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为什么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到5%左右？

作者：刘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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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目前，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二十大及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很多场合提出六大统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中争议很多，第一个争议是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对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主线如何把握，给了明确的说明。其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问题的“牛鼻子”，这是以往说的很多的政策导向和政策设计的基本原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很重要的一点是把2023年重点工作的第一项列为扩大内需，同时在去年提出了扩大内需战略，把一个短期宏观逆周期调整的政策上升到战略性的一种举措，更为重要的是把当前的显著矛盾定位在总需求不足上。这马上会引起很多人的疑惑，到底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还是以扩内需战略为主，这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扩内需中，到底以扩消费为主体，还是以扩投资为主体，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些问题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对于经济循环、经济发展高质量中的几大基本准绳可能没有把握透。

高质量发展要求国民经济循环要高效畅通，而经济循环畅通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需要在总量上有平衡，在结构上有平衡，同时，更为深层次的要在动态上有平衡。这三大平衡的要求，在学经济学时已经有一些基本原理，当总需求总供给在总量上、动态上出现了问题，一定是市场机制出现问题。我们都知道，对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扭曲，也会进行分析，有些扭曲可能是阶段性战略导致的，有些扭曲就是这种制度失灵、制度缺乏所导致的。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如果我们相信市场是有效的，就会看到需求的问题可能就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核心的问题是中长期有效供给和效率的提升，这是关键。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以往总是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点，这都是从中长期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它的很重要的切入点是供给端。供给创造需求，在市场有效的原则下，是研究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因此，我们会看到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人民在有购买能力愿望的基础上实现大的技术创新，大的产业革命，这是没有的，相反是大的技术创新、大的产业革命使我们的需求不断的被释放，不断的动态发展。

从中长期角度看，从战略角度看，必须把供给端放在一个绝对核心的地位，对于供给端对需求的敏感性，供给端在创新效率提升的作用上必须要清醒的认识，而不能过度回归到一个短期分析上。这是我们要把握的第一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效率革命动力革命作为抓手，是现代化实现的关键，也是民族崛起的关键，这是我们要坚定的。同时，供给端的调整，一定是在整个市场化改革，国际化法治化改革的轨道上进行。

第二点很重要的是，到底是投资重要还是消费重要。从短期看，供给端具有黏性刚性，价格和需求的短期变动，生产者由于固定投资的锁定效应和生产组织的锁定效应，我们的调整可能要慢于短期需求的变化，因此供求平衡在短期特别是在逆周期的视角下，需求管理是有必要的。当然这种需求管理与我们扩内需的战略是有差别的，凯恩斯是逆周期的调整，而不是跨越周期整体性改变消费总需求与总供给间的中期的一些问题。因此，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在目前状况下，由于疫情冲击带来的消费恢复，消费扩大，是疫情当前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种消费不足与我们在周期分析中的消费不足是不一样的。

当前消费不足与我们在常态状况下或在正常周期调整状况下的需求不足是不一样的，因为目前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的恢复，会使大量的消费出现修复和反弹，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收入补贴，通过一些消费场景的建设和消费修复促进政策，能够使中国经济的循环快速的复苏，快速的向常态化进展。这里面很重要，但这种政策也与凯恩斯的需求政策不一样，我们要看到。当然这种政策不一样，凯恩斯需求政策与疫情救助政策不一样，与扩内需战略不一样，这三个概念一定要分清楚，否则我们都会在政策选择上出现问题，然后才是我们所讲的，扩消费和扩投资也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都是总需求扩张的两个方面，但是，扩投资所产生的影响将更深远，因为扩投资是稳定市场主体很重要的手段。

如果稳主体、稳就业、保主体、保就业没有实现，简单的收入分配政策和需求消费政策很难起到一个基础性的消费恢复和消费扩张功能。因此，投资本身在当期虽然表现为投资，但是，同时也会表现为就业，也会表现为收入，还会表现为消费的稳定，这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更重要的一点，消费的实施会产生效应，而投资在下一期就会产生新的供给，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消费的冲击是当期的，而投资的冲击是多期的，这个多期冲击就决定了在投资上面要有一个动态平衡的考虑，实际上就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和整个微观主体这种跨期动态平衡的考虑。因此会看到投资扩张在当期表现为需求冲击，但是在下一期表现为供给冲击，这两种冲击在动态平衡上决定了投资的合宜的速度。

这里就会看到，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到了消费是基础性的，投资是决定性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动态视角上是有契合的地方。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赶超型社会，简单无条件的谈消费扩张，简单的把疫情时期的消费修复与周期性变化的逆周期调整，和长期动态的收入结构分配制度的调整吻合起来，可能会导致一些理论上的误解。这是我谈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必须从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动态平衡对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作用要有区分，尤其是从动态平衡的角度，要有所区分，要从中长期的角度更加的来放眼需求端和供给端的一种作用。

另外一点，在今年的政策里，要寻找到供给端和需求端的重要的改革定位，只要出现市场出清的这种困难，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产能不足，如果只要持续的出现，就意味着存在着失灵，存在着扭曲，这就需要在制度上进行修正，进行调整。

改革是协调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或者是决定性的一招，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在扩大需求，缓解供给冲击，还是在逆转预期减弱上，改革都是核心关键点，这一点我们要把握住。更重要的是，要在短期政策中寻找到消费与投资相契合的一种政策路线，也要寻找到扩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契合的一些政策，这个政策很重要的一点是，消费政策、投资政策所卯定的方向一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卯定的方向，如果这两个方向南辕北辙，就会导致在供给端和需求端短期、中期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政策过度摇摆，进一步导致市场扭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高度重视的。

因为现在就会发现，很多地方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是严重违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违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是通过走老路来进行扩内需，扩投资。这样可能导致后期的改革压力调整压力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到5%左右，而不是像31个省市所设定的平均目标5.9%以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扩内需一定要符合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扩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间要有破与立、短期和长期之间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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