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万卡车夫妻的真实生活：一天24小时都在车上，一到夜晚最难熬

打从坐上副驾驶的那一刻起，苗会玲已经跟随丈夫在纵横交错的公路上“游牧”19年了。

6900多个日日夜夜，不足6平米的卡车驾驶室是流动的家，载重49吨的半挂车是最重要的行李。

这里，也是苗会玲的修道场。

从洗衣、做饭，到盖篷布、熬夜盯车、联系货物......她既是照料丈夫生活起居的妻子，也是跑车路上最得力的帮手。

像苗会玲这样跟着丈夫跑车的女性群体，在中国有近1000万。

她们隐没在485万公里棋布星罗的公路中，往往做着比副驾驶员更多的工作，却只被赋予了一个依附性的称呼——卡嫂。

下午3点，苗会玲跟丈夫老杨前往四川绵竹的一家工厂提货。

这次，卡车将载着32吨化肥，前往甘肃张掖高台县，那里也是他们的家乡所在。

早在出发前，“卡嫂”苗会玲的工作就开始了。

联系货物、购买日用品、查看沿途天气、办理提货手续......事情很琐碎，但不可或缺。

到了装货环节，即便体力不占优势，她仍会参与其中。

工人将货物垒好后，苗会玲跟丈夫合力用绳子将货物捆牢。虽然手上早已布满老茧，粗粗的尼龙绳还是会硌得她生疼。

之后，老杨爬上货堆，将厚重的篷布拉到车顶，再一点点展开，确保覆盖到车厢的每一个角落。化肥遇水就化，必须做好防雨，一旦发生问题，他们根本赔不起。

等货完全装好，已经是晚上8点。

苗会玲还是不放心。她又爬到将近4米高的货顶上去检查篷布，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的。

这一幕看得老杨心揪成了一团：“你上去干啥，我上次从篷布上跌下来，把腰都摔坏了，到现在还疼着呢，赶快下来。”

启程后，如果老杨精神尚可，苗会玲会抓紧时间睡一会。因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要一边盯着路况，一边跟丈夫聊天，防止他犯困。

每个卡嫂都自有一套解乏之术，有的聊天，有的唱歌，有的拍短视频，有的端茶递咖啡。

“算账最提神”，一位卡嫂说，见到丈夫犯困，她就拿出小账本，细数近来的收入与开支。

有时算着算着，夫妻俩倒吵起来了。一吵架就来了精神，“但我必须让着他，不然影响开车。”

在高速公路上，打一个盹儿可能就是致命的。

有一回凌晨3点，苗会玲坐在副驾跟往常一样看着前方的路，忽然老杨朝她递来一串钥匙：“到你了，去开车吧。”

苗会玲心里一惊，只见丈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整个人一动不动。

她知道，老杨这是进入了最危险的疲劳驾驶状态。

当人累到了极致，大脑会强制“关机”进入无意识睡眠。她急忙拍醒丈夫，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往前开了。

驾驶室的后半段是“卧室”，座位被改成了上下铺。上铺堆放着衣物行李、锅碗瓢盆等各种杂物，下铺留给夫妻俩轮番休息。

深夜，车停了，老杨得睡一觉。但苗会玲必须熬夜守着，因为“油耗子”正蠢蠢欲动。

卡车的车身面积大，油箱处于视野盲区，稍有不注意，就会有人来偷油。他们撬开油箱或打个孔，再插根管子，只需两分钟，300多升的油就能被抽个干净。

一旦“油耗子”得手，司机就要损失上千元，这一趟等于白跑了。

有一天晚上歇脚时，她看见一个黑影拿着长皮管正对着油箱，旁边还有四五个同伙手里挥舞着钢管，吓得她赶紧叫醒了丈夫。

老杨起来立即发动车子，见油箱温度上来，偷油贼才就此罢手。

多数卡嫂都会守夜，有的怕影响司机睡眠，便下去在车子前后转悠，有的干脆就睡在油箱上。纵使身心交瘁，但想到丈夫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不动弹，就觉得应该尽可能多为他分担一些。

