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庞大的纪录片中，王兵以错综复杂，毫不留情的细节，描绘了中国人的生活。2003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尚无人知的中国电影人王兵，推出首部长篇巨制——“铁西区”，这部长达九小时的纪录片讲述了沈阳铁西区工业的衰落。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仅凭一台业余摄像机，以及对真实世界脉络的忠诚，“铁西区”为后社会主义中国基础建设所发生的巨大更迭，找到了一种新的叙述方式。
巨幅的时长和自发的手持摄影，这两者可以概括大部分王兵后期的影片，每一部都饱含中国各地方人们谋求生计的细枝末节。尽管王兵适应于当下，其作品始终对历史进程和国家主导的经济重组表现出广泛的直觉。他的作品主题涵盖了“原油”（2008）中油田工人在西藏高原上的采掘劳动，“疯爱”（2013）中云南精神病院的囚境，以及在“15小时”（2017）中一家浙江儿童服装厂的外地工人生活现状。王兵，《十五小时》剧照，2017
去年秋季，“无名者”“铁西区”、短片“遗址”以及“父与子”——讲述了一位留守儿童的孤独生活，这些影片以多通道视频装置的形式在巴黎的摄影空间Le Bal展映，并举办了The Walking Eye个展。作为一名对世界有深刻洞察的电影人，他经常援引一种鲜活的主观性来描述他的作品。正如王兵回忆过去拍摄“铁西区”：“我会思考，如何才能创作...一些独一无二、个人化的作品。”
在王兵历时二十年的作品中，充斥着当代中国生活的参差节奏，王兵作品中的“个人性”并不基于他的个人经历，而是与他拍摄带来的深度经验相近。王兵似乎很容易自我隔绝——不在荧幕露面，只有他作为对话者的罕见录音时而闪现，但他的存在，是每部影片的起源和基石。即便在各个片场召集了临时助理，他始终是摄像机持续运作的内驱力量。对于自己被归类为纪录片制作人的身份，王兵强调了另一种缘由：“对我而言，无论会形成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电影，最重要的是拍摄人物，而且要知道为什么拍摄以及如何拍摄他们。”王兵的电影超乎单一的信息堆砌，比如我们了解到“铁西区”中的金属工人需要接受强制性住院来治疗渗入他们体内的铅。其他电影人可能会将此作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医学事实一带而过，而王兵则把镜头停留在工人们被监禁在医院里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在简陋的房间里合唱卡拉OK，无精打采地游荡在医院大厅，等待“释放”。
王兵的装置作品《行走的眼睛》，Le Bal，巴黎，2021年。摄影：Marc Domage
通常在电影院单屏播放的环境下，观众得以穿梭在工厂和田野，紧跟人物身后，或者被框定在王兵每一帧孤独的镜头中。然而The Walking Eye改变了这种体验。在Le Bal展览的五部电影，只有“父与子”完整地放映，其他则是在王兵同意下以一种特定顺序在双屏或多屏上展映。如果说王兵电影制作的戏剧化让观众沉浸在一个不朽的片刻中，那画廊的多重放映似乎会剥离多层的叙事节奏，仿佛要揭开每个历史特定时刻下的底层暗涌。
王兵: The Walking Eye (Roma Publications, 2021)
荷兰出版社Roma Publication为该展览出版的同名书《The Walking Eye》也有类似观看体验，在八百多页的篇幅中，七百多页展示了王兵八部作品中的剧照和译文，其中大部分是横跨两页的单张，像插页一样夹在中间，或是两张剧照在一页中竖向堆叠，也有些被进一步缩小，排列成四帧、六帧或是八帧，连续快速地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中展开。任何基于印刷的移动影像作品注定停滞不前，但《The Walking Eye》所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厚重感，无疑令人困惑。王兵在结尾的访谈中说道：“我把相机视作运动的工具”，为什么要凝结一位电影人的数千张影像并汇编成书？这些停滞的画面也许会将这些即时影像转变为某种民族志的既存资料。王兵知道，我们所在世界的“动感”已为人熟知——其开放性不断吸引着我们，这种动感难以定义，无法收集。假使有一种可能，《The Walking Eye》以书的形式体现了将移动影像艺术留存在纸张上的局限性，并最终向我们展现出王兵电影中运动影像的力量。原文刊发于Aperture
翻译：王心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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