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动妇女节(又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最早诞生于20世纪初欧美各国举行的妇女权益活动，与当今充斥着消费主义的女神节、女王节相比，其创立初衷是为了实现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平等，纪念世界各地女性为自己的平等权益所付出的漫长努力。近几年，网络上性别议题的声浪持续高涨，在声量爆发的背后，是漫长不平等文化的积累，及每一个个体对成长环境中无言瞬间的重新审视。如女性主义学者张念所言，女性声量的爆发是一种“势能的爆发”。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特别分享一期妇女节专刊，通过一幕幕历史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她们所遭遇的困境，她们所做的挣扎和努力。
《独立宣言》背后，被忽视、被损害的女性身体
《白与黑：国父的女儿们》一书中，美国历史学者凯瑟琳·柯里森揭开了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背后的残酷。她研究并调查了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三个女儿的故事，以及杰斐逊身边其他女性的故事。它们表面波澜不惊、背后却惊心动魄。随着作者对她们人生细节的追寻和解密，你会看到，这些女性，哪怕她们接受过高等教育，哪怕她们是总统的女儿，也只能走进一种被框定的命运。
“A纪实”译丛01《白与黑：国父的女儿们》作者： [美]凯瑟琳·柯里森 译者：吴秀杰、白岚玲 审校：林鹤，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年
（背景：杰斐逊的大女儿玛莎，曾在巴黎接受过多年的启蒙教育，学识和能力都出类拔萃，有理想，有追求。但回到美国后，现实却给了她迎头一击。刚刚只有17岁，她就结了婚，成了一位妻子、一位主妇、一位母亲。她一直在怀孕、分娩、哺乳，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才36岁时，她就已经有8个孩子了。在毫无喘息地生育了12个孩子之后，她只得将理想寄托在对孩子的教育上。）
艾伦的梦让她重返少女时代，那时世界全随她享用，因为她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外孙女，迷人、很有教养、出类拔萃。她的未来之梦尚能起飞，还没有管家的重担或母亲的责任拖她后腿。玛莎教女儿们也像外公一样享受精神生活；她也鼓励她们去探寻发展思想的物质空间和内心空间，挣脱束缚她们的传统性别枷锁。杰斐逊去世之后，外孙女们对他的崇敬是在想念他遗赠的精神财产。但她们每次都会失望。艾伦在32岁时不无沮丧地反思，“我被养得太娇嫩了——被呵护得应付不了平凡的命运”，“因为爱我，朋友们似乎认为我能左右命运，指点人生大事”。但结果是，即便《独立宣言》起草者的女儿和外孙女也别想得到那样的自由。她们尽管有学问，可毕竟还是女人。艾伦直到年近30才意识到，“适宜且健康地应用头脑是要去思考，而不是去梦想”。她试着从头做起，从幼儿初学读物开始自我教育。不过她又感到沮丧：“实情如此，我只不过是个女人，这么费劲也肯定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女性教育没有明显确切的目标，因而艾伦甚至开始质疑求知的旅程。尽管玛莎全神贯注于孩子的教育，至少对几个女儿来说，她的本意并非是要培养她们符合美国革命的理想，成为自主的自我，用杰斐逊的话说，这种人能够判断“什么会危害他的自由，什么会保障他的自由”。艾伦意识到，玛莎所教的是行为举止的律条，教她们“去赞扬方法和秩序”（有位历史学家形容合众国早期的理想女性“精明到政治无知”，这话完全适用于杰斐逊和伦道夫家族诸女。）因此，尽管玛莎对女儿的教育貌似很像启蒙主义教育，却没有达到启蒙主义的基准：严格遵守批判性思维的规则，最终成为独立、自足的人。可玛莎从未想过这么做。她从来不打算挑战既有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只承认男性才是政治行动者。以往的常规影响着她，教她学到精英女性影响男人的手段，而不是自己创造历史。因此她培养的只是文雅怡人的女性。玛莎的故事和德·让利斯夫人和斯塔尔夫人的故事一样，凸显了传统性别常规的顽固性，哪怕是在一个大西洋两岸都在开启现代进程、发生革命的时代。结果是，让利斯夫人和斯塔尔夫人都被逐出了法国；与此同时在美国，女性参政的试探性主张也被抛置一旁。甚至在革命之后的世界里，有文化的女性也没有立足之地。但这些女性自己也并不总是想得到，她们的智慧力量足以支持她们要求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威。德·斯达尔夫人是拿破仑皇帝的眼中钉，她和她的沙龙都被拿破仑从巴黎轰出去了；而令人震惊的是，直到她的第二部小说《柯琳娜》获得成功之前，她甚至没有一张自己的书桌。她充满渴望地告诉堂兄，“我真想有张大桌子”，“我觉得现在我有权利要一个了”。在辛勤耕耘精神生活之余，玛莎对父亲的奉献也更热烈，以此弥补乡下种植园主太太的乏味生活。她教女儿珍视与杰斐逊的血缘纽带，在她们看来，这种关系给予她们的比婚姻给的多得多。伦道夫家的女儿亲近并认同大名鼎鼎的外公，她们与众不同，而且对此心里有数。然而，不论她们曾希望怎样，她们与杰斐逊的关联最终没能保护她们。她们的人生清楚地表明，女性靠男人获得人生的意义和谋取生计会有哪些好处和危险——哪怕是富裕的、善意的、有名望的男人。留给玛莎的是一贫如洗的处境，她受的良好教育、她的聪明头脑和风度以及与名人的社会关系，都不足以抵御生活的变化莫测。直到1878年，她的女儿维珍妮娅才承认，仅靠社会关系并不足以支撑女性。她断言，“如今养育女孩应该教会她们养活自己”，而马萨诸塞州的朱迪斯·萨金特·默里早在美国大革命刚过就表达过几乎同样的观点，可时间已经过去了90年。甚至在我们眼下的这个时代，依赖较高收入男性养家的策略似乎在短期内依然成立，但这一策略长远来看却会让母亲和孩子在经济上不堪一击。杰斐逊的女儿和外孙女们在19世纪就已经认识到，今天受过高等教育却在薪资和领导岗位上都不如男性的女性也同样会发现，爱情、善意、人脉，都不足以柔化父权制那异常粗砺的边界。《妇女参政论者》：
