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制片人唐小雁在微博上公布了她和导演徐童结婚的消息。这个婚讯，得到了几乎是一边倒的祝福——如果你看过纪录片《算命》，或者听过唐小雁的故事，很难不为这个结局震动。
故事要从14年前说起。2009年，导演徐童在河北燕郊拍摄算命先生厉百程的故事，唐小雁是一位意外的闯入者。在那个冬天，一个灰暗的早晨，35岁的唐小雁出现在厉百程家里，想弄清楚自己的命运。厉百程说她是个孤单命，要改命，就要改名。
下一个镜头，就是在唐小雁的房间里，她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出生在东北农村，小学文化，15岁出门打工，被骗过，被强奸过，遇到过杀人犯，离过婚，漂泊了好多年。当时她在北京开了一个按摩房，像小兽一般，强悍地维护自己的领地，挥着棍子把骚扰自己的人赶走，但又在夜里喝醉后痛哭，用针穿过自己的肚皮。她的命运，以及她在面对它时展现出的野草般的生命力和光彩，盖过了纪录片本来的主角。
也是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唐小雁被抓进看守所，是徐童抵押了自己的车，把她赎了出来。后来唐小雁就成了徐童的制片人，再后来，他们决定一起生活。10年后，到了50岁，他们决定结婚。
半个月前，我去到了他们定居的河北燕郊。和他们见面、聊天，你会清晰地知道，这完全不是一个「救风尘」的故事，而是在人生中最失落的时刻，一对江湖儿女，如何互相慰藉、彼此拯救。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曾经身处底层的女性，具有同等的力量，拓宽了彼此的生命边界。而在动荡、不安定的生活里，这种陪伴也是一种互相保护。
共处的几个小时，也可以瞥见他们的一些生活状态。他俩是骑着山地车来的，一人一辆，徐童戴着护腿，在小区里快乐地转悠，然后「咔」，摔了，小雁不为所动，「没事儿，这太正常了，他总摔。」聊天的时候，徐童依然是知识分子式的表达方式，滔滔地说起奥地利的冷门作家、电影是不是能改造世界，小雁的大嗓门儿直接打断他：「别耽误时间了，说一堆没关系的，整半天，人家到底写啥？」但当徐童谈到每年候鸟怎么沿着磁力线穿越几千公里、从南方飞回西伯利亚时，小雁又有点听愣了，「这我爱听」。
他们讲述了两个人相识、相处并最终决定走入婚姻的过程。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背景差异这么大的两个人，如何在漫长的生活中磨合，这里面有互动和张力，也有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家务分工。徐童会对相处中的权力关系敏感，时常反思，而小雁凭借本能的直觉来辨认尊重、平等和爱。
对小雁来说，这十几年，她也经历了走出「柏拉图的洞穴」的过程，她看了2000多部电影，读欧美文学，也开始独立拍摄纪录片。知识和创作也是一种赋权，重新塑造了她的生活。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唐小雁: 你徐童导演是很牛，但还得说是我喜欢你
2009年，我在算命先生厉百程那儿遇见了徐童。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导演，他也不像现在这么知名。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你要跟我说他是个导演，我都不信。你想啊，他瘦筋嘎拉的，拿了个家用DV，咱说实话，那是个屁啊，我当时都有DV，还是进口的。（徐童在一边默默：能不能把导演形象往上提一提……）
