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东:走出科技人物通讯写作的误区公众号新闻2023-03-19 09:03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作者:刘亚东导 读 在矛盾冲突中,在强烈反差中,往往最能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科技常常蒙着神秘的面纱,科技人物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所以,要想写好科技人物通讯,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远离俗套 科技人物通讯是人物通讯的一种。一方面,人物通讯的所有采写要求对它来说都是适用的。作为一种最常见的通讯形式,人物通讯以人物的新近行动为新闻,重在表现人物的品质、性格和精神面貌,达到揭示时代特征、感染并启迪读者的目的。具体说来,比如人物通讯要有动听的故事、精彩的细节以及鲜活的语言等,而所有这些都是科技人物通讯必备的元素。 另一方面,在人物通讯这个大家族中,科技人物通讯又是一个极其富有个性的成员,其个性主要体现于“科技”二字。很多人物通讯都着力于反映人物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等优秀品格,而这些品格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的身上。如果采写公交车司机,这样的报道也许可以交差;但若采写科技工作者,如此选择角度和素材,作品就很难得高分,无论你的写作技巧多么高超,语言文字多么流畅。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篇没有科技特色的科技人物通讯,没有反映出科技人物的灵魂和本质。光这一点,就站不住脚。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走进被采访者独特的精神世界,熟悉他的专业领域、科研内容、攻关方向以及进展或成果等,进而写出完全不可以“张冠李戴”的人物报道。这意味着记者平时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采访之前还要做大量的功课。而这恰恰是科技人物通讯的难点。不做充分准备便贸然采访,写作时必然会把那些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生厌的东西强加给科学家,从而让科技人物通讯落入“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或“为了工作从来不知爱惜身体”等俗套。 所以,我们采写科技人物通讯,既要重视人物通讯的共性,又要关注科技人物通讯的个性。 我猜,对大多数科学家来说,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难在他不知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对外行讲清楚。要是你事先没做好“家庭作业”,则会让这件事难上加难。于是,科学家很多时候只好说些大家都能听懂的“大路货”,应付差事。这样一来,便注定了采访失败的结局。 2013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薛其坤院士领衔的中国团队首次在实验中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杨振宁教授称这是诺贝尔物理奖级别的成果。此后,多家中央媒体的记者单独或联合采访了薛其坤。而在陆续发表的报道中,大多数记者都不厌其烦地描述薛其坤每天过着“7—11”的生活,即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持续地工作,其中不少甚至连“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什么都没交待。虽然没有观摩薛院士如何接受采访,但我断定,“7—11”一定是薛院士以最“节能环保”的方式找到的与这些记者们的“最大公约数”。 事实上,长年累月加班加点工作的人除了科学家薛其坤,还可能有养猪能手张其坤、环卫标兵王其坤、拥军模范李其坤……多着呢。只要把姓名换了,这样一篇报道改巴改巴基本上说谁都行,你爱看吗?既然你不爱看,就不要写给读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咱不能这么写科技人物通讯!弘扬科学精神 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太大了。从那以后,陈景润的形象作为科学家的“标准照”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定格。于是,大量新闻作品中的科技人物都被模式化地描述成冷淡家人、不修边幅、不会做饭的“怪物”。其实,陈景润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物。即使今天仍有一些科技工作者不善于生活,这些也不构成其个性中的主要方面,我们没必要用太多的笔墨去渲染这些细节。 准确把握科技人物的个性,并通过生动传神的情节和细节将其反映到作品中,对于形成作品的特色至关重要。毫无疑问,科技人物的主体个性寓于他们在科研攻关过程中的差异化表现。发掘这些个性不是随心所欲或不加选择的。而选择的标准就是有利于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技知识。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能够约束科学家的行为,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保证。有人把科学精神归纳为“六要素”,即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 科学精神绝非只有科学家才需要。任何一个先进、文明社会的公众意识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滋养。由于我们总是说“科技”,所以很容易忘记,科学属于上层建筑。在这一点上,科学不同于技术。科学的发展往往能颠覆人类的意识形态,让世界观发生根本性改变。呼唤科学与民主的“五四运动”过去快一百年了。在今天的中国,虽然科学成果不断涌现,但科学精神依然匮乏,因为这两者并不总是伴生的。我们的很多社会问题难道不正是由于科学精神缺失造成的吗?现实的情况是,很少有人总结科学精神,也很少有人宣传科学精神。从这个意义讲,写科技人物通讯应该见人又见“神”(科学精神),中国新闻工作者特别是科技新闻工作者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使然。 科学思想是在各种特殊、具体的科研活动中提炼出来的合理观念和推断法则,用以发现和解释其它同类或更多事物的运动规律,有助于知识的扩展和方法的推广。比如,数学中的极限思想、生命科学中的进化思想、思维科学中的系统思想等,这些都是典型的科学思想。而科学方法是指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遵循或运用的、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简单地说,科学方法就是人类在各种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所运用的全部正确方法。 