重回国际妇女运动现场
《妇女参政论者》是一部关于女性主义运动历史，关于女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抗争的影片。
在学者戴锦华教授看来，这部影片以经典的现实主义情节剧结构再现出国际妇女运动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并持续照见我们的当下与未来。她说：“20世纪的历史经验是我们极其宝贵的资源和遗产，而妇女解放运动正是这一历史当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如何启动20世纪遗留给我们这份遗产，是《妇女参政论者》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意义。”
《戴锦华大师电影课：性别与凝视》
今天，我来分享《妇女参政论者》这部影片。贯穿整个影片的是女主人公莫德·沃茨的觉醒，从恐慌，挣扎，卷入，到成长，成熟，再到主动地去介入，并且成为那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历史运动当中的主力和推进者的这样一个个人的生命历程。导演用一个个人的生命历程，带出一个家庭的悲剧性的碎裂和变迁，带出来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一群人她们的生命历程，和她们用生命历程所创造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是英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也是英国妇运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
妇女参政论者（2015）
影片中，由本·卫肖所扮演的女主角的丈夫桑尼·沃茨作为一个反面角色出现。我看到影片的相关评论，大家会使用“直男癌”这样一个称谓来形容桑尼，因为在影片中他成为了女主人公生命当中负面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在整个女性运动运动的重要一幕中，扮演了一个反派角色，扮演了一个障碍、阻碍和磨难的叙事位置。在我看来，把他称之为男权势力的代表者，或者把他称之为“直男癌”，是不公正的。这个不公正不是女性对男性的评判，而是对影片当中这个角色的评判是不准确的。我认为，导演对他的呈现正是影片在整体上对于女性角色塑造，对于女性角色在这样一场历史性的运动当中，觉醒、成长的故事的细腻、准确和丰富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个最终成为了女主角生命中磨难的男性角色，他是曾经那个构成了敌意的，保守的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他也是这个敌意保守的社会的一个受害者。对照发生在女主人公身上的一系列的敌意，迫害，摧残的过程当中，女主渐次地成长并且变得强大，变得具有了真正的自觉意识和尝试主导自己的命运——大家都注意到，电影中那个非常迷人的时刻，就是女主人公被迫代替，遭到家暴而无法出庭作证的女同事而在议会面前陈词作证的场景中，她已经朴素地说出了她的生命当中也许是蓦然出现的梦想。用比较书面化的翻译就是：“我想以另一种方式度此生。”她说，我不想像母亲那样度过我的一生，同时我也不想让女儿以我的方式度过此生。“我们想试一试，我们的生命能不能改变。如果‘以另一种方式度此生’的梦想必须经历一个去改变社会的抗争，那么我们也只能去迎接它，我们也只能去背负它，这是女主人公的生命道路。”而男主人公在遭受着社会的敌意，恶意的攻击，嘲弄的时候，他只是表现出了某种怯懦，他只是流露出此前也许他从未正视的脆弱，软弱和恐惧。例如，当女主人公第一次坐牢的时候，车间里的人们的那种极度恶意的嘲弄，核心就是“你连你老婆都管不了，你还活什么人”。以及那个最残忍的时刻，就是他把孩子过继给别人。他在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权利的同时，他剥夺了妻子作为母亲的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在生命和情感的意义上的。因为此时女性对于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权利，而这也是本·卫肖扮演的桑尼曾经声色俱厉地告知自己妻子的，就是“一切都属于我。只有我才有权利，包括你，包括孩子。”那么，当妻子走向成长，走向成熟，走向坚强，走向对自己力量的自觉的时候，那个曾经的一家之主，曾经对自己可以掌控小小生活世界的一个男性，他被迫地显露了他自己全部的没有承担，软弱，或者也仅仅是一个在历史当中，深陷在历史结构之中的普通人的一些基本特征。所以，当女主人公即将被剥夺作为孩子母亲的权利的悲愤时刻，他只是说，我们被放逐了，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接受我们的孩子，我已经没有办法来继续和他生活。那么换句话来说，在这样的场景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已然到了20世纪历史的揭幕时刻，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性别制度，还是一个何其残忍的状态。所以桑尼这一角色的丰富性是，他作为一个直男癌的身份所决定他是一个反面角色，但是他不是一个恶人。他只是在一个暴力性的，不合理的结构当中的一个弱者而已，所以我认为这一呈现才是电影中非常重要和有趣的一种选择，或者说一种丰富性的表达。