一路上，老杨会在几个服务区作短暂停留。

对卡嫂们来说，高速服务区是除了驾驶室外，她们最常活动的地方。在这里，你会看到很多家里才有的生活场景。

遇到有热水的站点，苗会玲就下车简单梳洗一番。自从跟车以后，别说打扮了，想洗个澡都难。

如果在路上的时间长，卡嫂们只能去厕所“冲凉”：

提个桶，接点热水，再兑些凉水，凑合洗洗。夏天还行，冬天就很难熬。为了赶时间，跑长途十天半个月洗不上澡也是常有的事。

服务区有餐厅，快餐35元一份，两个人吃一顿就得70元。大多数卡车司机都不会在那里吃，实在太贵了。

卡嫂们会变戏法般地从车里拿出锅碗瓢盆，支起简易炉灶，在卫生间将蔬菜清洗干净，然后煮点面条、涮些青菜，一顿简单的饭菜就有了。

以前独自跑车的时候，老杨吃饭就图省事，饿了就冷水泡面对付。

自打苗会玲跟车以后，车上的厨具跟调料越来越多，她最擅长做西北面食，每顿都变着花样来，剪鱼子、臊子面、拉面......

家常便饭，最抚人心。热气腾腾的饭菜，让老杨觉得卡车越来越像一个家。

脏衣服，通常也在服务区洗。卡嫂们将衣服挂在卡车外侧的绑绳上，任其随风飘摇。待要出发了就收起来，如果没干就到下一站再继续晾。

两天开下来，行程已经过半。

为了让老杨安心开车，苗会玲提前开始联系下一趟货，避免到达目的地以后空等着。

刚开始跟车的时候，缺乏好的货源，苗会玲想给丈夫帮忙，但苦于什么都不懂，只能干着急。

后来她遇见一位同样来自高台的卡嫂，大嫂告诉苗会玲，得自己主动去找货。可苗会玲不敢，那会儿她面对陌生人，连话都说不流畅。

“怕啥，咱又不是干坏事。走，我带着你找。”在大嫂的帮助下，苗会玲逐渐放开了胆子。随着路线越跑越熟悉，她在沿途几个地方都有了货源，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卸货喽！”第三天，老杨用力扯下篷布的那一刻，苗会玲也卸下了心里的担子。

跑一趟车堪比“取经”，一路上要经历天气变化、偷油、碰瓷等种种磨难。

货送到就万事大吉了么？不，卸货环节是“九九八十一难”的最后一关。

在货运行业里，卸货也是有潜规则的。卸货工人会要求司机买水、买烟、给小费，否则他们会在货物上动手脚。

为了不得罪这些人，苗会玲会不情愿地拿出百八十元“犒劳”他们。有时遇到态度差的，她干脆就拒绝，清点货物的活宁愿自己来做，也“不愿惯他们的臭毛病”。

有的装卸工看快下班了，就故意刁难人，说自己太累不卸了。

女人好说话些，所以一般都是卡嫂上前交涉：“您看买包烟，再带瓶水可以吗？”

哪知对方眼头不抬：“我们加班费一小时150呢，一包烟哪够。”

还有的装卸工，明明谈好了价格，等卸货时就翻倍了，如果车主不服，那就再涨一倍。

有位卡嫂跟丈夫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一开始他们不肯妥协，结果十几个装卸工将两人团团围住。

对货车而言，能不能及时卸货，关系到下一趟车的行程安排。

时间越往前赶，就越有可能多跑几趟车。因此，司机一般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给钱打发就打发了。

卸完货以后，苗会玲和老杨终于回到了自己家。

夫妻俩的作息早已被车上的生活打乱，吃饭也没个准点，饿了就做，做了就吃。睡惯了狭窄的卧铺，躺在1米8的大床上，苗会玲反而睡不踏实。

她已经联系好了下一趟货，32吨洋葱，从甘肃张掖拉到四川成都，明天就出发。

每一个卡嫂，都在等待回归正常生活的那一天。

原本，苗会玲在老家有个服装店，生意不温不火；老杨在货运公司开车，每月工资不到600元；家里有农田，每亩地年收入1000元。零零总总加起来，勉强能维持一家老小的开支。

2003年，夫妻俩商量着，干脆买辆车自己跑。

掏空所有积蓄，又在银行贷了8万元后，老杨终于拥有了人生中第一部专属卡车。

第一次出车，接的活是将生猪从陕西运到拉萨。考虑到新车首发，老杨喊妻子一同前往，路上能有个照应。

那是苗会玲头一回出远门，刚开始，每到一处她都兴奋得不行。

彼时青藏线还未修好，路上坑坑洼洼，交通时常瘫痪。当车子经过格尔木五道梁时，堵了整整一天一夜。

苗会玲开始感到不适了，头昏脑胀，吃不下饭，睡一觉起来，整个脸都是肿的。

要命的是外面的天气，四个季节来回变换。夜里伸手不见五指，苗会玲在车里冻得直流鼻涕，只能不停地拿纸擦。

直到天亮，她和老杨才发现，纸巾上哪是鼻涕，分明是鲜红的血。

等他们到达拉萨，用苗会玲的话说，两个人都已是“半死不活”。

原本，苗会玲还想去日喀则看看。这下，丈夫说什么也不往前走了：“你不要命了，要命就留下。”

