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回赠
作者 | 杜佳冰
编辑 | 秦珍子
收到“礼物”8年后，马晴晴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进行了“回赠”。
这个出生在河南一座小村庄的姑娘，曾是“希望工程”的一个资助对象。如今，她是“希望工程”的一名工作人员。
“曾经递到我手上的希望，经过我，又传给了别人。”马晴晴说，她的目标是，用自己的专业，让这个中国标志性的公益项目办得越来越好。
以前看到的是“希望”，现在看到的是“工程”
马晴晴总是哼着歌去上班。在她的工位，文件夹、收纳柜、纸巾盒、座机电话等表面光滑的物品上，都黏着卡通贴纸，包括键盘上的“回车”。一个大脑袋的太阳造型玩偶挂在电脑一侧，那是希望工程的吉祥物，寓意“希望托起明天的太阳”。
马晴晴出生在1993年的一个晴天，这是她名字的由来。不少朋友说，她确实像个“小太阳”，一旦开始笑，就很难停下来。19岁那年，她成了希望工程托起的“太阳”之一。
那是在2012年，马晴晴被郑州大学法学院录取，成为河南周口鹿邑县马庄村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资助了她。
8年后，马晴晴在华中师范大学取得法律硕士学位。求职时，她偶然将简历投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之后她才知道，希望工程就是这家单位开展的项目之一。
马晴晴入职之初，青基会还未设立专门的法务岗。她只知道，这里“需要一个法学毕业生，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让基金会的事务更加专业合规”。
她曾上过30多门法学专业课，却几乎没接触过慈善法。上班后，她上网课、听讲座，自学慈善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翻到页边卷起来。后来，她参与了青基会慈善募捐网络平台“亲青公益”的建设，为平台草拟和撰写了11份法律文件，包括用户协议、隐私政策、捐赠协议等。
2021年9月，青基会推进机构改革，考虑增设法务岗，关于这个岗位的具体职责和工作流程，没有可参考的范本。主管相关工作的领导并不确定刚毕业的马晴晴能否胜任，问她：“如果设法务岗，你认为你可以做什么？”
青基会有长期合作的律所，来自外部的律师了解法条，也有诉讼经验，但不可能了解所有项目细节；青基会工作人员熟悉项目，但在法律方面不够专业。“所以我需要找到项目和律所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专业合规。”马晴晴说。
如今，马晴晴负责审核捐赠、支出等协议中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降低项目的执行风险。律师递来的协议，在领导签字生效之前，必须要先过她这一环。
2022年，她审了400多份协议，做过567份协议调研，连文件里的标点符号和错别字都揪着改。有段时间工作强度大，“眼睛看什么都疼”，她就买了个防蓝光的罩子套在电脑屏幕上，继续盯着审。
“有的项目部门嫌我太细了，但严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马晴晴记得，曾有一份协议草稿，违约金约定了“0%”。她去核实，才知道对方漏写了个“1”——原本应是“10%”。“这种情况，如果不仔细看，或者不去追问，协议就会正常履行，一旦出现违约，无法追责。”
11年前，受希望工程资助时，马晴晴更多看到这4个字里的“希望”，但如今，她更看重“工程”。工程意味着这个标志性的品牌背后，是一整套工作制度、管理流程和风险防范机制。
以风险规避为例，这项工作在任何领域都无法做到“极致”，但马晴晴希望能有更多创新举措，能再往前想一步。
“有的问题规避了，就去找别的风险点，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改进。”她想今年能多去实地调研，“寻找基层项目落实之后的问题，试着在一开始就把它约定好，让项目更好地落下去，不要老是在办公室看文本”。
父母会撑着伞站在村口，等她放学归来
熟悉马晴晴的人，会看到她生活的另一面——桌子乱糟糟，总是丢钱、丢证件。牙膏用完好几天，还是忘了买新的。吃完西瓜，她会把勺子和瓜皮一起扔掉。上个月她结束出差，将房卡交还酒店前台，笃定地交代“306退房”。服务员刷了卡，一脸疑惑：“您这个卡是608的。”
比起工作时的细致，她的生活过于“马虎”。她总忘带钥匙回家，也搞不明白它为什么“又从兜里跑出来”，落在工位上。为此，她撕了三张便利贴，写上“钥匙”，贴在工位一抬眼就能看到的格挡、身旁的柜子和出门正对的那面墙上。
马晴晴不擅长做家务，她回忆，小时候父母支持她念书，很少让她干农活。母亲做一顿晚饭，让她去院子里摘黄瓜回来，她一连摘了十几根，连最小的黄瓜苗子都扭下来。侍弄小麦的季节，马晴晴也去地里给父母帮忙，但她从不知道一亩麦子能卖多少钱——父母很少在她面前提钱。
她的母亲马会琴是个朴实善良的乡下女人，不识字。父亲马克启上过初中，当过兵，开过火车，做过村支书，后来一边种地，一边做些小本生意。1983年，大女儿马冬梅出生，马克启就决心要供她读书，村子里的乡亲还为此嘀咕，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让一个闺女上学”。后来，马冬梅师范专科毕业，成了周口市的一名中学英语教师。
马晴晴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她背着母亲缝的布袋子，在村里念小学、镇上读初中、县里上高中。假期，姐姐会接她去上城里的补习班，为她付学费和生活费。下暴雨的夜晚，父母会撑着伞站在村口，等她放学归来。
