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遍地都是“生意人”，独缺企业家精神！

当下社会，大众的物质欲望被无限调动，很多创业者都打着创新的幌子做着贪婪的事情。而诚信经营、踏踏实实做买卖的人，反而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财富，好像只能种一亩三分地，种完就回家了。

于是很多人不再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也没有耐心本份挣钱，特别是85、90后中国青年，在近10年里耳濡目染了太多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走上社会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成了躁进的机会主义者。

视知识产权为无物，每天各种山寨、抄袭，几年前最发烧的P2P与众筹，而今最新潮的虚拟货币与区块链。都指望着迅速赚大钱光宗耀祖，什么科研创新根本没人搞。

更别提那些本身就有大欲大求的企业家了，最典型的就是找“风口”，嘴上一直说着：只要找准风口，猪都可以飞上天。

看到互联网企业成就了阿里、腾讯等几家大公司，大家就都杀进去，而不问自己到底有没有进入互联网的优势，全都只想着走捷径。本质上是投机主义、赌徒心态，热衷挣热钱、捞浮财，没定力没耐心，不尊重常识、无底线经营。

伟大的企业家为了理想、使命，财富只是他们撬动梦想的工具，而贪婪的企业家纯粹为了发财，更有甚者直接靠坑蒙拐骗获得第一桶金，然后用权力和资本行贿，暴利后就开始钻漏洞偷税漏税……

中国文化有一种求大崇大的情结，各类事情都喜欢冠以“大”或表现“大”，似乎比较容易受到尊崇。

所以，受世风影响，中国的企业家很少像欧美/日本做“小而美”的企业，大都志在让企业成为“巨无霸”。

特别是中国地大物博，企业家极容易有地域扩张的冲动，加上全球化时代和跨国公司的榜样，许多规模不大的企业都在跨区域，甚至跨国界扩张。

殊不知，在资源还有限的条件下盲目扩张、盲目多元、短贷长投，凭借资本力量疯狂并购，如果管理跟不上、文化体系的搭建和更新跟不上，最后只能落得一地鸡毛。

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都犯了这个毛病，因为定力不够，随风起舞、四面出击、八方布局，偏离了主航道，要求企业每个季度、每年都要不停增长、快速发展，似乎想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

玩命搞钱、搞大资本、大规模，一心只知道并购、收割中小企业、利用大数据杀熟，然而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太少，最终导致超高负债率，致使产业链上下游无数企业倒闭失业。

没有善、没有良知根源的，都是超级大商人，根本不是企业家。

恒大于2013年高调挺进饮用水市场，上演了一场资金火力充足、市场营销大手笔运作的大戏。最终却交出了一年亏损23.7亿元、累积亏损40亿元的巨亏成绩。究其败因，就是在欲望驱动下丧失了理智。

刘强东也曾经自我剖白：“业务上，一度欲望代替了逻辑。我们被太多机会吸引，什么都想做，但能力却未必支撑，甚至有时候商业逻辑还没有想清楚就迫不及待地跳了进去……我们投资了很多项目，最终发现自己并不具备 ‘点石成金’的能力。”

大企业病、傲慢、山头主义等问题一出现，公司就会失去活力，企业竞争基础就会被慢慢腐蚀。特别是企业的中后期，即使看似高速增长，实则也是暗藏危机。例如恒大、佳兆业、奥林等企业，甚至要用跳楼等恶作剧躲债。

他们什么都想要，片面追求规模，把杠杆利用到极致，并无限放大。

所以说，当下中国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核心命题，就是从一味追求做大做肥真正走向做大做强，从追求一夜成名的光环快感转向做百年老店的艰苦追求。

中国很多做大了的企业家为什么出问题？就是因为做大以后自我感觉太好，开始飘飘然，过度自恋自满。开始不把客户放在眼里，开始老想参政，想成为时代超人，甚至认为自己创造了这个时代。

面对否定，这些企业家还喜欢自圆其说。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完全源于天生的聪明才智，是因为有一套成功的路径和方法，他们试图去告诉自己和别人，用这样的路径和方法，可以创造更多的成功，这套成功之道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如果被否定了，意味着他不知道未来该怎么继续“成功”了。

他们更愿意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各种搞商会、协会、促进会，享受当老大、群龙天下的感觉，成为“跨界大王”。市场上充斥着很多商业书籍，都是成功者的回溯，津津有味地描述着、总结着自己的成功经验。

