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全国关注讨论，人们愤怒于多年扫黑除恶的大环境下还有这么明目张胆的黑恶势力，也为被打人员无端横祸而感同深受。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对社会的长期治理，当下中国治安环境的良好，犯罪率的低水平在世界上都是处于前列的，但正如扫黑除恶仍在进行一样，当下我们远没到说已经根除黑恶势力土壤的地步。

今天我们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聊聊，聊聊围护社会稳定与代价之间的关系。

在某种语境下，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是长期划等号的，维稳这个名词也因此被赋予了不言而喻的正确性，成为了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特色词汇之一，也成为各级政府最大的政治责任之一。当然，这里的维稳，不仅仅指的是大家通常理解中的狭义的信访工作或治安工作，更指的是宏观意义上的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势必也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也就是一切人和一切人的联系里。在微观层面，具体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可控，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很难存在客观乃至主观稳定的预期，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头各自飞”，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讲的其实都是这种难以信赖的脆弱人际联系。处于这种自然状态下，就会出现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层层对抗博弈，成本和风险同步飙升，势必既不能稳定，更谈不到安全。

所以，站在宏观的整体的角度，与其关注每个具体的个体是否稳定，去站在每一个人的立场评判处理每一对关系，还不如塑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以集体性外壳平衡内生压力，从而获取表面的平静——这是每个标榜不看对错的成年人的必然选择。

以稳定为目标的秩序，其自身也必须具备稳定性——对现实的接受度是对未来期待的折现，期待要稳定，折现率也要稳定，对现实的接受度才能稳定，哪怕是稳定的不接受呢，也是一种稳定——稳定是一切以塑造秩序为目标的行为的第一原则，就是秩序的第一性。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稳预期”会是各级政府一切工作的“灵丹妙药”，不管是就业还是房价，金融还是外贸，只有“预期”稳住了，才能把对未来的“预期”折现到今天，供人们理性决策。在理性人决策视角，预期不稳定和预期归零几乎是划等号的，不知道今天开餐馆明天会不会因为疫情被关门和确切的知道明天餐馆不会有客人上门，理性决策都是不去开餐馆；高考靠摇号分配学校和不管怎么学习都最多考200分，理性决策都是放弃学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遇上2022年的恒大，理性决策都是绝不贷款三十年买房——

对未来在现有秩序下的预期归零，势必会传导到对现实的放弃上，而心理上的放弃又会指向彻底躺平抑或铤而走险，从而导致对现行秩序的脱离。前者相对单纯，遇到合适的契机还能够回归到正常秩序中来，而后者则会形成社会意义上的“游民群体”，彻底走向现有秩序的暗面，在角落中形成新的秩序。

一部《水浒传》其实就是一部底层流民的生动画像，有关“游民”这个形象在我国历史文化中的深刻蕴意不是本文重点，但大家只需回忆下童年被李逵王英孙二娘们所支配出的心理阴影就能感受到，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赋予这些人以“好汉”的正面概念，他们对于生活在秩序中的普罗大众们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怖。

所以，为了规避这种大恐怖，在逻辑上，秩序自身的稳定性要高于一切，稳定的秩序就是最好的秩序，秩序本身的合理性，运转效率，以及成本代价，都要让步于这一点——也就是说，一个秩序在其诞生起，最大的成就就是维持自身，因此其最大的目的也就变成了维持自身。

当然，社会情况不同，稳定自身秩序的方法也不同，如美国我们在看起来，追求的显然不是我们这种治安和社会群体的稳定，它通过的是各种社会层面的减压阀游戏，通过纵容底层进行基于族裔，身份标签，政治光谱等等进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来维持其整个资本和政治秩序的运转。

在现实中，我们都知道，当手段变成了目的，那么原本的目的也往往就此异化。当我们为了保护自身而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秩序的稳定时，却发现自身也成为了维护稳定的代价之一。