可以说,弘扬科学精神以及传播在科学精神统领下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此过程中为大众普及相关科学知识,这是采写科技人物通讯的最重要目的。 《科技日报》2011年8月3日刊发了郭梅尼的通讯《三识何泽慧》。她这样描述了上世纪40年代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的科学发现: 1946年12月初,他们公布了关于三分裂的研究成果。12月,又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这是何泽慧1946年11月20日首先观测到的。 核裂变一般在300次裂变中,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在上万次裂变中,可能出现三例四分裂,这要怎样的慧眼才能观测到啊!何泽慧在追求科学的征程中,炼就了一双科学的慧眼。她就能从万次的裂变中,捕捉到这个科学的“新星”。 1988年,我采访《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时,谈起这项科研成果,钱先生对我说:“何泽慧曾经总结过两句话,她说,做科学工作要‘立足常规,着眼新奇’。做常规统计时,要看看有没有特殊现象;特殊现象的出现,常常导致新规律和新现象的出现。波尔的原子模型理论的出现,中子、裂变的发现,都是这样的过程。”钱三强准确地总结了这次科学发现的精髓。 虽然只有300多字,但与女科学家何泽慧相关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等都跃然纸上。“把术语还给专家,把知识传给读者” 写人物通讯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刻画,挖掘其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特征。在矛盾冲突中,在强烈反差中,往往最能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写科技人通讯也应当用好这个利器。科技人物同样生活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但最能反映科技人物本质特点的矛盾冲突在哪里?当然是在他们的科研活动中。我们尤其应当注意在科技人物的思维和思考中发现矛盾和冲突,那里往往绽放着人类智慧高原上最绚丽的奇葩。 较之描述那些可触可感的事实,采写这样的内容当然要难得多,但惟有如此才能写出真正的科技人物通讯。要想偷懒,开始就别接这活儿;而一旦接了,还就得这么做。事实上,只要尽心用力,大多数人都能做到。 《湖北日报》2015年5月22日2版发表通讯《裴端卿:用细胞重塑生命》,这样报道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裴端卿: 按照裴端卿团队的最初设想,人体的多能干细胞和相关细胞的结合,就能形成所需要的人体器官。 裴端卿团队列出了上百种可能的牙齿再造方案,从中,他们又筛选出了十种方向进行探索,每一个方向都进行了数百次尝试。而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经过数千次的实验,在不断的失败中,裴端卿团队开始按照新的思路,利用干细胞分化成的上皮细胞再次合成牙齿。三周过去了,成牙终于形成。它具有人的染色体基因、符合人类牙齿的正常结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个在探索未知的峭壁悬崖上登攀、百折不挠且慧心巧思的当代科学家。 到科技人物的科研活动中寻找新闻素材,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把他们专业性很强的思考与实践用新闻语言表达出来?作为科技新闻的一种,科技人物通讯在写作方面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障碍就是通俗化。 各种媒体上很多涉及科技的报道都像天书一样难懂,因为里面有太多的术语。当一则科技新闻里大量充斥着艰涩的术语的时候,那通常不是因为我们的记者或编辑想炫耀自己的学问,而是由于他们在这些术语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所以只好采取一种偷懒的办法,直接把术语堆积上去。结果是得罪了广大读者,讨好了少数专家,很可能连少数专家都不领情。这是我们科技报道中存在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十几年前就提出这样的口号:“把术语还给专家,把知识传给读者。” 话虽是这么说,但科技新闻中完全回避术语恐怕不现实。在科技新闻,特别是科技人物通讯的写作过程中,处理术语需要遵循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是:有利于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要让读者理解你向他讲的这个故事的“新闻”在什么地方。根据这个原则,凡是不影响读者理解新闻要义的术语,应尽量在报道中回避;凡是对理解新闻要义关系重大的术语必须表述得浅显,或解释得明白。 要想写好科技人物通讯,必须处理好术语的问题。要处理好术语的问题又离不开两件事,一是解释,二是翻译。解释就是根据理解,用类比、详析、图表、背景介绍、相关链接等各种手段把一种专业表达阐释清楚,让读者明白。翻译是指把一种学术的说法用你自己的语言,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能懂的语言讲出来,让读者理解。解释和翻译,这是科技新闻包括科技人物通讯写作的基本功。一则好的科技人物通讯,无论如何都离不开这两样法宝。 《解放日报》2015年6月7日一版刊发通讯《记上海光源束测系统负责人冷用斌》,开头是这样写的: 如果将我国迄今建造的最大科学工程上海光源,比作一台超级照相机,其“闪光灯”的亮度是普通照相机的亿倍;“快门时间”,也就是两个光脉冲的间隔,在2纳秒,相当于一眨眼功夫,就已经“咔嚓”几十万下……正是这一跑进世界第一梯队的技术参数,帮助我国科学家看清微观世界的纤毫变化,许多新发现由此开始。 把国家投资12亿元的这个大科技装置深入浅出地描述出来,是要动些脑筋的。本来是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天文数字和专业术语,经过这样的加工,三言五语便让人听懂了,也接受了。这就是解释和翻译的力量。 写好科技人物通讯不容易。特别是对于一个尚不熟悉采访对象研究领域的外行记者来说,从准备采访到完成写作,可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心血和汗水,没什么捷径可走。这是难事,也是乐事。(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技日报》原总编辑)【文章摘自《青年记者》6月上】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来源: qq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