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就是货真价实的人民经济

2023-03-14 14:03

看一个企业是否具有“人民性”，不应该单纯看所有制性质，应该看它切切实实为人民做出了多少贡献，解决了多少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民营经济具有鲜明民有、民享特征，是地地道道的的“人民经济”，并且它的“人民性”并不输于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

（一）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没有信心，对各种政策持保留态度，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很多自媒体博主，乃至个别学者，不时地举着意识形态大旗去污名化民营经济。他们照搬马克思早年对私有经济的分析定义，把今天的民营经济等同于19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把民营企业家等同于过去的剥削阶级，好似民营经济就是一个由内而外透露着道德肮脏的东西。并且这种宣传很有效，现在X乎或X站等年轻人聚集的平台上，一提到民营经济，很多人下意识地就是开口 “万恶的资本”，闭口“肮脏的私有制”。

总之，整个社会在根本的意识形态层面上，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上现在出现了很大转变，改革开放后，好不容易让社会改变了对民营经济的种种错误认识，现在又发生了逆转。由此，一切否定、攻击民营经济的言行，貌似又有了道德正当性，我想这是民营企业家的恐惧的根源，导致他们不敢放开手脚搞发展、搞创新。这种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现在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不仅释放政策红利，更应该为民营经济在意识形态上正名，才能激发出民营经济的活力。基于此，今天，我们有必要严肃地对民营经济的性质做一下分析。

（二）首先我们要弄清，民营经济真的与19世纪思想家家们所批判的万恶资本主义是一回事吗？其实，今天的民营经济与19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虽然都具有私有性质，但是人类这近200年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科技和制度的革命性进步（进步的总和大于人类过去几千年的所有成就），这期间法治对资本的约束程度、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生产要素中资本与劳动力各自的地位，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生产技术条件的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私有制经济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者早已经是不能相提并论。

具体来说，早期资本主义脱胎于野蛮的封建社会，几乎没有约束资本和保障劳工的法律制度，直到19世纪晚期才建立起一个有效可以约束资本的法制体系；当时生产条件和交通条件下，人们选择就业的渠道是极其狭窄的，工人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缺乏议价权；工人集中在采矿、钢铁、纺织这些产业，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工作环境都很差，基本安全权都很难保障。马克思无疑是一个有人文关怀的伟大思想家，发出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的对资本的鞭挞声音。

而我国当代的民营经济产生于一个法制相对健全，平权意识得到相当普及的基础上。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与相关法制完善基本是同步的，在1992年市场化改革后的五年内，全国人大就制订了近百部经济领域法规，其中包括《劳动法》、《公司法》等基础性法律，并且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就业社保制度。

当代民营企业的生产条件也与19世纪的矿山、染织厂有根本区别。随着生产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劳动者所具有的议价权空前提高，劳动者具有充分择业自由，对资本人身依附性大大降低。在产权和分配制度上，当今的民营经济，尤其是大型民企，股权非常早已实现多元化，还有部分员工股，其实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所有制，而不再是原始粗暴的私有制。

（上图19世纪使用童工的英国工厂，下图吉利汽车宽敞明亮的生产车间，二者生产条件已经是发生质的改变）

基于社会条件发生的本质性变化，今天民营经济的生产关系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是本质上不同。尽管当下在也存在996之类的高强度劳动，但是这与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那种残酷的阶级压榨，人身压迫有本质区别；资本也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从劳动者身上获取超额利润，企业发展只能通过管理、技术创新，或者募集金融资本来实现。

所以说，我们应该与时俱进看待民营经济，我们当然要尊重近代思想家们的智慧、勇气，但不可以把19世纪的结论完全套在21世纪今天的现实上。从本质上讲，私有经济是人类永恒的一种经济现象，从阶级分化后就有之，它归根到底只是人类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它表现什么性质，取决于存在于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上，就像婚姻、家庭、官僚制在不同社会，实质内涵有本质不同，19世纪的王权专制政府与21世纪的民主政府，虽然都名曰“政府”，但完全是两回事，私有经济也是这个逻辑。

当然，由于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只有40多年，严格说只有20多年历史，其自身仍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国家对民营经济的管理也有不完善之处。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法治，以及强化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予以解决，而不是通过消灭私有财产去解决，否则，社会将陷入一种普遍性的平庸和贫穷。