夫妻俩在拉萨停留了两天，可能是因为适应了海拔，等到返程时，两人都没有再出现“高原反应”。

但路上，有件事让她至今还心有余悸。

那是农历七月十五，再次经过五道梁的时候，有七八辆车发生了连环相撞，有的车子直接翻到了坡下面。

苗会玲害怕得没敢下车，之后一路上她都提心吊胆，再也没能睡着。

这一趟车跟下来，苗会玲心里有了疙瘩：跑长途这么危险，丈夫一个人开车，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雇一个副驾成本太高，如果自己跟车，一方面能省钱，另一面还帮衬丈夫。可儿子小康才7岁，正是需要父母陪伴的时候。

苗会玲内心十分煎熬，她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哥哥。哥哥劝她最好留下来陪孩子，但如果真要跟车，他会帮忙抚养小康：“你们尽管放心跑车，我一定对他视如己出。”

纠结了两个月后，苗会玲还是决定，跟着丈夫一起跑车。

从那时起，她便成为了一名“卡嫂”，这一跟，就是19个春秋。

同苗会玲一样，大部分卡嫂跟车，原因都大同小异：雇不起副驾，担心丈夫出事。

以前行情好的时候，卡车司机一个月能赚两三万，请一个副驾大几千，尚能负担得起。

现在，一个月两万都赚不到，人工费就得一万多，副驾在路上的吃、喝、住，甚至抽烟都得主家包了。

司机们往往背着车贷，还得养家糊口，再去除副驾的工资，一个月基本赚不到什么钱。

请不起副驾，只好硬着头皮自己一个人上。

大货车司机是个高危行业，有时候在路上出事，就在分秒之间。只要丈夫一出车，留守在家的卡嫂就开始整夜睡不好觉，神经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担心的另一面，是忍耐。

想了解丈夫的情况，却又不敢打电话，怕打扰他们睡觉或影响他们开车。不联系又导致更加担心，非常折磨人。

最终她们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跟车安心。

正是在这种特殊局面下，卡嫂们走出家门，坐上了副驾，默默无闻地付出，尽全力为丈夫营造一个移动的小家，为旅途保驾护航。

对苗会玲来说，她越适应卡嫂的角色，就越难尽到母亲的责任。

十几年来，夫妻俩缺席了太多孩子成长的瞬间，那是挣再多钱也补不回来的。

刚开始跟车那年，儿子小康才上小学。每听说爸爸妈妈到了一个地方，他就会在地图上画个圈，天天掰着指头算他们什么时候回家。

可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暂，每次出车前，儿子都哭着拦住他们不让走，看着儿子的小脸，苗会玲的心都碎了。

有一回，苗会玲跟车都到高速口了，忽然接到哥哥电话，只听儿子在一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无论如何也要妈妈回来。

苗会玲立刻赶回家中。一进门，小康抱住她就哭：“他们都有妈妈，就我没有，你把车卖了吧，别去了行不行。”

晚上，儿子写字，她陪在一边。写着写着，小康转过头来：“妈妈，你还是跟爸爸走吧，他一个人开车，我也不放心了。”

如今，再谈起儿子，苗会玲一脸自豪：“我小康现在是研究生。”

五年大学，两年研究生，学费一共二十一万，这些钱全都是夫妻俩辛苦跑车挣来的。

她希望儿子能继续读博，书读得越多，就离他们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越远。

选择跟车，就意味着没法兼顾家庭，这是千万个卡嫂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

有的卡嫂，甚至会带着百天的孩子跟车。

有的卡嫂，在家人去世时，都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卡车行业，她们承担了许多看不见的隐性劳动，却常常被忽视。

但其实，只有做司机的丈夫知道，卡嫂们是公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群人。

车轮上的人生，时而平坦，时而坎坷。

2013年，货运行业经历了残酷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司机入行，为了能出车，打起了价格战。后来，运价逐年走低。

苗会玲不知道，货运的营生还能做多久。

她跟老杨都盼着，等将来不干了就买辆房车，沿着他们曾经走过的路，再流浪一圈。

苗会玲和老杨再一次行驶在路上，他们一路跋涉，在中国地图上来回画着圈。

这些圈，就是中国的大动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