我在那儿算命，他就搁那儿录我，我哪知道他是干啥的。就像现在，谁都有手机，都能录，我哪儿知道他是干啥的。他问我的事儿，我们就聊起来了。我的那些隐私，之前谁都不知道，第一个就跟他说了。但我当时想的是，他就是我人生的过客，人生中的过客不计其数，太多了，很多人你可能都忘了。我就把他列入过客当中的一位，所以觉得可以随便说，反正我们以后没关系了，不会再见面了。而且我觉得，拍就拍呗，我没觉得那些事儿有啥呀。后来我出事儿了，他那时候特别仗义，把自己的车抵押了，把我从看守所里救出来。我觉得这人挺地道，你得好好交这个人，使劲去交这个人，一定要好好对待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说，想把拍我的这些内容，放在他的《算命》里边，问我行不行？那必须行啊，不可能不行，你这是报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哎呀，豁出去了，要命都得给。而且又不是说别的，人家只是想把你的事放在纪录片里。当时不管是我们村里也好，同学也好，都不知道我的身世。现在报出来了，大家知道了。但是也无所谓，知道就知道呗，能咋的，我又不靠你吃饭，假如我丢人，也没丢你人。我是这么想的，没什么不可以的，我觉得做人就该这样。后来他又去东北拍我爸，拍《老唐头》，一直在我家。我有时候回去了，就会拿相机给他们拍点工作照，他们的工作照基本都是我拍的。当时徐童就发现我拍东西，哎呀，还挺好。然后他就一点点教我，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光圈、色温、感光度，什么都不知道，他就告诉我，这个怎么调，那个怎么调。后来他拍《挖眼睛》，就邀请我全职去做制片，跟着去内蒙。之前我本来盘了个小煤矿，但已经不太行了，也没啥事干，我就觉得也可以去，因为我也知道纪录片是怎么一回事了。去了之后，我就开始拿着机器，不是拍照片，而是拍视频，就真正开始参与了，现场有一个机位是我的。《挖眼睛》完事了，又整了一个《赤脚医生》，机缘巧合吧，这个我又参与了。所以就是很自然，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就从工作伙伴变成了情侣。又因为成为了情侣，就自然而然，继续一起干活儿，就不分开了。他做他的导演，我做我的制片，就是这样。但是这个「自然」，怎么说，你也是觉得，这么长时间，他没有因为你的出身、你做过老鸨子、你来自底层，就嫌弃你。包括他的父母，也都从来没有过那种想法，没有瞧不起我，都接纳我。我每次跟徐童回去，他爸都搂着我说，哎呀，好像胖了，你穿这个衣服真好看，戴这个耳环真好看，每次都没完没了地聊。所以我就接受了。如果没有这些，我肯定就不接受。
唐小雁和徐童在《老唐头》放映现场
去年冬天，我们「官宣」之后，你知道现在很多网友特别有意思。说小雁这命，让大师算得真准，给小雁改名，把命运都改了，找了个导演，现在过得非常好，非常幸福。有人问，能不能把算命大师的电话给我，而且还真有人去当地找厉百程。
我说这帮人不有病吗？咱说实话，这么多年，从我一开始跟他搭档开始，如果我不付出这些努力，不努力干，不努力学，我也没有今天。如果说命运是注定的，我要知道徐童将来是我的老公，那我也啥也不干，我就搁床上躺着，等着徐童出现，嫁给他就完事儿。这可能吗？没有走这一遭，我不会遇见他呀！和徐童一块儿拍片子，大箱子他从来都不搬，体力活全都是我干。他们都说，你能搬动吗，有什么搬不动，我挺有劲儿的，就在那儿「咔咔」搬，又拿三脚架，又拿行李，乱七八糟的各种事儿，都是我弄，正儿八经成他助理了。时间一长，他就觉得，哎，你这个人本性可以，做事各方面也行，又能干，又能收拾。如果我什么都不行，那肯定也没有后来的事儿了。包括最开始看电影，要学习啊，受那个罪，快乐啥呀？你没两下子不行，想拍好电影，肯定要看电影。我一开始看电影就是看热闹，爆米花电影，热闹，哎，真好。看来看去，就觉得爆米花电影没意思了，开始看人物传记片、文艺片、纪录片。再看的时候，就不只看故事了，还要看镜头怎么走的。哎呀我去，他还会这么给镜头，这么走位，还滚来滚去，你就开始从当中学到东西了。看得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看6部电影，每天都这么看。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太享受了，一天什么都不干，除了做饭吃饭，就是看电影，太好了。后来就觉得不行了，因为老是坐着不动，把身体都看坏了。包括生活里也是，离了我就是啥也不行（徐童附和：那就完蛋了，全军覆没）。他不会做饭，家里做饭，采购，种花，收拾屋子，交水电费，都是我弄，他一概都不管。比如我要是生病了，发烧了，我很难受，还是会起床给他做饭。