（三）早在2012年，原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同志就撰文指出，民营经济是人民经济一部分，他这里所指的人民经济，并不是简单地以所有制而论——国有的就是人民的，非国有的就不是人民的——而是从实际功能和贡献考虑，认为民营经济是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经济，因此，它们也是“人民经济”的一种，这也是他从20多年的领导民营经济事业经验中得到的深刻体会。

胡德平同志的这个观点，为我们脱离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重新认识民营经济的本质属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为什么说民营经济是民有、民享的人民经济呢？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营经济是最大限度解决民生问题的经济形态。这主要指民营经济对社会就业的贡献，因为就业是民生之基，离开就业谈民生都是无本之木。在当今各种经济形态中，只有民营经济才能最大限度解决就业问题。现在很多人怀念计划经济时代，说那时候没有失业，其实国有经济更适合大型集约化生产经营模式，注定无法完全解决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到60年代以后，大城市失业率都很高，据估算，至少20%青年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北京就有40多万待业青年，每2.7户人家就有一个人失业，天津也有38万多，只好先是通过知青下乡，后来是办街道工厂的方式来解决。80年代，苏联东欧的实际失业率也都在10%左右。

只有民营经济，尤其中小民营企业才是就业的最大容载器。总体看，每创造占全国1%的GDP，国有企业可以提供180万个就业岗位，而民营经济可以提供630万个就业岗位。2020年，我国城镇就业总量为4.62亿，其中民营企业贡献了3.83亿，占83%，国有经济贡献了0.55亿，占12%；从最近十年的变化来讲，全国总体就业岗位增加了1.16亿，几乎全部是民营企业所贡献的，这期间国有企业就业岗位不增反而减少了953万。

（民营经济最大限度、最灵活地解决了就业，仅物流、外卖相关行业就创造了6000余万就业岗位，这相当于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有经济就业总量的三分之二）

如果在更长远历史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增加了3.7亿多城镇就业岗位，有6亿多人口进城，这些就业增量95%以上是民营经济贡献的，可以说是没有民企，中国就不可能这么快实现城市化。这3.7亿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解决，还意味着他们告别极低收入的农业劳动，家庭的年收入从过去的不足1万，上升到6万左右（按购买力计算）。所以，这又是一个提高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普惠性工程，只有发展民营经济才能承担起这个角色，其他形态的经济都不可能扛起这个大梁。

其次，民营经济是可以让普罗大众更有机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经济形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工资（一次分配）上。在过去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劳动成果都被转化为再生产资本（虽然多数是很低效的），劳动者本人能够分享的部分并不多。比如，1978年北京全市每名产业工人每年可以创造16448元产值，但是每人工资年收入为673元，即仅有4.1%的经济生产收益可以让劳动者享有；全国而言这个比例稍高，为5.6%（644元/ 11130元）。

今天我们看一些国企的财务年报，除了少数金融和科技类企业能达到10%左右，多数仍旧维持在这个水平，比如中石化2020年营收入为2.1万亿，薪酬福利支出为860亿，中国建筑总营收1.61万亿，薪酬福利支出约520亿；而民企的年工资支出一般可以达到总营收的15%左右，比如，腾讯2020年营收为6421元，薪酬福利支出为955亿，华为年营收8914亿，薪酬支出1357亿，比亚迪营收 2161亿，薪酬支出298亿，甚至个别行业可以达到30%左右。

当然，用现代经济观点看，市场经济中的国企领导和职工只是替人民行使经营管理权，不能完全用民企的分配标准去衡量它。不过我国工资性总支出GDP占比从1978年的不足10%（568亿/ 5689亿），上升到2020年的23.9%（29万亿/121万亿），主要归功于民营经济发展是事实。所以说，民营经济是最大限度提高了劳动者议价权，最大限度允许劳动者分享生产收入的经济形态，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径。