《妇女参政论者》的片尾字幕提到，经由20世纪之初的女权运动，女性终于争取到了局部的选举权。但我们从字幕中看到，所谓的局部选举权是男人18岁可以有投票权，女人要到30岁可以有投票权。直到1928年，女性才真正具有了和男性平等的政治与法律权益。值得一提的是，在1925年有个经由妇女运动的冲击和推进而造成的改变，就是直到那一年英国妇女才对自己的孩子拥有权利。讲到这里，我忍不住联想到自己在年轻时结识的一些在台湾的妇女运动的朋友，她们在当年仍然经历着为了追求基本的权力和自由，有的时候就是为了逃离家暴，被迫艰难地离婚。而离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丧失对孩子的全部权力。我曾跟她们一起经历过一段生命的阶段，当她们已经成为妇运领袖或者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是有国际影响的女性学者的时候，她们仍然要面临的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就是成年的孩子们对她们的质询，孩子们会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一个自私的人，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一个把自己的追求，自己生命的意义，放置在孩子们之上，放在母爱之上的一种背叛者，或者是一种自私的逃离者。我在《妇女参政论者》这部电影的那个很戏剧性的时刻，就是女主角莫德俯下身来抱着自己的儿子说：“你的妈妈叫莫德·瓦茨，你记住，有一天你要来找我，有一天我会去找你。”在那个时刻，由女主角的演技和那个小演员的演技所带来的震动和令人心碎的时刻，我再次回忆起了曾经在身边目击的那些女性的朋友们，她们自己生命经验当中的那个撕裂的创痛的时刻。她为法国女性争取到了自愿堕胎的权利
1974年11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开启了讨论关于流产的计划法案，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在国民议会发表四十五分钟强有力的讲话，随后在讲台上连续三天，力辩以男人为主、敌视堕胎的数百位议员，连同聚集在议会外抗议杀生的神甫和不明真相的妇女，要他们正视每年三十万例非法堕胎的现实，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的羞辱和创伤，最终推动议会在29日通过了“韦伊法”——《自愿终止妊娠法》，使法国成为第一个堕胎合法化的主要的天主教国家，对现代法国的妇女解放和世俗主义意义重大。
在自述《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中，西蒙娜·韦伊回忆了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为争取妇女的权利所做的奋力抗争。
《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作者：[法] 西蒙娜·韦伊 口述 [法] 大卫·泰布尔 整理，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
1974年，德斯坦在总统竞选时提出要让自愿终止妊娠合法化。当选之后，他便着手促进这个计划的实现。在以希拉克为首的内阁中，让·勒卡尼埃(Jean Lecanuet)任司法部部长，我是卫生部部长。在促进自愿终止妊娠合法化这件事上，德斯坦更倾向从公共卫生而非司法的角度切入。指针已向我倾斜。不仅如此，总统还认为这样一个计划由一个女性来辩护更容易。而且，他在这件事上非常坚定，毫不犹豫地推行这一计划。他的内政部长，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Michel Poniatowski)之前一直在提醒他：非法人流已呈泛滥之势并对日常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西蒙娜·韦伊与希拉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当时的总统多数派里包含有中间派、戴高乐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党，这些人中反对这一计划的不在少数。就连总理雅克·希拉克一开始也并不看好这一议案。他觉得这不过是总统的突发奇想。由于充分了解该议案在其阵营中是多么的不受欢迎，他不是很明白我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可当政府做出决定后，该议案就变得势在必行了，必须要通过立法投票。
之后，希拉克开始给予了我全方位的支持。首先，是精神支持。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其次，是政治支持。当需要对法案进行一些修正，尤其是那些与自愿终止妊娠相关的修正时——这非常重要——他总会站在我这边。
在议案投票结束后，我觉得周边，无论是我身边还是更为上层的政治圈，尤其是总统多数派的一些成员，对我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立刻出现，因为大部分人认为我的声望肯定是昙花一现。很多人说：“人们是注意到她了，可她始终是个新人，这种声望维持不了几个月。她有那么重的文书工作要做，最终一定会以失败告终。”那时，很少有女性会在政治上冒险。