我照顾他照顾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我生病了，只要我不死，我爬着起来，也要给他把饭给做了。我很宠着他的。你别看我平时那啥，我的思想还是比较陈旧的。我们没有什么钱，他剪辑要动脑子，他喜欢吃虾，我就给他买虾，做十几个给他吃，我自己不吃，我说我吃虾过敏，后来他一直认为我海鲜过敏。我们家有剩菜，留着第二天我吃，再给他炒一盘新的。我记得我们在一起头几年，拍片子太累了，我每天晚上都给他按摩、捏腰，一直到现在已经成习惯了，咱不是按摩老本行吗？我也不认为我亏，也不是故意要怎么的，我对他好，是因为我觉得值得，人就是这样。你想我之前找的对象，都劈腿什么的，他不是，他很宅，外边儿又没人，又不这个那个，出门上哪儿都领着我。不管去哪里，都得两个人一块。对我也好，对我家里人都好，对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我爸贼逗，活着的时候经常开玩笑：「徐童，小凤（唐小雁的原名叫唐彩凤）嫁给你，白瞎你这人了。」这就是我要的，你干嘛不对他好啊？我之前刚离婚的时候，回老家，在交警大队或者在政府上班的人，在我们那儿很牛，想请我吃饭，他们喜欢你，想追求你，我不去。你别以为你交警队的，我就要给你面子，你牛啥呀，我不是三陪，又不指着你吃饭，我不给你面子。我不喜欢，你爱谁谁，别以为你是北京人，多么牛的导演，你怎么地的，外表这些虚的，在我这儿都不好使。要不怎么说，你徐童导演是很牛，但还得说是我喜欢你。
徐童特逗，他写了个条儿，贴在家里冰箱上，「小雁十宗罪」，十宗提醒，有什么——不许不服徐童，不要顾此失彼，不要前进一步倒退两步，不要吐别人，不许提分手……最后一条未完待续。「不要吐别人」，早期我会拿口水吐人，现在挺长时间没有了（徐童笑：没惹急，惹急了还会有）。「不许不服徐童」，是因为我有时候就不服他，我说你别以为你是特别牛的导演，别觉得你自己是根葱，我就不拿你炝锅。你看我俩在一起，这么多年，就是需要磨合。性格太不一样了。他就那么一点点的胆子，胆小到一定程度，比如他从这个树下走，会想到这个树叶掉下来，会不会把我脑袋砸个包？我就完全相反，我是大胆，不会想到后果，爱砸不砸。他觉得万一砸着我了呢，我想的是，我走过去了再砸后边儿那人。他是比较细心的人，约好了跟人见面，出发的时候会说，我出发了，走到路上了也会说，还会拍照，到人家单元楼底下了，也说，还「啪」拍图片。我最开始觉得，咱都已经约好了，至于吗？有这个必要吗？他就觉得这样比较靠谱，对方不会再怀疑他到底出发没有。后来时间一长，我就觉得这样确实稳妥，对方感受会好一点，我也会改变。再比方，朋友来了，他会给人夹菜，照顾得非常无微不至。他会说，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多考虑别人，不要只想着自己怎么合适。我原来就不会这样，后来时间长了，我觉得这样挺好，也会按照这样的想法去做。你看我俩的差别（徐童：加在一起，胆大心细，也不能加一起心粗胆小吧？我觉得我们这篇采访文章的名字，就可以叫《心粗胆小》）。以前我啥都不懂，都不知道，会有各种问题，特别简单的问题。比如这个草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籽啊？人吃草莓为什么要把这个蒂弄下去？「南辕北辙」是什么意思？「掩耳盗铃」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些很简单的诗，我不懂，但不管我问什么，他都特别耐心地跟你解释，把这个事儿给你解释清楚，让你明白，就像幼儿园的阿姨跟小朋友解释那样，他经常会这么做。但是时间一长，这么多年，我看书，看电影，自然而然就学习了。你要是问我究竟学习什么了，我还真说不出来。但这么多年，我肯定是有我自己的思想了。他要跟我说一件事，我觉得不对劲，我肯定要坚持我的意见，坚持我的真理，跟他对着干，而且我还愿意抬杠。我可以对你好，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我可以不吃，我给你吃，这是我能为你做的。但是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一定要坚持我的意见。