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杂经济学”视角审视中西发展异同 |《财经》书摘

文｜布莱恩·阿瑟

欲理解一种经济体系的基本架构如何影响其长期稳定性，就要从其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入手，考察其应对变革的韧性与运行效率。此书将着力探讨这一问题，并从历史的维度对比中西方的异同。

当今世界，东西方的实力正在此消彼长，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相形之下，西方国家却在逐渐式微。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趋势将会继续。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是否会复制西方的道路？如若不然，中国又将以何种姿态立足于世界舞台？通常认为，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行为方式都需要溯源于其根深蒂固的基本架构。那么，应该如何解析这些架构？它们又如何影响中西方两种体系的运行方式？

显然，这些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但希尔顿·鲁特采用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即复杂理论，并将其置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行了深入探讨。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复杂理论应用于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在1870年之前，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两大问题：一是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在同一市场内、不同市场间或贸易伙伴间，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及价格是如何确定的。二是经济体系的架构问题，即随着时间推移，一种经济体系的架构如何形成与演变。

自1870年以来，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普遍采用了数理模型分析，进而摇身成为20世纪经济理论的主流。由于数理分析方法的局限性，经济体系的架构问题逐渐脱离了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范畴，转而由政治经济学家所独揽，后者主要通过案例研究和定性推理方法进行分析。至此，经济学理论也愈发远离了适应、调整、创新、制度建构与结构性变革等重大议题，遑论经济体系与制度的起源，以及制度的变迁。

时过境迁，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复杂理论被用于解析经济体系的建构问题，一门全新的学科——“复杂经济学”随之应运而生。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经济行为视作一种动态均衡，其中的理性行为人面对的总是可以清晰界定的问题，完全可以采用演绎推论的方法进行分析决策。复杂经济学理论则认为，经济体时刻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其中的经济主体为了应对持续变化的环境，也在反复变换其合理化的选择方式，其结果是不断迭代、日益复杂的经济模态。如此周而复始的结果，使得经济体不再是一台井然有序的机器，而变成一个持续演变、永远处在重构过程中的复杂系统。复杂经济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伴随着历史变迁而持续演变的世界，这更接近于政治经济学而非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

在此书中，希尔顿·鲁特试图运用复杂理论来分析经济体如何随时间而演变，并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体系架构的问题，包括：一种经济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历史机遇和选择如何奠定当下的可能性？经济体系的构建方式是如何决定其韧性、促进其创新与构成要素间相互协同的？本书内容聚焦于经济体的构成要素及底层架构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并考察其最终对整体行为方式的影响。相比机械而僵化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此书的风格则更具灵动性。

鲁特运用网络理论着重分析了欧洲与中国在历史演进中出现的异同。欧洲政治经济的组织方式属于“小世界网络”，其构成要素为数个主要的中央枢纽，并通过血缘或联姻的方式相互松散地联结在一起。而古代中国的组织方式则以顶端的政治中枢作为核心枢纽，然后与下属层级形成辐射状的链接。这种架构有助于快速传递来自核心枢纽的信息和指令。正如鲁特所述，虽然欧洲政经体系在执行效率方面稍逊一筹，但能够在外部的冲击之下保持较强的韧性，可在确保其基础架构稳定的同时具备吐故纳新的功能。相比而言，中国古代的政经体系则更凸显其稳定性。

鲁特在此书中指出，一种经济体系存在多个层级，传统经济学理论固守的微观层面（经济人）和宏观层面（经济体系）已无法准确解释当下的政治经济现象。为此，他将多层级的网络结构引入经济学的分析过程，从君王统治阶层，到封建贵族或高官阶层，到低级官吏阶层，再到各大家族、商业团体以及个体。所有层级通过法律、行政、宗主、契约等体系与机制相互联结、彼此协同，而且所有这些机制也在不断因时而动、应需而变，周而复始，持续迭代。

从复杂理论的角度出发，他所关注的不只是一个经济体内的组成要素及其表现形态，而重在剖析一个多层级、多线路的网络结构。这种体系化的结构不仅用来调适底层的个体行为，并对更高的层级形成制约，而中间层级则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关键功能。作者紧密跟踪历史进程，论证过程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展现了极高的现实性与创新性。

此书第二章对复杂理论做了精彩阐述，为读者更透彻地理解经济体的韧性、适应性与创新性提供了全新视角。第十章归纳了全书的主要结论。其他章节则详尽地阐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网络结构与构建社会稳定性的关系，包括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起，欧洲的政经网络结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后续章节则着重分析了中国近年来的崛起、全球化以及全球稳定性问题。

整个分析过程由表及里，始终围绕网络结构问题徐徐铺展开来，包括维持其运行的制度规范、层次构造及其演变路径等。第五章集中阐述了中世纪日耳曼习惯法与罗马法的融合。二者汇聚而成的法律体系为自由民主思想、未来创新以及远洋贸易奠定了基础。因其独立于顶层的控制与利益集团干扰，对统治阶层形成了有效钳制，故而有利于将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变革渗透到整个政经体系之中。反观古代中国，儒家思想与法制体系制约了创新与变革，其轴辐式的网络结构注定了中心的稳定性与社会性的革新两者不可兼得。

鲁特别具一格的分析方法颇具洞察力，尤其是其提出的“经济体系的基本架构决定其呈现形式与结果”的论断，为读者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所发现的不同的网络构造与其内部核心要素运行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波澜中找到今昔种种社会现象与结果的缘起。而其中的道理亦可推而广之。

在更宏观的层面，鲁特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一种全新的、非均衡的分析方法。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将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启一个全新的学派，即复杂理论研究学派。

《全球经济的颠覆性变革——复杂经济学的根源、结构与竞合》

（美）希尔顿·鲁特等著，刘宝成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0月

（本文为该书“序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拟；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