可出人意料的是，我的声望不但没有减弱，还得到了民调的证实，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专家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的声望可以延续这么久。哪怕之后我不再涉足法国政坛，我的民望依旧。这无疑让我所属的政治阵营产生了某种不快。一些人私下会说：“无论如何，西蒙娜·韦伊是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笨嘴葫芦，无知透顶。她就是傻人有傻福。她就会煽情，知道怎么在民众面前哭，这是她唯一会做的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已经对一些事情习以为常了：我在左派中的形象远比在一些保守的右派中要好得多。在后者这个圈子里，经常有男性对我说：“我的夫人非常崇拜你！”原话就是如此。好像只有女人可以欣赏其他女人一样......
1977—1978年间，很多人担心自愿终止妊娠法案的成功会让我一举登顶。人们担心我会因此生出不该有的野心，危及我们这一阵营中的其他候选人。1979年，当欧洲议会首次举行普选时，德斯坦让我代表“法国民主联盟”政党(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简称UDF) 参选。当我成为欧洲议会主席，离开法国政坛后，有些人如释重负。
后来，一些人，或者说一些女性，总试图让我回归法国政坛，甚至提出让我参选法国总统。这种提议通常都来自女性，她们总说不能让事情再这样下去了，必须要继续为女性主义抗争。直至今日，每当有选举，总有人给我写信：“法国需要您。”确实，在198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我领导的右翼联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我们取得了43%的选票，并成功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绝对多数。这无疑是一次完胜。不过，法国右派却极力降低这次胜利的影响。我又一次意识到自己踩到了一些天然盟友的痛点。他们生怕我会以总统宝座为目标，强势回归法国政坛。确实，在法国机构里，一切都围着总统的位置转，好像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政治目标了。
当时，若是我参加了某个政党，或是积极参与某些活动，抑或有什么很重要的责任需要承担，我或许会投身这场战斗，哪怕就是为了让一个女人成为总统候选人似乎也是个不错的理由。可我完全不想加入任何一个政党。这与我本性不符。要做出太大的牺牲。
我承认，我的政治生涯确实是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如有神助。我选择了独立。因为我从不觉得自己能够服从某个政党的纪律，或是成为一个好的斗士。我太爱提意见了。当我进入一个组织，我必然会提一些意见......哪怕会让人震惊，甚至引起误解。我曾经属于右翼联盟，可很多左派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可若我属于左派联盟，右派人士大约也会说：“为什么她不加入我们？”我学会了如何在边缘生存，然后就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本文节选自《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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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纪实”译丛
作者: [美]凯瑟琳·柯里森
译者: 吴秀杰、白岚玲
审校: 林鹤
活字文化 策划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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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有三个女儿——两个自由的白皮肤女孩，一个被奴役的黑皮肤女孩。在初获独立的美国，这三个女孩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作者为我们重新讲述了这三位女性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如今回望她们，这些故事促使我们去追问：这么多女性的人生、天赋和激情，为什么被从美国的历史中抹除了？经历过两百多年为独立自由的奋斗，关于性别和种族的偏见为何依旧强有力地控制并分裂着美国人？ |
《白与黑：国父的女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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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 西蒙娜·韦伊 口述 [法] 大卫·泰布尔 整理 活字文化 策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6 |
西蒙娜·韦伊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是赋予法国女性堕胎权的立法者，也是致力于实现欧洲和解与团结的政治家。然而，一生的荣耀也难以抹去的，是她作为集中营囚徒的文身：78651。 本书根据西蒙娜·韦伊纪录片整理而成。这部自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杰出女性坚韧不拔的灵魂。而在这强有力的性格背后，是惨痛的集中营遭遇。虽然我们无法真正感同身受，但是韦伊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带着伤痛前进的方法：不要停下做事情的脚步，并且相信自己可以拥有正常的生活。 |
《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