所以我俩有时候也吵，也打嘴架，有时候在外头就干起来了。完了我们的朋友还得维稳，她开玩笑说，一年得收我们多少维稳费。但我现在看我自己吧，觉得我这面相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有句话叫「相由心生」，我这个面相好像没以前那么「恶」了，随着生活，你自然而然，看起来没那么刁钻，更柔和了。说脏话也很少了，基本也没有说脏话的场合，也没有说脏话的对象，自然就不说了。你知道原来做生意，就需要保护自己，你就故意得把自己伪装成特别不在乎，特别牛的样子，咋咋地的。但是现在呢，你接触的人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有时候走在大街上，听到有人在骂人，心里头一揪，会不舒服，会觉得不雅。但是要急眼了，照样骂，不急眼不会（笑）。现在接触的都是文化人，那些人对待我的方法，对待我的态度，都是很善的，非常善，对我好得，你都不知道。真的每个人都这样，特别是徐童的同学，见着我也是搂着，雁儿你怎么地的，雁儿你对徐童是真好。没有一个人说瞧不起我，用另一种方式对待我。我手上这个纹身也是。这是一条金鱼，底下这块皮肤，本来是我用烟头烫的疤，老多年了，当时我有点自虐心理，比如崩溃了，不行了，受不了了，那时候我抽烟，就把烟往肉上一怼。那种心灵的疼瞬间就没了，你就只能感觉到肉疼了。后来跟徐童在一块儿，我就觉着不好看，尤其当着老人的面，你要整个纹身他们能接受，但要是这一堆疤，有点瘆得慌，就给它纹了吧，把那些疤遮住。
唐小雁和徐童父母在颁奖典礼上的合影
前两年，我开始拍我导演的第一部纪录片，是给徐童的新电影拍的。我真正说特别有瘾，特别喜欢，也就是从这开始。之后就觉得，我以后就是要干这工作，不干都不行。之前十年都是跟着他拍，不是上瘾，更多是没办法，也不是特别想干，但是不干你干啥？我是配合他做事情，我是一个摄影，我是一个制片，来完成这个机位，他说怎么拍就怎么拍，特被动，拍摄过程得不到什么乐趣。而且说实话，原来我其实没驾驭了这事，没开悟，拍得也不好。其实是不愿意去干的，但是没办法，你还得去干。而且刚开始拍摄的时候，老是穿帮，一整我就上他镜头里晃一下，两整又晃一下，老穿帮（徐童：但那是小问题，还是你的贡献比较多）。也有一些个我喜欢的，比方说跟人打交道，这个是擅长的，也是喜欢的。要跟人玩儿，那挺好，那行。前两年拍他那部电影的纪录片，哎呀！迷了摸的，就觉得我一定要干这个，还没拍够，不干都不行。你不给我钱，我也给你干。（徐童：还是因为她掌握了自由和话语权，权力天然对人有诱惑力。）不是，跟权力没关系，跟当导演也没关系，是因为我拍的时候，从中学习了很多。比如别人在拍的时候，我就看，他是这么弄的，他还会那么弄，我也跟着学。包括拍纪录片，拍到了特别好的镜头，你心里头就真高兴，我靠，怎么让我给抓着了呀。我拍纪录片，顺手就把剧照也带上，都拍。剧组里有一个拍剧照的大师，我就学他。其实我都是偷学，从来不会直接问，你想江湖上的手艺都是偷学。我就走过去跟人大师说，看看你拍那照片呗，一看，哇，太好了。看人家构图，太棒了，夸他呀，「哇，太好了，这个太牛了」。但我夸他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我是这样，有点像捅窗户纸似的，你不捅，我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捅啊。但有个人在我前面捅完之后，我知道了。你别让我看着，我还要一看你是怎么做的，我就学会了。那时候是觉得非常快乐，但也很累，我在现场一天差不多能站十个小时。我特别亢奋，特别怕把什么镜头耽误了，就根本没法休息。拍完之后，我发现我拍的东西非常好的时候，我心里很高兴，很有那种成就感，觉得自己拍得真牛。你就觉得不行，掌握了这门技术之后，我就越想弄，越想拍。你觉得过瘾才会想继续。读书也是一样的，我前两年开始读书，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铁皮鼓》《第二十二条军规》，真的开始读了你才觉得后悔——书真好啊，书比电影还好看，比起来你觉得电影根本就不行。我就后悔得拍大腿。你说这么多年，好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了，我至少浪费了三十年的时间。现在我想的是，先处理完手里这个片子。纪录片还是看运气，看缘分，如果碰到了自己特别想拍的，那就拍。还没遇到的时候，就把自己状态弄好了，准备好，随时有，我就随时上。
