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衰退到大停滞》的作者拥有40多年金融市场实战经验，曾在2006年预见了全球金融危机。他在这本书中推演了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演变过程。这个主题目前正是世界各国人们当前所共同关注的焦点
《从大衰退到大停滞：全球经济危机剧变与后果》，（澳）萨蒂亚吉特·达斯著，魏薇译，中译出版社，2022年10月
文 | 郑磊
编辑 | 臧博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的起伏波动具有周期性，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大都了解三至四年库存变化周期、九至十年的投资周期。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个这样的周期，能够遇上历史大变局的人则是少数，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时代。对短期经济波动已经习惯的人，突然发现过去的规律似乎不再有效，在短周期衰退因素和历史大周期叠加的情况下，有业内专家在全球经济“衰退”前加了个“大”字；有人提出“大解体”，对未来表达了深度悲观情绪。《从大衰退到大停滞：全球经济危机剧变与后果》的作者拥有40多年金融市场实战经验，曾在2006年预见了全球金融危机。他在本书中推演了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演变过程。这个主题目前正是世界各国人们当前所共同关注的焦点。全球经济是否会出现“大停滞”，关系到每个普通人的福祉，更是企业界制订战略时需要搞清楚的重要问题。
用于衡量经济增长还是停滞、衰退的常用指标是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该指标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发展排名的最重要依据。目前排名是美国第一。另一项全球排名从2012年开始由联合国在《世界幸福报告》中发布，越来越引人注目。2022年该报告在全球146个参选国家和地区中评出前10名最幸福国家，其中没有美国。第1名是芬兰，紧随其后的是丹麦、冰岛、瑞士、荷兰、卢森堡、瑞典、挪威等北欧和西欧发达经济体，以色列和新西兰分别排名第9和第10。美国位居第16位。可见以GDP为标准的单纯的经济测算，与人们的幸福感并不匹配。GDP无法反映新产品、质量改进、创新带来的进步，无法计量技术进步导致工作生活方便和休闲时间增加带给人们的好处，也忽视了财富分配过度不均带来的危害。然而，一些破坏性活动，比如战争和灾害之后的重建，尽管社会净财富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了，也会被计入当期经济增加值。当人们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时，这个问题尤显突出。各国不断探寻能够代替GDP的指标，比如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指数”，马来西亚提出“生活质量指数”“真实发展指数”，经合组织认可“美好生活指数”和“同一个地球资产负债表项目”等。所有这些提议都旨在采取不同的方法，用社会、环境因素补充甚至取代GDP指标。但是这些国家本身的发展水平不足以引领风向。退而求其次，用人均GDP或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和众数来代替总量GDP可能是目前较合理的选择。主张使用人均GDP这一指标的理由是它往往代表一个国家采取的措施有助于强力提升该国的幸福指数，而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或众数能够更准确地衡量多数人获得的实际财富份额和购买力。 对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国家来说，生产力提升不再依赖人口数量，甚至不会要求人们像过去那样付出大量劳动时间，假设GDP保持稳定增长，则工作之余的休闲活动对人们的幸福感体验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作者在一个康波周期（经济长周期）或一个霸权周期（国际政治经济周期）里的分析，无疑充满了睿智的真知灼见，对经济政策得过且过、资源和环境约束、全球化退潮、经济不平等之类严重问题的列举和剖析是正确的。其分析中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对跨康波周期的变化规律深入体察不够。作者提到现在这种状态不禁让人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个阶段。这个直觉是准确的。当时和当下的共同点高度相似，英国全球霸权遭遇美国挑战，霸权交替和经济长周期的重合必将带来历史性大转折。全球范围的结构性变革很难自发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来自科技创新和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突飞猛进。相比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蒸汽机、铁路和纺织业方面的较分散的技术创新应用，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全面推广了这些创新，并将蒸汽机技术升级为内燃机，快速推进了更具通用性的技术，如电力和通信，交通、电力和通讯很快达到可商业大规模推广的阶段，两次工业革命的潜力在1870年—1970年之间全面爆发。作者认为这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进步速度，未来很难再重现。作者的悲观看法可能来自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效果的评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计算机和通信技术革命，甚至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带来的只是20多年的生产力有限提升。