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悖论”及其化解 |《财经》书评
事实上，由于《利润悖论》通篇都在讨论利润悖论的形成机制及其给经济和人们造成危害的途径，因此解决方案其实已经隐含其中。笔者将它总结为三场赛跑：创新与规模效应的赛跑、教育与技术的赛跑、监管与市场支配力的赛跑
文 ｜贾拥民
当今世界，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自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以来，这些年来讨论不平等问题的著作不断涌现，其中不乏饱含真知灼见之作。著名经济学家简·埃克豪特（Jan Eeckhout）的《利润悖论》正是其中一本。
埃克豪特是西班牙庞贝法布拉大学ICREA研究所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欧洲经济协会副主席，曾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他在劳动经济学和市场支配力理论等领域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利润悖论》是他利用市场支配力理论来探究不平等问题的开创性著作。
何为利润悖论
在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舒适，贫困人口也在迅速减少。但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经济日益繁荣、企业逐渐壮大的同时，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却停滞不前。简·埃克豪特用利润悖论（profit paradox）一词描述的大体上就是这样一种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一直在不断加快，极大地提高了商业效率和企业盈利能力，但是与此同时，尽管企业日益繁荣，员工的薪酬待遇却停滞不前，甚至每况愈下。企业巨头获得了超额利润，但是它们不但没有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削减了工资水平，导致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下降。
对于简·埃克豪特用一整本书篇幅阐述的“利润悖论”，熟悉劳动经济学文献的读者也许别有会心：他说的不就是“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这种现象吗？（当然，其实并不是。）在国外，自从奥利弗·布兰查德和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首先关注到了这个现象以来，它就一直是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在国内，最迟到2008年前后，这个问题也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持续不退的热点。
在20世纪30年代，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在经济系统中，要素收入份额“引人注目的稳定性”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后来，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50年代总结经济增长稳态的六个典型特征时——即所谓六大“卡尔多事实”——更是将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配份额保持稳定作为其中一个“特征事实”（stylized fact）。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发达经济体的初次分配状况也基本上符合这个规律：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一直在2／3上下波动，西欧各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比美国稍高一些，所有国家都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经济学家们观察到，在美国以及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各国，劳动收入份额一直在下降。以美国为例，劳动收入份额已经从原来的占2/3左右，一路下降到了58%左右。对此，很多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大体上可以归结为技术变革和市场结构两个方向。达龙·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将有偏向的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以及收入不平等联系起来考虑，他们认为资本增强型技术变革会减少对维持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布兰查德等经济学家则主要从市场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劳资谈判能力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当市场不完美时，拥有市场支配力的企业可以通过价格加成获取超额利润，这些“多出来”的利润的分配则与产品和劳动市场的制度有关。
简·埃克豪特的独到之处是，他采取了综合性的研究思路，不局限于讨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问题，而且把分析焦点集中到了大企业身上。一方面他指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根源在于大企业的市场支配力的不断增强（因而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这种现象表明市场竞争程度正在下降）。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市场支配力的飞速膨胀，正是科技变革带来的一个结果。然后，在此基础上，简·埃克豪特详尽地阐明了，当大企业一味追逐利润、同时社会又缺乏遏制市场支配力的有效机制时，是怎么导致劳动者工资下降、工作环境恶化、中小企业生存困难、创新和创业举步维艰的。
利润悖论损害了谁
普通劳动者受到的损害一望即知。简·埃克豪特在书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稳步得到提高，但是大多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如今，美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已从1980年的2/3左右下降到了58%以下，劳动者更换工作的意愿也下降了三分之一。结果是，普通工薪阶层尽管工作十分努力，但他们仍旧不可避免地沿着社会阶层这座滑梯一路下滑。
