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日，为何变成植树节？

来源：最爱历史

作者：文青

昨天是3月12日。相信在大多数人的日历上，这一天日期的下面都被标注了“植树节”三个字。那么问题来了：

植树节是怎么来的？

说起种树，这传统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

据《北史》记载，西魏废帝二年，韦孝宽调任雍州刺史。从前时候，每经过一里路就会有一个土台作为距离的标记。土台就是用土堆起来的，风吹日晒的很容易被损毁，尤其一下雨，土台便被冲得不成样子，以致总是需要有人维护。

韦孝宽到任之后，便下令州内所有的土台，每个皆种上槐树。这样“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阴”。不久后这种好方法被推广到西魏全境，“当令天下同之”。于是所有的州夹道种树，每过一里路种一棵，每过十里种三棵，每过百里种五棵。

西魏的这次“绿化道路运动”是史上第一次国家主持的“植树”运动。而在民间，所谓“清明插柳”的习俗则更加久远了。

一方面由于清明前后黄河流域气温回暖，水热充足，本就利于树苗生长发育；另一方面则由于“取柳著户上，百鬼不入家”（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人们纷纷在门前插柳辟邪。

如果按照这个路子一直走下去，“植树”在当代人的记忆中，将成为清明节的习俗之一。而像3月12日这样对黄河流域而言尚为轻寒的早春时节，在古代是绝无可能成为统治阶层，抑或平民大众上山下地种树苗的时节的。

直到那一年的3月12日，一个人的去世改变了这一切。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逝世，举国哀痛。

虽然当时北京尚在奉系军阀的掌控之下，但在北京中央公园（即社稷坛）人们还是举行了为期长达10天的公祭仪式。这10天里，社会各界前往吊唁孙中山的人络绎不绝，仅签字留名者就达746823人。

在公祭仪式上，前来悼念孙中山的人，不知不觉间就受了一次三民主义的洗礼。许多人甚至在追悼仪式上当场表示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逝世。

此后，每年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国民党均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然而有个问题却出现了：

孙中山本人的纪念日，太！多！了！

与人们习以为常的国庆节不同，作为民国领袖的孙中山，他的诞辰日、逝世日、蒙难日、起义日、就职日……这些孙中山生命中的“特殊日期”，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都被定为“纪念日”，用以表达对领袖的崇敬之情。

可是，如果纪念日太多，而纪念的形式又彼此雷同的话，难免会让人心里产生疲惫感。就好比一年365天，其中300天都是“节日”，如此大家对“节日”恐怕也就不稀罕了。

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表达对孙中山的尊敬和缅怀，也为了最大限度地让孙中山的思想和精神感染到更多民众，发挥更大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宣传作用，一个史无前例的“造节计划”被推出来了。

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植树节”就在这时被当时的民国政府看上，拿来做了改造。

▲民国成立之初，植树节被定在清明。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又特别提出：“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

因此，对当时民国政府，尤其是国民党来说，孙总理关于“植树造林”的种种指示，堪称是“遗教”，是国家建设层面的重大战略。植树造林，是纪念孙中山由单纯纪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最好的途径。

孙中山逝世后，1928年，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就说：“我们在此地所种的树木，将来要接受大地的培育蔚成森林，好比我们同志接受总理三民主义及遗教来造成簇新良好的中华民国一样。”

一方面孙中山生前与“植树造林”颇有渊源，另一方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长寿的树木亦成为“睹物思人”“继承总理精神”的不二之选。

1928年3月12日的《申报》中，就曾写道：“人去树存，睹树思人，而人亦垂留于千载后世。”当人们看到“路树青葱”，自然会想到受到的荫泽。植树，可以使“总理虽死，总理之精神当永久留存于千载后世之市民脑海中矣”。

1929年3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农工商周刊·植树特刊》的首篇文章，即为《孙总理精神不死》。

当时有对联写道：“十年树木增长滋荣，总理精神万古不朽。”

还有标语声称：“植树是追思总理最好的纪念品。”

就这样，从前春日种树的习俗渐渐变成了“孙中山精神不死”“总理虽死犹生”的一种象征。

1928年3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各地需举行植树活动以示纪念。次日，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电：“本党秉承遗志，努力为革命的建设，当此海宇将清，国基大定，益切追念国父之诚……每岁三月十二日，全国各地一致举行植树典礼，以为全国造中山林之提倡，务期蔚成大观，昭布无极。”

1929年，民国政府正式颁布《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规定“各省应于每年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式及造林运动，以资唤起民众注意林业”。

3月12日植树节，全称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

▲民国课本中针对植树节的介绍。

▲1947年湖南长沙各界植树节合影。

1930年2月，民国政府又下令，自3月9至15日一周间为“造林运动宣传周”，进一步强化孙中山与植树节之间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3月12日国内南北气候条件差异巨大，各地并不是都在这一天大规模植树。比如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的绥远，其植树的日期就推迟到谷雨；地处东三省地界的辽宁则照旧放在清明。而云南蒙自、建水等地更是将植树推迟到更晚的夏至左右。

虽说植树的日期可以推迟，但纪念仪式却必须在3月12日这一天举行。1936年北平市政府擅自于4月5日进行纪念仪式并植树，结果遭到了民国政府的严肃批评。

自植树节确定之后，一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每一年的3月12日，民国政府都会大张旗鼓地举行植树活动，纪念孙中山。而抗战爆发后，3月12日的植树节在未沦陷区大多照例举行，而且更具仪式感，不仅缅怀、追思孙中山，还要激发人们的抗战激情。1939年，在“纪念会与造林运动大会”上，当时的行政院长所做的报告，标题便是《纪念总理要坚持抗战》。

▲在植树节宣传“勿忘国难”等政治理念。

抗战胜利后，每年3月12日植树节，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依然照例举行。民国政府甚至在台北也设立了中山堂，在台湾进行植树节相关的纪念活动。

1949年3月12日，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植树节，也是最后一次在大陆以植树的形式祭奠孙中山。

▲参与植树节的民众。

在“1933年安徽省全省植树节报告书”中，记载着当时安徽各县植树节的情况：当涂县印制了宣传册5000余份；涡阳县连续六天组织演讲，宣传植树造林和“总理遗志”；铜陵县不仅散发宣传品，还到处教人传唱《造林运动歌》，其中歌词写道“遵守遗教，共同植树，纪念千万年”，而曲调竟源自著名古曲《苏武牧羊》！

在当时植树节散发的宣传册，或者张贴的标语，呼喊的口号中，几乎都有鼓吹国民党以及三民主义的字眼。甚至有“秉承总理遗志，实现造林救国”这样看似离奇夸张的说法。

九一八事变后，标语和口号中加入了激发民族情绪的字眼，如“誓复东北失地，洗雪国耻”“勿忘国难”等。每讲到这些话题，“听众拥挤异常，均为之感动”。

总之，在民国时期，植树节在广泛“植树造林”的同时，俨然成为一个政治节日：既通过缅怀孙中山进而鼓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又与当时的时事相结合，充分发挥社会动员和政治宣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