在今天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剧烈震荡的时代，即使全身心专注于自身行业与自身企业，也不见得能应对挑战与冲击。

然而这些企业家们却以为创立了一家了不起的企业就代表着自己无师百通，有能力对大千世界指点江山、挥斥方逎。

中国经济有一个显著特征：政策驱动。

因此，中国企业家不少都患上了带有“巨婴心态”的政策依赖症。

当下很多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半个时政家，每天在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政府报告、报纸社论的字里行间期待或失望、亢奋或忧惧，在一波又一波的产业政策变化中捕捉机会、变换战略、调整方向。

的确，也有相当一批企业总是能踏准政策潮变的节拍，抓住行业机会，并获得短期暴起和急剧的规模扩张。但这种政策驱动的非理性冲动、在带来非理性繁荣的同时，也极容易导致企业大而不强，大而虚弱。

此外，在特定社会环境内，总是存在一个社会普遍可以接受的“人情”底线。

也许出于无奈，也许没有企更好的获取资源的途径，即使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仍旧有很多企业家一天到晚跑政府、跑衙门，每天请各个官员“喝茶”“吃饭”。

长此以往，司空见惯，代代相传，习以为常，“孝敬”官员似乎成了一件很正常、且不得不做的事儿。

在此，我想借用作家冯唐说过的一句话：要想短时间内获得巨大财富，你就得有把牢底坐穿的准备。

不是所有的钱都可以赚，不该赚的钱不要去赚。既然当官了就不能想发财，既然发财了就不能想当官。

深色西服、深色皮鞋、领带、戒指等代表着一种文明禁忌，距离财富、权力最近的人必须有更多的禁忌心，必须要更加知晓行与止的边界！

美国那些曾经伟大的企业比如摩托罗拉，依然伟大的企业比如IBM和微软，新崛起的伟大企业比如谷歌和亚马逊背后，一定有一位或一群先知般的企业领袖，他们也许于科技一知半解，但他们冒险的魄力、资源的组织力却是常人无法企及的。

处于追随者地位时，他们是掀桌子的英雄，是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的破坏性创新者；而当站在领先者、领导者地位时，他们依然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普罗米修斯气质——为人类做盗火者、探险家、引路者。

美国的超级霸主地位，正是奠基于几百个这样伟大的企业之上。

黄峥说过：“不占别人便宜，哪怕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企业家在保持对利润的需求，也必须保持对各种利益&诱惑的警觉。

特别在集团规模扩大的时候，更加需要投入长远目标的规划、人才的培养、技术的研发、以及未来商业的布局。

要知道，资源是有限的，切口越小，压强越大，突破越有力。

克制贪婪，少就是多，慢就是快。大到布局公司业务，小到定义一款产品，对于一个具体的业务目标，企业家要做的就是不断收敛，专注于必要的“最小切口”。

不讨巧，不取巧，一条道走到黑、走到光明处，乃至引领世界。

拼多多登陆纳斯达克时，本可以提升发行价20%，但黄峥坚持定价在19美元，就源于他对“贪婪” 的抵制。

华为也正是因为30多年坚守主航道，拒绝多元化，拒绝机会主义，30多年后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颠覆者、领先者，世界500强中多数西方公司也大抵如是。

所以说，一个伟大的企业，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一定不止能将人性中积极的部分最大程度转化为企业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的动力。

更能将人性中劣性的部分最大限度地予以克制，让企业和自身尽量不为欲望所驱使，不为诱惑所干扰，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的判断和科学的决策，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神学家圣多玛斯·阿奎纳说：“贪婪是背向神的罪恶，正如所有朽坏的罪恶一样，是人为了会腐烂的东西，而放弃了永恒的东西。”

我们需要的是企业家，而不是无往不利的商人。

中央财经委副主任韩文秀也曾说过一段话：“企业家为共同富裕做贡献有多种渠道和方式，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合法诚信经营，照章纳税，履行社会责任，善待员工和客户，保护劳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办好自己的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企业的本分，也是为共同富裕作贡献的正道。”

当下，我们正处于民族复兴、时代交叠的时候，在中国的滚滚红尘里，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时代的脊梁，他们早已不止是为自己而活。

我们需要企业家精神，我们不能让企业家成为一个贬义词，更不能变成一个企业家只愿闷声挣钱、不敢承担公共责任的时代，否则将会是整个民族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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