简·埃克豪特用加价指数来衡量大企业的市场支配力。加价指数，简单地说就是售价与成本的比例。掌握市场支配力的大企业的加价指数一路飙升，因而即便在产品的销量和产量下降时也能够实现利润增长，于是它们会雇用更少的员工、投入更少的资本、生产更少的商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获取较高的利润，只有那些拥有市场支配力的大企业可以做到这一点。加价指数的提升，要么是因为企业抬高了售价，要么是因为它们削减了成本。拥有市场支配力的企业更有能力通过压低工资或解雇部分员工来降低成本。
大企业的市场支配力还导致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不仅劳动收入份额在下降，就连资本的份额也在下降。或者换句话说，企业用于资本投资的份额也变得越来越低了，即建筑、机器的购买费用与使用费用也在下降。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投资相对于大企业获得的利润来说在下降。在当今的美国，劳动收入份额大约占GDP的59%，利润大约占GDP的12%；相比之下，在20世纪70年代，劳动收入份额大约占GDP的65%，利润大约占3%。也就是说，生产资本的相对份额也出现了相当大的下降。这就意味着，资本积累相对来说变少了，整个经济的长期发展都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
从而，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普通劳动者，中小企业主和创业者也深受其害。简·埃克豪特强调，“市场支配力导致无人能够撼动企业巨头的霸主地位，这不仅让穷人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也让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的日子越过越难。资本主义社会正在由‘亲市场的’变成‘亲企业的’，这种转变让大部分家庭变成了弱势的一方，很多年轻人的事业和生活比父母那一辈人还要差。”
因此，简·埃克豪特警告说，由于少数大企业利用自身强大的市场支配力，破坏了本应正常运行的竞争性市场，扼杀了社会的经济活力，加剧了不平等和阶层固化，如今美国的经济列车正在驶向另一个全新的“镀金时代”，“现在的不平等程度已经恢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不满情绪正在人群当中迅速蔓延，只有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我们才有希望扭转局势”。
化解利润悖论：三场赛跑
那么，如何解决利润悖论难题，让经济体系恢复健康呢？简·埃克豪特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当市场支配力不断形成和发展，以至于竞争程度严重下降时，反垄断机构就有必要去利用监管等手段恢复市场的竞争活力。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过于笼统的原则。事实上，由于《利润悖论》这本书通篇都在讨论利润悖论的形成机制及其给经济和人们造成危害的途径，因此解决方案其实已经隐含在其中了。笔者将它总结为三场赛跑：创新与规模效应的赛跑、教育与技术的赛跑、监管与市场支配力的赛跑。
首先是创新与规模效应的赛跑。技术可以赋予大企业“护城河”，特别是数字技术。技术往往具有收益递增的规模效应，而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初始投资之后，进行扩大生产的成本是非常低的，这就使得拥有新技术的大企业有自然垄断的倾向。因为假如只有一家企业真正有实力进行前期投资的话，那么整个赛道上就只能容纳一位选手存在。在已经有一家企业进行了投资的情况下，后进入的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与之前已经处于自然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合作。这是大企业的市场支配力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这一点在平台型企业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然而，另一方面，创新又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是有效防止垄断的最根本的市场内生力量。如果创新的速度足够快，如果新的颠覆性技术大量涌现，那么原先拥有市场支配力的大企业显然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就无法长期巩固自己的行业地位。这是第一场赛跑，它要求为创新创造更好的条件，主要是对“异类”的容忍和竞争程度足够大的市场。
其次是教育和技术的赛跑。虽然大企业能够压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但是劳动力的供给需求律始终还是会发挥作用的。从这个角度上看，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技能的需求会发生变化。如果劳动者能够快速地进行调整，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就能够得到提高，同时又不会过分加剧经济结果的不平等。相反，如果当前的技术发展所要求的技能的供给增长缓慢、劳动力的技能组合本身又不能灵活地适应变化，那么经济增长就会放缓，不平等就会扩大。很显然那些能够迅速做出调整的人、那些获得了新技能的人，会得到奖励，而其他人则会被甩在后面。因此关键在于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和相对供给的增长是不是匹配，这是技术和教育之间的一场赛跑。
但是这里有两个困难，第一，我们很难预测未来将会需要什么样的新技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新技术带来的需求增长“奖励”的是一般性技能，如计算能力、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阅读能力和理解施工图的能力，等等。这些技能是人们通过接受普通的教育都能获得的。但是在那之后，技术发展所要求的技能变了，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普通人通过接受普通教育就能够获得的了，而且还面临着技能“外包”、人工智能替代的挑战。第二个困难是，大企业有可能会自行改变新技术，确保其他人无法从中获利。应对第一个困难，需要改革教育制度；应对第二个困难，则要强调互操作性。
再次是监管与市场支配力的赛跑。这很容易理解，不再详述。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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