以及其他可能影响两国力量平衡的技术。两国一定会竞相对有重要国家安全意义的商品和服务采取选择性出口控制。对美国来说，可能的范例是巴统机制（CoCom），美国冷战期间成立这个组织就是要限制敏感技术传入苏联”（Mearsheimer, 2001,2014）。

中国大陆提出和平崛起的理论，主要就是为了回应海外认定中国大陆不能和平崛起的声音。在作者看来，宣誓性的回应固然在宣传上具有重要性，但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的回应，不能仅仅停留在宣誓上。关于人性的思考与命题是极其深刻的，任何试图绕开人性的回应最终都会是苍白的，进而无法将对方拉回对等的谈判桌。

作者认为，John. J. Mearsheimer、Graham Allison和Joseph Nye的理论是美国当前对华具体政策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前二者。但光重视没有用，因为以作者的认知而言，中国大陆侧至今没有能够从理论到现实（这个现实如今需要结合国防+产业+全球供应链）有跨领域思考的能力，这背后是人的问题，也有组织的问题。在前两天与国际地缘政治战略研究机构的内部讨论中，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建议，包括对米氏理论缺陷的分析，在此就不一一展开。

如同1980年代的美国，Charlie Sporck、Bob Noyce背水一战，四处游说方使得美国产业界与政界拧成一股绳。今天，我们也身处这样一个大时代。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