唐小雁在拍摄间隙
徐童:两个人敢于在一起，敢于往前走，就是最大的浪漫
我是到了40岁左右，才开始拍自己的纪录片。对我来说是一个偶然的选择，说要去拍游民，也是很偶然，不是一开始就想拍，也是跟自己的处境有关系。这是半生的故事了。我是在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上的学，还是尖子生。按照当时的情况，我就应该去电视台，CCTV或者北京电视台，但因为种种原因没去成，只能直接下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经历过办公司，做广告设计，又开始拍影视，拍专题片，很多时候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工作。我也很快发现，自己没有在商海里呼风唤雨的能力，很多工作纯属糊口。到了2000年，当代艺术比较热了，我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艺术家，我本来也很喜欢这个，就开始做一些照片的作品，参加一些展览，但是做艺术表达，要被人看到，被认为有价值，还能卖出去，能养活自己，也是非常难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不管做什么，都是以失败或者准失败的状态结束的。所有的门都是关的，20个，100个，都没敲开，或者只开一条小缝，但实际上，并不属于你这个世界。所有门都关上，你就降落到了一个底层的状态。当时我住在北京东郊高碑店一带，虽然还是可以接到摄影的活儿，接到广告的活儿，但都是索然无味的，整个生活状态，其实就是打工养活自己，也是一个游民，一个文化游民。也因为住在高碑店，我对那一带的环境、生态、地理，包括居住的人，都很熟悉了。我住的地方，就在《麦收》（徐童拍的第一部纪录片，主角是一位19岁的性工作者「苗苗」）那条街不远。我观察他们，了解得越来越多，我就觉得，这条街好像就是我的世界，是值得我拍的，也是值得我去写的。好像在那个时候，我要表达的东西慢慢清晰了，明确了，就像以前是在敲别人的门，现在是自己开了一个门，就算这里有个墙，我也可以挖个窟窿穿过去。还有一个原因是家庭教育。我爸爸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厂的建厂元老，他最早做摄影，后来又做独立编导，也拍纪录片。我妈妈是北京人，她上学的时候，学校和苏联的学校结成了友好学校，她还和莫斯科的学生通过信。在我小时候，他们看的都是苏俄文学、苏俄艺术，看《战争与和平》，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父亲酷爱绘画，家里有好多画册。包括音乐，他们听柴可夫斯基。我受到的家庭影响，就是小时候听到的、看到的这些东西。苏俄文学里那种传统，关心底层，精英情怀，你看托尔斯泰最后都要把农庄卖掉，他自己也要当农夫。所以我好像天然有那么一种，想要了解所谓的「底层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又想去摸索最边缘的江湖，就是那些游民。比如农民工，也是底层，但是他们还是一个固定的群体，还有工地。但真正的游民是居无定所的。2008年，我就开始拍第一部纪录片《麦收》。片子的主人公苗苗，是一位性工作者，年龄又太小，当时才19岁，片子第二年剪完，她也才20岁。苗苗答应拍摄，其实也是让渡了她的隐私权，但因为她的身份太敏感，要保护她，我们当时约定，这个片子不在内地放映。但是因为苗苗身份的特殊性，后来还是有很多NGO的抗议，包括香港、台湾、云南……当时一下子陷入一个漩涡之中，让我特别受挫，觉得拍纪录片这事儿，好像真的是天然地缺乏正当性。拍摄一定是涉及到了人的隐私，是某种灰色地带，这好像真是纪录片的原罪。结果第二部就赶上小雁了。小雁特别愿意，好像这一下，就把套解了，赋权给我了。
唐小雁在《算命》中出镜图源网络
