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主义与地缘政治冲突

有读者希望能够聊聊当前很热点的生成式AI。作者并非技术人士，对技术的最新进展及未来发展趋势并不十分了解，与许多读者一样，目前只是旁观者。相信ChatGPT以及最新发布的GPT-4和微软的Copilot已经对人们造成足够震撼。黄仁勋披露的Nvidia最新GPU产品和未来规划，更是让人们感受到何谓“一日千里”。作者认为类似技术对人类世界的影响可能不亚于蒸汽机的出现。作者尤其要提醒此类技术背后蕴含的新科技主义思潮，同时叠加全球化问题带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将对人类带来仍然难以预料的影响。作者就此提供以下认知，分享于读者：

1、随着中国大陆人口拐点的出现，自工业革命以来波及全球的工业人口膨胀浪潮正在逐渐成为历史（《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科技应用正在走向主动适应“少人化”，这个趋势具有不可逆的特征。

2、新科技主义的精英大多为理想主义者，他们质疑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分配不公，寄希望于通过新科技革命重塑人类的生产和分配机制，并已经开始对传统的生产、分配机制造成实质性影响和冲击。在AIGC之前，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等，都有类似特征。

3、各时代、各区域人类文明的平稳期均建立在科技、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相协调的基础之上。历次科技革命都是“源头革命”，科技革命的破坏式创造将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冲击，新的协调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智者聚集，付出巨大投入和精力。创新与传统的博弈过程十分复杂，创新的吸引力在于低成本和符合人性诉求（无论善恶），但同时会破坏传统体系的稳定性；传统的吸引力在于稳定性，但会限制创新的普及。

4、更为关键的是，全球化体系下国与国之间存在显著的竞争关系，技术的扩散不以国界为限制。技术守成（追求稳定）的时间如果过长，将导致生产力的显著落后，从而在竞争中落败，最终体现为经济的衰退和文明和衰落；但技术扩散的速度如果过快，会对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冲击。两相矛盾是历次科技革命的常态，并无特定的最优解。新科技主义者往往过于重视科技的力量，缺乏对政治经济制度带来的人类社会相对稳定重要性的认知。卡尔.波兰尼曾对上述问题有过深刻的讨论。

5、新科技主义尽管在初期往往有“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景，但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往往被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俘获，既体现为资本的主导，又体现为基于国际政治角力的国家权力影响。犹如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文明，科技或许是变革的源动力，但科技最终还是会臣服于人性。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会回溯既有制度，加以补全，但在某些时候，旧有制度将难以应对新的变革。

6、最近若干年的科技发展在诸多方面挑战社会现实，各国都在被迫应对。既有制度包括反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者保障等等。各国施策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角力方式不同，管制能力不同，导致的阶段性效果也存在较大不同。生成式AI带来的真正挑战，至少可能包括工业时代起依赖的知识产权制度可能被彻底改写、人口无用化的趋势将会更加突出。这会导致既有的人类分配体系将会被迫面临重大调整。这种调整又因各国老龄化阶段的不同会存在显著差异。

7、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各项制度并非“与生俱来”，当然也就并非将会永远存在或者永恒不变，部分制度的彻底被改写是完全存在可能的。这将导致制度设计者的“思想矛盾”。修正往往是容易的，但彻底改写则很难。但在特定技术彻底改写社会经济现实后，制度不彻底改写的结果要么将是“步履为艰、冲突不断”（“一管就死”），要么将是“束之高阁、出现真空”（“一放就乱”）。这对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水平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决定性因素是不同国家的社科能力。过于强调个性，在关键节点追求各种文字原创，不能理解制度文字的背后其实就是跨时代、跨地域人类思想文明的传承，是历史中遭遇过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结晶，也就无法理解“律令制”和“法治”的差异，也就是前现代与现代的差异。

8、从国际地缘政治视角，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守成者仍然是关键技术创新的引领者，当前的挑战者仍然只是关键技术创新的跟随者。挑战者的体量庞大，是让守成者担忧的主要原因。守成者用以维持技术创新优势的必要工具（半导体制造）在地理上位于挑战者的卧榻之侧，是当前科技竞争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关节点。逆全球化问题在本轮民粹主义风潮初期并未有成型的具体措施，欧美供应链风险的切身感受源于covid-19疫情期间，俄乌战争加剧这一风险。全球供应链调整大幕由此开启。供应链成本仍然是最关键因素，但这不代表G2中的任何一方可能获得自己最期待的目标，无论G2各自设定的次级目标为何，多边嵌合将是终途（《四边脱嵌与多边嵌合：经济摩擦、政治冲突与技术扩散》）。

9、在《芯片战争下的中美博弈》中，我们提到了本轮美国对中国大陆半导体出口管制政策的主要策动者之一Eric Schmidt。Schmidt自2001-2011年期间任Google公司CEO和Chairman，2015-2018年任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Executive Chairman，2018-2020年任Alphabet的技术顾问。目前OpenAI采用的技术架构Transformer正是在Schmidt任职Google期间（2017年）发布。2018年6月，OpenAI基于Transformer发布了GPT，并在2019年2月和2020年5月升级到了GPT-2和GPT-3，最近又发布了GPT-4。生成式AI在Google发展受限应该跟Google的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广告有关。Schmidt从Google退休后，自己投资了很多美国的初创AI企业，又担任美国国防部创新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AI办公室主任等智囊型官方职位。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AI办公室任职期间，Schmidt牵头发布了研究报告，成为美国在半导体和AI领域对华政策的基石；后又牵头成立“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pecial Competitve Sudies Project，SCSP），这是复刻1950年代Nelson Rockefeller创建的无党派研究组织Special Studies Project（SSP），当时SSP的执行主任即是后来著名的国际地缘政治大师——亨利.基辛格，SSP旨在对二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与风险进行全景式扫描，这份公开报告起到了在战后为美国国内就诸多关键事项达至共识的作用。2022年9月，Schmidt牵头的SCSP发布了Mid-Decade Challenges to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的报告，基辛格专门为之致函作序。该报告建议美国在六项重大挑战方面应当获胜，包括：新型的公私合作机制、恢复美国科技-经济优势的资源、寻找美式的AI治理路径、在科技竞争年代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未来的冲突和国际新需求，以及数据驱动竞争年代的情报问题。

10、博弈的关键在人，在于对人的判断和识别。目前人才的全球流动趋势已经形成，要逆转非常困难，除非有足够的智慧和异常坚定的决心，但很多时候，智慧比决心其实更加重要。从更长期来看，人的认知会随着流动分布进一步发生变化。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会不断对各国进行现实拷问。智者会更加抽离出来看待人类在这个时代的变化趋势。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