我们知道，在一个充满黑天鹅的世界上，“稳定”其实是最大的奢侈品。稳定意味着“防守”，就是保护我们的“现代生活”，但是“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防守一条宽度十几亿人、长度近80年的巨大战线是不可能的，除非让一切人去防守一切人，但那样一来所谓的战线也就荡然无存了。所以，在成本许可的范围内维持稳定，势必要有所取舍，比如，个人的私力救济权。

正如前文所说，稳定最大的敌人，就是过多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具备冲突属性的社会关系。如唐山事件中大家讨论的，为什么现实中用暴力手段制止凶徒式的见义勇为往往代价很大，就是因为对私力救济权的限制，甚至在法律明文许可“正当防卫”的前提下通过司法手段对其打压，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压制和减少可能的民间冲突，将所有的暴力权、审判权、制裁权集中在秩序本身的手里，以确保秩序不受外界冲击和撼动。

而在秩序覆盖掉绝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只去处理个别脱离秩序的异常离散值，就是一项成本很低且又完成度较高的优质决策了。2018年昆山龙哥事件之后我们看到，国内对于正当防卫行为的判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目前积累的时间和案例仍然还不足以完全扭转不敢见义勇为的心态。

秩序是社会第一法则，稳定是秩序第一目标，成本又是稳定第一考量，换句话说，维稳成本已经成为更为直接和强约束的行为指南了。那么当有更低的成本选择出现时，决策是不是又会再一次偏离呢。

比如说，原本还要主动积极的去识别和镇压这些异常值，现在是不是可以干脆被动等待，纵容这些异常值活跃着，直到他们触发了更高一级的原则——系统性的影响了群众的稳定预期（俗话说的闹大了）再去处理，是不是更省力?再进一步呢，把一部分离散值收编起来，让它们去镇压另一部分离散值（所谓保护伞），招安宋江打方腊，岂不是更加一石二鸟？这就是在社会稳定治理过程中需要时刻警惕和反思的问题。比如唐山，在这几年去产能，经济和就业大不如前的情况下，是不是又有了容忍这些打人者的空间？借由这次事件推动起扫黑风暴固然是当下必需任务，但之后如何防止再出现这样的土壤更是长久的关键。

抛开道德批判，在地方政府长期事权远超财权和决策权的背景下，在无限的权力收的的起、无限的责任担不起的客观规律下，我们当然知道利维坦不可能全知全能，可以理智的承认这是一种必要的恶，也是保持稳定所必要的代价——可当代价越来越真切和贴近，人人都突然意识到“我真的有一头牛”时，这种代价所换来的预期，可能会突然的向零点大幅收缩，以至于让稳定本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突然弱化，那么这种代价就会变得无法接受和容忍，越来越多人的就会开始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

而这一点，很容易引发恶性循环。因为社会秩序的成本本身就需要社会秩序内部的人进行分担，而治理的成本却受秩序外部的异常值极大影响的，而基数缩小的情况下，成本却可能反向增长，那么摊到秩序内的人的代价也就水涨船高，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的脱离秩序——历朝历代土地兼并之所以愈演愈烈，就是大量自耕农投靠官绅地主抑或变成失地流民，导致国家税基减少，不得不涸泽而渔，对仅剩的群体加倍征税以保证运转开支——等脱离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的秩序也就崩坏掉了。

当然，传统农业社会的模型相对简单，不能直接套用到现代化工业大国身上，但道理相通：维护秩序稳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是需要人来承担的，谁来承担这个代价，如何持续的分担代价，就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越来越不能回避的话题。

现实总会让弱势一方成为最后代价，而这个弱势，可以在不同情景下，切换成不同的群体，可以是经济上的，可以是身体上的，也可以是政治上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在某些场合成为代价。

代价是必要的，我们要为自己已经享受到的生活买单；但代价也需要是公平的，我们也要为自己所希望获得的生活抗争，只有这，或许才是历史周期律的车轮之下，所能内生出的进步的阻力和动力吧。

后面有机会我们会组织文章聊聊我国的治安环境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