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那么时髦的老姨，才是真实世界中安静的大多数

生活

2023-03-16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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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读者：柳一‍‍‍

最近，“小姨”这个词成了备受追捧的时尚单品，我在不同媒体的叙事中见到了许多小姨的形象，从那个“不结婚的奇怪亲戚”，到勇敢“出走的娜拉”，她们无一例外的洒脱、不畏偏见、特立独行。

在女性主义盛行的当下，这样的“小姨”形象会火也是必然，她们代表着女性对世俗规训的抗拒，和对更广阔自由世界的向往。我乐见小姨们乘风破浪，但与此同时，我总是想起自己远在家乡的小姨，哦，在我的北方老家，她通常被称为老姨。

《逃避可耻但是有用》剧照

老姨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头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妈）。但在物质匮乏的童年时期，她并没有享受到作为老幺的宠爱，反而显得有些可有可无。听我妈讲，老姨从小就很能干，帮着姥姥操持家务，我妈作为姐姐都要逊色不少。

当时姥爷在县里做工，姥姥在家务农，有限的收入要供我的两个舅舅读书，再惠及两个女儿已属勉强。所幸我妈成绩好，考上了当年属于香饽饽的师专，不仅不用交学费，国家还给发钱，算是给自己挣得了跳出农门的机会。而老姨不喜欢读书，又爱干活儿，辍学回家似乎也就顺理成章。

在家务农几年后，老姨像无数的农村姑娘一样，早早嫁了人。姨夫是县城旁边一个镇上的农民，为人本分，不善言辞。老姨说，她找了姨夫就是相中他的人品，图一个对她好。

《父母爱情》剧照

结婚后，老姨进了镇上一家服装厂做缝纫工。她心灵手巧，学东西一点就透，除了在厂里干活儿，她家里也购置了一台缝纫机，我小时候，家里许多窗帘、衣物都是老姨给做的。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年，我妈从展销会上带回来一件白色的T恤衫，结果尺码小了，展销会撤了无处退货。最后老姨和她那台神器的缝纫机成了拯救者，她似乎很轻易的拆开某些线，再缝上，前后不到10分钟，衣服就正好合我的尺寸了。

如果按照当下喜闻乐见的那类“小姨”的剧本，接下来老姨似乎应该开启某种传奇人生了——比如创业，从一间缝纫小作坊开起服装厂，或是出走，离开小镇，去当时风云乍起的广东闯荡新的人生篇章。

《外滩钟声》剧照

然而都没有，老姨并没有成为媒体愿意报道的那种“小姨”，而是令人失望的继续展开着庸常、甚至有些悲剧色彩的人生，直至今日。

先是国企改制，老姨失去了服装厂的工作，她和老姨夫一边种地，一边打工。她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由于舍不得让他们做留守儿童，只好一直在本地找些零活儿，自然也挣不到什么大钱。

再是征地，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中，我们老家县城也在拓宽边界。老姨家的几亩地被征走，他们分得了一套质量堪忧的回迁房，但从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他们试过做小生意，跟亲戚合伙儿，在县城的集市上租了摊位卖布，但生意普通，再加上亲戚之间一些利益牵扯，最后作罢。老姨夫跑过长途运输，倒是结结实实挣了几年钱，然而后来跑车的太多，老姨夫上了点岁数，日夜兼程也不安全，就卖了车，继续在本地打零工。

《平凡的世界》剧照

他们都没受过多少教育，多年来一直忙于生计，很难给两个孩子足够的关爱和指引。我的两个弟弟都只是勉强读了大专，毕业后出来打工，继续重复父辈的命运。大弟弟在一家印厂上班，每月在流水线上出卖青春和体力，换得三四千元。因为看不到出路，又太渴望前途，他曾被朋友诱骗，进了传销组织，最后以姥爷病危为由才劝了出来。前些年学界有很多关于阶层固化的讨论，如果说什么是阶层跃迁的天花板，我的两个弟弟就是最典型的、活生生的样本。

如今，老姨和姨夫早已过了年富力强的年纪，但距离享受生活还遥遥无期，毕竟，两个儿子还未娶妻。老大因为有传销组织的过往，不好找对象，已年过三十依然单身。老二有了对象，应对方的要求，老姨和姨夫倾尽所有，在市区购置了新房，可彩礼的金额依然还欠几年奔忙。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去看望老姨和姨夫，老姨因为常年劳作，有严重的腰肌劳损，用不得力，但仍在街道的小厂子里做些轻活儿，一天要坐超过10个小时。干一天发一天的钱，没有所谓的病假，社保更是无从谈起。她谈起小儿子现在上班的工厂很满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给交社保。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剧照

老姨夫磕坏了一颗门牙，他多年来不善言辞，但是爱笑。亲戚们谁讲个笑话，他总是咧开嘴嘿嘿嘿笑得最欢实的那个。但现在，一咧开嘴，黑洞洞的一个豁口露出来。我问，老姨夫，你咋不去补个牙？他又嘿嘿一笑，补那个干啥。

在老家，老姨家的经济条件当然不算好，但也绝不是最差的。他们只是无数普通农民中的一员，拼尽全力过完自己的一生，在时代的浪潮中随波逐流，用老姨的话说，叫做“挣命”。也许，等到儿子都结了婚，甚至儿子的孩子们都带大了，他们才终于能停下来，缓口气。

回到开篇的话题，当下活跃在舆论场上的“小姨”形象固然很重要，女性主义叙事需要小姨，对抗旧的规训和要求、彰显新的时代命题需要小姨，甚至自媒体吸引流量也需要小姨。但我们别忘了，这些骄傲的小姨之外，还有更多的平凡的老姨。她们身上，除了某种程度上已被厌弃的“自我牺牲”“吃苦耐劳”等品质，再没有什么可以彰显的。她们囿于出身，囿于时代，没有资格成为“小姨”，甚至都不配拥有“小姨”这么时髦的称谓。可她们，才是我们真实世界中安静的大多数。

《山海情》剧照

再反观小姨，这种在短时间内被迅速塑造并反复检视的形象，难道不是一种新的符号化产物吗？这样的形象在媒体、社交平台上受到追捧，也许会造就一种错觉和偏见——女人们似乎只有成为小姨，才能在新的时代图景中拥有一席之地。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小姨”形象被消费社会如此热络地接纳，背后是否蕴藏着什么不易察觉的算盘呢？我在众多写小姨的文章中难得的见到了一丝冷静，那篇文章提到了美国作家安蒂·柴斯勒的书《他们用女性主义干了什么？》。书中将停留在表象的女性主义称为“市场女性主义”，“为己而容”“加油姐妹”等女性权利口号，最终成为了一种消费品牌。消费者是谁呢？当然还是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