互联网繁荣集中在社交网络、即时通信、在线游戏和新媒体等与实体经济关联度较低的领域，对实体经济的最大影响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对零售、金融等服务行业的渗透，在电商、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领域的传统企业受到了较大冲击。而且平台经济的“赢家通吃”现象，又造成了这些领域的财富重新分配出现过度集中现象。除了提升了服务便捷和用户满意度之外，客户数据创造的巨额财富并没有按照数据权益分配给用户，而是流入互联网寡头手中，至多提高了互联网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这种极端不均衡的财富分配格局显然无法在较大社会层面形成有利于发展实体经济的资本积累和投入。从技术创新到被广泛应用，既要符合技术发展的规律，也有实践应用方面的限制。新技术在初期很少是通用技术。以互联网技术为例，对于不上网的个人或机构是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的，30年过去了，随着浏览器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全球网民目前约50亿人，普及率约为60%。从“通用性”和普及范围看，基于网络的数字技术能发挥的作用还较为有限。在网络上发生的线上经济活动仍与庞大的线下经济体量不可同日而语。要让基于网络科技创新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要么将足够多的线下经济转到线上进行，要么借助新技术实现虚拟空间和实体经济的无缝连接，在虚拟空间复刻发生在线下的实体经济活动，通过数字工厂、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从线下为主体到线下、线上高度混合的经济形态，不仅需要改造现有的高度中心化的社会经济结构，旧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也在变化。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将在基于自然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数据相关的法律和伦理道德属于全新的生产关系，这是一个漫长的社会转型和演进过程，这种变化可能需要30年—60年的时间才能逐步成熟，数字社会对工业社会的替代，也一定会创造出人类发展的另一个奇迹。
在新冠疫情和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中发生的通胀，在各国相继收紧货币政策的过程中逐渐降温。如果通胀不能“软着陆”，很可能反转，届时将出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货币贬值、产能过剩，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变化也将在全球范围制造更大的通缩压力。生产率提升缓慢是根本症结，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削平高债务水平只能依靠降低债务杠杆。萧条和停滞在短期是无法避免的。对于这个无法再依赖高投入和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维持增长的后工业化时代，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唯一出路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途径有两条，即经济的绿色化和数字化。绿色经济是用技术手段提高，通过碳减排、碳中和实现对碳基资源（物质和能源）的高效利用，在改造传统行业方面仍有巨大潜力。数字经济则致力于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原生的数字科技企业更多是以数据为原料进行“生产”，而碳排放量很低。数据处理和计算也需要耗费大量电力，依赖绿色经济的支持，数字化和智能化科技为绿色经济赋能。这两条路径合二为一，必将汇成数字经济发展的滚滚洪流。尽管本书对未来的描绘偏于悲观，我们也无需讳谈科技创新带来的风险和冲击，尤其是数字科技这类颠覆性技术，并非就是拿来即用的解决大衰退或大停滞的“万灵药”。比如针对个体技能要求的变化而产生的短期内技术性失业问题，基因编辑技术、脑机接口技术是否会带来更严重的科学伦理问题，非中心化数字技术对社会文化和治理秩序的冲击等等。但是，我们的这些顾虑与科技创新技术本身无关。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无疑将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走出停滞和萧条。我们需要认清社会文化的演变以30年—40年为周期，远远慢于技术进步的速度（10年—20年）这个事实，注意有序地释放其革命性能量，以避免造成过大的社会摩擦和社会阶层严重扭曲，预防社会负能量过快堆积和对科技创新的反噬。在人类社会的大转折时期，对不确定的未来产生悲观甚至绝望情绪，这是正常反应。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也曾出现过悲观预言，典型者如马尔萨斯在工业革命前期写成的《人口论》。但是人类社会并没有停留在低水平发展陷阱，适应农牧经济的旧社会结构逐步解体，人类进入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正在从工业社会踏入数字社会，面临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挑战，可能远比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更大，社会结构转型的速度可能更快、更迅猛。下一轮强劲的经济增长一定会到来，在此之前，通胀、通缩、萧条一如以往，都会次第出现，而且因周期重叠而力度更强。现有社会经济结构要经历重大调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好准备，审慎应对旧模式被破坏可能带来的冲击。
（作者是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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