最开始，我不是想拍小雁，是想拍算命先生，这个片子的主角本来应该是厉百程和石珍珠，是他们这个家庭。但是小雁出现了，一下子在里面变得特别显眼，很多观众喜欢和关注的都是她。我们在厉百程那儿认识，后来又到了她的按摩房去拍摄，拍了很长时间，把里面的情况都记录下来了。我当时没跟她说我是导演，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拍什么。当时的心情就是，刚入行，又不确定，拿着个简单的机器，又没有投资人，什么都没有，就凭着爱好去拍人家。是拍到最后才想到，就叫《算命》吧，剪辑的时候想，这个故事就用章回体来组织吧。当时小雁就觉得，开个按摩房，有啥呀，拍呗。我们觉得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到这么一个灰色地带，一个灯红酒绿、闪着小彩灯的粉色屋子里。但是她没有这些隐私的禁忌。有些人会天然地拒绝这些东西，心永远都不可能打开。但也有些人，天然地性格开放，愿意把人生故事和别人分享。我当时还想着，要多拍点东西，但是她的按摩房被人「点」了，出事儿了，她也被带走了。一开始你也不知道是多少天，我当时就把我的车抵押给朋友了，拿点钱，给她赎出来了。她出来之后，我记得我们在按摩房见面，屋里是黑的，没有抱头痛哭，没有英雄救美，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没有，就是很正常，回来了，那太好了，反正也高兴。那就继续拍吧。（对小雁说）各种采访你都说我仗义，你怎么知道我是真仗义？我是故意表现出仗义，让你相信，我就是想多挖点东西。所以说，有骗财，有骗色，还有一个，骗纪录片，把镜头给骗来了（笑）。后来小雁那个店就关了，片子里大铁门一拉，说小雁下落不明，就没再交代下文了。但片子还在拍。她后来回家，我去东北看她，认识了她父亲老唐头。老唐头这人特有意思，她那时候到处跑，我就住在她家，住了一个冬天，主要拍她父亲。为什么拍她父亲，最初是觉得，他表达的东西非常有意思，他是一个在动荡中被下放到农村的工人。还有一个动机——就是特别想知道，作为所谓的「游民」，他们的家庭是什么样子，其实《麦收》我也跟着苗苗回家了。作为一个有好奇心的拍摄者，你都希望能更深入地进入他的家庭，就像我们说，写人要写三代，才能讲清楚。后来我们又一起拍《四哥》，这是小雁的表哥，是一个小偷。这个片子是我纪录片生涯中最黑暗的一个片子，虽然它的情节没那么惨烈和跌宕起伏，但是这个人物，是一个犯罪的人物，不是想拍就能拍。在这种「江湖」，特别认朋友关系，必须得有人介绍。所以我只能是通过小雁。小雁带着我去说要拍，才能拍。如果我要拍，小雁必须在场。她就像一个引荐人，也有点像担保人，她担保这个拍摄不会变成卧底或者举报。所以实际上，她当时已经在做制片工作了。你想啊，《算命》里面唐小雁就不用说了，《老唐头》里唐小雁依然打眼，《四哥》里唐小雁惊鸿一瞥，《挖眼睛》结尾她抱着老太太哭，《两把铁锹》里也有她。她基本是把我之前的纪录片一直串下来了。我们说互相成就，互相成就，可能就是这样。没有她，就没有这些纪录片。
唐小燕和《算命》中的厉百程、石珍珠
小雁最吸引我的部分，核心竞争力，就是率真。你看她到现在，奔50了，还是孩子心。我举个例子。有一天，她在家坐着读杂志，一本旅游杂志，一边看一边念地名，欧洲的一些线路，什么海参崴啦，希腊啦，从哪儿走到哪儿啦，念着念着，突然念了一个「菠萝的海」。（小雁：我念完之后自己还纳闷，菠萝的海，菠萝的海，我还香蕉的海，这家伙，我很纳闷。）她不知道波罗的海，我开玩笑说，还有香蕉的海，橘子的海呢。她的本真就是这样的，张口就来，你能经常看到她身上的童真。这种本真就是，你别看她经历过什么，就是那句诗说的「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她真的是在泥里打过滚，在这个江湖圈里打过滚，但是她天生的本质就是纳米级的，不沾染那些东西。你看那荷叶上，水珠一下就滚走了，不沾这些东西。给我带得都返老还童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你要说我们遇上什么事情了，该怎么处理，现代人所有的这些逻辑，要在社会上生存，她都懂，她瞬间就会有自护机制。