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西区》到《青年》，王兵和他的独立纪录片

《铁西区》是王兵最知名的作品之一，这部长达9个小时的纪录片纪录了辽宁沈阳铁西区一段不寻常的社会变迁，无论是时长还是题材都是中国纪录片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同时王兵也凭借这部作品在世界三大纪录片电影节——马塞、南特、山形——获得了第一名。

王兵在访谈中说：“我们这个时代喜欢标新立异，不断地制造一个梦、一个气球。而我们根本不能面对自己，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这是他的观念，也是他纪录片拍摄所遵循的一条原则，纪录片要抓住真实，什么是真实？这是近20年来纪录片理论界探讨的重要问题，而这个争论也与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形式革命息息相关。

在新理论环境里，“主观”与“个人化”获得了最大话语权，因此人们放纵了自己，开始注重形式探索，而在主观上冷落、在客观上妨害了对于社会内容的负载。

当王兵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带着一个摄像机进入一个庞大的社会群落，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主观的。但是他没有被时髦的哲学探讨所困扰，他仍然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他的表述陈旧却有效。

真实的世界应该如何被记录？我们可以打开《铁西区》，沿着铁路观看那段过往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

《铁西区》由三部分组成，即《工厂》、《艳粉街》、《铁路》。

《工厂》主要拍摄工厂的情况，多为车间工作和休息室景象的交叉剪辑。休息室里，工人们打扑克，说脏话，闲谈时预测着厂子倒闭的时间。似乎所有人都是被动的存在。工作已然没了热情，只有疲惫，工人们当着摄像机的面，毫无心理障碍地脱下衣服，赤裸裸走向澡堂。新千年来临，厂领导聚餐，大家说明年厂子就解散啦，然后大家一起唱卡拉OK——“让我告诉世界，中国明天进行得怎么样……”

一直追踪拍摄到厂子倒闭，大家拿到了滞发的工资，面对未来的股份制，头脑一片茫然。然后厂子拆除，只剩废墟。

《铁西区·工厂》

《艳粉街》拍摄工人家属区的日常生活，由铁西区政府彩券发行现场开始。主持人拿着麦克风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抽烟，伤肺，喝酒，伤胃。到歌厅，高消费……买点彩券，经济又实惠。”

生活区其实是一排排低矮的棚户，在东北很多城市都可见类似的居住区。孩子们在脏乱的街道上谈恋爱，开玩笑，调侃着未来和理想。后来大街上贴出来了拆迁布告，大家在为新安置房而议论。无论满意与否，最后都搬走了。有人在废墟上挖先人的骨灰盒，想一并带走。旧的集体生活烟消云散。

《铁西区·艳粉街》

铁路在铁西区各个区域间有着重要的联结功能，在火车上拍摄的长镜头也是《铁西区》众多场面之间进行连接的重要手段，它强化了铁西区的整体感。这一部分主要拍摄了一个人——老杜。他以前家境不错，文革时被抄家，后来在车站边上拣煤渣生活，同时做铁路派出所的内线。由于身份暧昧，所以能居住着车站的一间仓库。但是后来车站不想让他住了，把他抓到了派出所。拘留结束后他就搬走了。电影结束在晚上，一列火车在夜色里行驶。

《铁西区·铁路》

此片最让人感兴趣的，是那种无间的交流方式。导演在铁西区里游走，人们视摄影机为无物。这也许与东北人的性格有关，与这里的人过惯了集体生活有关，更为相关的，是导演交流的能力和方式。这涉及到纪录片的伦理问题。王兵如何让我们近距离地看到自然而然的生活？——这一点，我们从被拍摄者的状态即可以看到。并不是导演要特别隐藏自己的拍摄行为，而是由于导演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恰当，人们的生活流程并未被摄像机打断，一切都是铁西区的自发自为。

《三姊妹》记录了云南洗羊塘的年幼的三姊妹的生活，这个穷苦的村子里，每个人都背负着生活的重担，而这三个年幼的孩子又是那么的真诚善良。

王兵在采访中透露了影片拍摄的缘起：“在2009年，我想去探望一位已故好友的母亲，同时给好友上坟，烧点纸。在路过一个叫洗羊塘的穷苦村庄时，我看见有三个孩子在路边趴着玩，她们三个中最大的才七岁。我走过去跟她们聊天。聊久了，她们邀请我去她们家。进入她们家的那一刻，我才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做“一贫如洗”。眼前的景象让我很不舒服，那位较大的七岁孩子特意要给我烧点土豆吃。吃完土豆，我停留了一个小时，就很快下山离开了。”

王兵向我们强烈地展示了他所观察到的的世界，让他听牲畜的喧闹声、风的咆哮声、孩子和大人的咳嗽声，以及走过泥泞的泥地的脚步声都成为一种强烈的体验。

贫穷几乎都难以描述她们的生活，目光所及之处似乎都是无法逃脱的高山。这样的画面确实过于沉重，但是孩子们的平静又给人朴素的感动，她们纯真善良，三姊妹在阳光下的泥墙前嬉笑的场景如诗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