二是表现在民营企业为社会贡献税收的能力上，也就是二次分配上。2021年，全国税收为18.87万亿，其中民企贡献了11.24万亿，占59.6%，国企贡献了4.65万亿贡献了24.7%，外企贡献了2.97万亿，占比为15.7%。并且民企的比重越来越高，近十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国企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不仅民企为国家贡献的税收总量多，在单位资产和营收对税收的贡献上看，民企的贡献也是更大。根据全国工商联原政研室主任陈永杰的研究，民企每100元固定资产可以贡献1.8元税收，而国企只能贡献1.1元税收，民企的单位资产创造税效率是国企的1.63倍。在营收的纳税贡献率上看，近年国企在7%上下浮动（如2022年为5.9万亿/ 82万亿），虽然经济统计中缺乏全国民企总营收数据，但是从分省情况看，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约10-15%贡献给了税收。比如，江苏省2021年民营经济增加值为6.78万亿，而民企纳税总额为9881亿；河北省民营经济增加值2.67万亿，民企纳税总额3603亿。

从具体企业比照来看，情况也大致如此。根据国企财报或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其纳税额与总营收之比大致在4-8%之间浮动，甚至有至少10家纳税额低于10亿元，比如，中国农发集团资产总额达300多亿，纳税额只有5600万。同比，民企多在10—15%之间，2020年华为的营收为8914亿，纳税额达到1010亿，成为第一家纳税突破千亿的民企，它的营收额不足全国GDP的万分之一，却创造了全国万分之八的税收，是中国烟草之外，创税效率最高的企业。

（14家具有代表性的国企和民企2020年营收纳税率比较，浅蓝色为国企，深蓝色为民企。数据来源：各公司年报或社会责任报告，个别企业2020年数据缺失，采用2021数据）

从以上民企和国企数据综合起来看，最终民企营业收入约有25%—30%通过以工资、税收等方式，让社会分享，而国企仅在10-20%左右。当然某些特定领域国企（如烟草行业、石化行业）税收贡献率也很高，并且承担了很多隐性社会责任，但这也是基于国企无偿或低成本占有大量自然资源、金融资源基础上的。总体上讲，如果以经济发展好处是否可以充分让民享民有的角度看，民企的人民性底色不输于其他所有制企业。

最后，民营经济最全面、最高效率、最高质量为人民提供生活服务的经济形态。国有经济在提供水、电、交通、能源、通讯等基本生活服务方面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国企行政化的体制注定了无法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全方位、及时、高质量的服务。比如过去的供销社，并不能为老百姓提供齐全的生活必需品，并且服务态度不好，反而日后的个体小店超市解决了这个问题；过去的邮政系统和铁路物资系统效率都很慢，一个省内包裹就得好几天，反而是民营的快递物流解决了这些问题。

新世纪兴起的民营科技企业，更是为人民提供日新月异、物美价廉的服务。创维、美的、小米、VIVO等企业的兴起，使得老百姓完全实现了家电和电子产品自由；淘宝等电商的兴起，让老百姓随时能买到性价比最高的东西；QQ、微信、电子支付的发明，实现了百姓生活便利程度的根本性革命，这些带来的居民日常生活革命性变化都是其他形态企业无法做的到的。

（四）以上诸多繁琐的数据和陈述，无非是说明不仅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也是可以让老百姓获得实实在在优惠的一种所有制方式。我们可以否定它的意义，可以轻轻地消灭20%的民营经济，但是其后果可能是消灭6600万个就业岗位，或许背后是4000多万个家庭，1.5亿左右人口的丧失基本收入来源；减少2.2万亿的直接税收，以及3万亿的间接财政性收入（相当于全国社保就业支出）；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回归匮乏、回归低效，这种场景难道不可怕吗？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人民经济”，看一个企业是否具有“人民性”，不应该单纯看所有制性质，应该看它切切实实为人民做出了多少贡献，解决了多少问题。从这个角度讲，私营经济确确实实是人民经济，而不是某个小团体私享私有的经济，是一种共赢的经济，而是损害一部分利益、满足少部分人利益的经济。并且，我们可以自豪地讲，它的“人民性”含量并不输于国民经济中的其他经济成分。

从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看，任何一次生产力的大发展，背后都有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解放。我国当前正处于应对国内外复杂局面关键时期，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无疑也需要一场对民营经济认识的思想解放运动，扭转社会上对其各种认识误区，这样才能让4400万户民营企业干的安心、创的顺心。毕竟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构成中最大的一块，也是最有竞争活力的一块，如果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它们缺席，将是一种什么情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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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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