但是在不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没有危险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她是按本真活的，不是按江湖的活法活的。如果不是这样，恐怕我们也不能在一起。当然，小雁一定也有痛苦，肯定有痛苦。我们是差异这么大的人，不说谁高谁低，只是差异性大，关系里一定有很多张力，有权力的斗争。掌握了知识，就意味着掌握了权力，所以在文化上处于高位的人，掌握话语权的人，一定会有欲望，想要压制处于低位的人。那我们两个怎么办？举个例子，在我接受的教育里，什么东西用完了，一定要放回原处，这样下一个人用的时候才方便。我们家里从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我也觉得，这样做最为别人着想，最高效，也是在体现对下一个人的尊重。但是小雁不这么做，我就会说她。（小雁：他要规定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回去，不放回去不行。我是农村长大的，比较撒得开，跟他不一样，我们就没什么规矩。跟他在一起，他会有很多规矩。你要我这么做，可以，前提是你自己必须做到。要是你百分百做到，那行，你牛，我佩服你。但是他经常做不到，拿了也不放回去，所以我就不服他，完了他来一个，「不许不服徐童」。）但是我也经常会事后反省，我这种压制不住的控制欲，是不是不对。有时候产生矛盾了，你想一想，就会反思自己，觉得自己的观点太强势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家里边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有时候甚至于是她错了，但由于你对这个人的爱，你可以包容她。而且每当发生争执了，我自己心里反而很难受，完了再用各种方式去弥补，比如发红包。再比如对浪漫的不同看法。她认为的浪漫，可能就是情人节、520，这恰恰在我心中不叫浪漫，因为这事儿，我们今晚回去也得干一仗（笑）。我觉得的浪漫，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路上不知道怎么把脚崴了，把袜子脱了一看，脚肿了，当时她刚好身上贴着膏药，二话不说，把膏药「咔」一声给我贴上了。这比一朵玫瑰浪漫多了。当时我还需要她扶着我走路，过了几天，就拿一个登山杖，她牵那头，我拽着这头，路线还得给我选好了。后来脚好了，这根登山杖又有了新的用处——买菜的时候，两个人抬着，把袋子挂上面。我认为这些是生活里的浪漫。认真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两个人敢于在一起，敢于一起生活，敢于一起生活十年，敢于往前走，就是最大的浪漫。我们结婚了，晒出这一张婚纱照来，告诉所有的朋友，哪怕不搞婚宴（小雁插话：婚宴可以搞），就是通知一下，就是大浪漫。
唐小雁生活照
我们这些年基本都是24小时在一块儿。出去拍片也是一起，在家也是一起。所以我说，咱们这辈子没白活，在一起的时间，跟别人相比，至少是翻倍了。我不在乎什么圈子里人的评价和看法。我特别喜欢王小波说的那句，「听说有个文学圈，但我不知道在哪儿。」特别疫情这几年，国内影展和聚会的机会少，这种关系就变得更疏离了。但不管啥场合，我要去，肯定都是带小雁一起，同学聚会全是男生，但他们知道，小雁肯定来，她人缘还真混得挺不错。工作上她现在也是什么活儿都可以了。去年我们拍电影，她是电影纪录片的导演，她就带着三台机器、两个人，这么一个团队，拍了好几年，我一点都没管。你看着她从制片到现在自己拍东西，独立去工作，其实也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就不感兴趣，感兴趣的，也不是拿来就能上手，一切就是这么巧合。我俩这些年的感觉，就像是很多东西积累在一起，形成了方向感，要觉得一起往前走。这里面包括艰辛的拍摄过程、生活过程、语言过程，在这样不断从「菠萝的海」、「香蕉的海」到各种无关紧要的小芝麻的积累中，一起为这个关系做出了努力。但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就特别安稳了。我们是自由作者，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肯定是永远处在不安定的状态，因为我们没有社会保障。我们一天不工作，就有一种焦虑感。或者每个季度，要交房租水电费的时候，就有一种，「啊，又得割肉了」的感觉。前段时间，有一个很年轻的导演来问我：您拍了这么多年，老有新片子出来，您平时是靠什么维持生活的？他这问题真让我好好想了想，是啊，我是靠什么维持的。人家很认真地问我，我想也不能给他带偏了，我很认真地回复他：首先我们需要找投资，找不着的话，看看有什么可以往里投的，房子，车子，还是以前的设备不用了，可以卖掉；你还可以卖光盘，但肯定是不够的；还有民间放映，一次可能1000块左右，但一年才能有几次；还有一些讲座、收藏、评委，各种朋友赞助……我一数，每一个单项都是杯水车薪，都差得很多，差不多得需要18个项目，才能够你的开销。而且以上这18项，都是不确定的。这么一算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多年，我们是这样混过来。而且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个过程里，你还要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大无畏精神。在创作的时候，把这18项完全置之度外、忽略不计，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创作勇气和创作状态。如果年轻人要问我，我一定要把残酷性全部告诉你。在消化掉这些东西之后，你还要保持一个旺盛的、勇敢的、敢于在没有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创作）。在别人的基础上，在你自己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一点突破。你要对此有准备。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时常要靠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来调整，来确认自己生命的意义和幸福感。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我们有一种共患难的感觉，拍了这么多的东西，去了这么多的地方，婚姻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你顺着惯性往前走的力量，远远大于你遇到的阻力、犹豫和困难。再一个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就算有我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困难，但也还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不再被这些东西所困。我们有这样的惯性，建立了这样的基础，就顺着这个动力往前走，尽管往前走就可以了。在那么多不可控制的事情中间，还有一个可以控制的，那就是我们去往明天的时候，就像有一个互相的保护机制，比如说问题、摩擦、和解、幽默，有很多不期而遇的快乐。那些东西要把它牢牢抓住，把它放大，放大到可以克服你对未来的恐惧，你对未来工作的、收入的、房租水电费的不确定。让我们人性中的爱，去克服掉那些黑暗的东西，或者是那些我们本可以拥有，但为了更自由地去做什么事情，而放弃掉的那些东西。火车往前开就行了。就这么简单。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种力量。我们要有一些储备，还有一些子弹，可以跟他们战斗，可以打得起。要不然，我们就被生活本身压垮了。如果没有浪漫，也没有探险，也没有刺激，都没有了，我们就变成了一种朝九晚五的、保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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