马晴晴的成绩不算太好。直到高一下学期，她隐隐感觉到，父亲羡慕别人家学习好的孩子。她想给父亲争个面子，“让别人也羡慕他”。
高考失利后，马晴晴复读了一年。宿舍熄灯后，她躲在被子里看书，后来怕影响室友睡觉，又去厕所背书。背一会儿，咳一声，等声控灯亮起来，又接着背，每天背到凌晨一两点。
马克启自认为，没在学业上给过小女儿压力，这位父亲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她的成绩后来像“开了窍”一样地好。
马晴晴被郑州大学录取后，每年42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让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犯了愁。她的姐夫提到了希望工程，说如果通过申请，每年能拿到5000元资助。马晴晴对象征“希望工程”的那幅新闻图片“大眼睛”依稀有些印象，她填了申请表，但没抱多少希望，直到后来接到河南省青基会的电话。
对方告诉她，申请通过了，但银行卡号不对，资助款打不进来。马晴晴懊恼地发现，她又写错了一位数字。
“你觉得是好事，那就去做”
刚刚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希望工程自成立始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超过680万人。
马晴晴第一次打电话给资助她的人，问：“袁琴芝阿姨在吗？”接电话的人是袁的儿子，答：“不是阿姨啦，是奶奶了。”
马晴晴至今不了解袁琴芝的人生故事，只知道老人属兔，算起来是1927年出生，退休后资助了许多女大学生。读大学时的每个学年，马晴晴都去看望她，把自己做的兔子剪纸送给她，坐在沙发上听她传授减肥方法和防过敏妙招。袁琴芝的出现，让马晴晴意识到，“爱也可以来自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到青基会工作后，她从一份一份协议里看到了更多这样的人。有一家私募基金，给全国所有原832个贫困县的女童捐了1.5亿元，连续资助3年。还有一对母女，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2007年，她们到九寨沟旅行时遭遇地震，幸免于难，认为这是善意带来的福报，于是又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马晴晴一边感叹“好人真多”，一边在协议中出现的个人信息旁边备注：“注意做好信息保密工作。”
希望工程一对一捐助的项目，会有一张“结对卡”，标明捐受双方的基本信息——除了受助学生的联系方式。为了“避免发生道德绑架的情况”，只有在受助学生想联系捐赠人的情况下，双方才有可能会面。
直到现在，每年冬季的初雪日，马晴晴都会给袁琴芝打电话。在当代流行文化的语境中，这是个浪漫的日子，要见喜欢的人。马晴晴只是觉得，那天会很冷，要叮嘱高龄的袁琴芝多穿点衣服。
接受捐赠前，马晴晴签过一份《受助生承诺书》，其中要求“每年志愿为社会服务不少于40小时”。她忘了具体的细则，只记得承诺书里多次提到“爱心”：“做有爱心的人”“珍惜爱心”“传递爱心”。
在大学里，她加入了“爱心社”，去福利院陪伴残障儿童，去海拔4200米的三江源支教。父亲马克启支持她做这些事，说：“你被资助过，你觉得是好事的，那就去做。”
在马晴晴的印象中，父母并没有明确要求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她只记得两件事：汶川地震时学校组织捐款，父亲给她钱，说“人家很难，一定要帮一下，能捐多少捐多少。”
还有一次，初中同学的自行车坏了，她回家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批评她：“怎么不把你的自行车给人家？咱家离得近，走回来就行了。”那时她骑车回家也要花30分钟，“但我妈觉得，比起那位要骑50分钟的同学，我们还是近些。”
“她善于表达善意。”马晴晴的研究生室友崔建很佩服这一点，说自己在公交车上给人让座，都会觉得不好意思，而马晴晴会一直陪着在火车站问路的老人，帮人找路。
马晴晴从不避讳和人谈起被资助的经历。“贫穷是没法选择的。”她说，“富有的人努力，我父母也很努力，他们在那个环境下种地、做小生意，自立自强，已经很棒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努力获得的。”
她谦卑，但并不十分敏感，也很少羡慕别人——哪怕小时候同桌的铅笔盒再好看，“那也不是我的，而且我的也不丑。”
大学毕业之前，马晴晴勤工俭学，做过十余种不同的兼职：当过培训机构的助教老师，帮线上教育公司推销课程，在美食广场的档口卖过小吃，也去深圳的玩具厂里打过螺丝。
在工厂里，她第一次思考工作的意义。同村的女孩，大多就是这样出去打两年工，回来找个对象，结婚生孩子——马晴晴不期待这样的生活。
她笃定地相信，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学法律，可以去“惩恶”，也可以去“扬善”
马晴晴选择学法律专业，是觉得“能弘扬社会正义”“帮助到很多人”。仅凭这个印象，她的高考第一志愿几乎都填了法学。
崔建到现在都记得，老师让大家上台讲“为什么想学法”时，马晴晴一身正气地登台，说“要为中国的法治事业作贡献，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在下面目瞪口呆，这种口号谁会上台去讲。”崔建坦诚地表示，“但马晴晴讲出来就显得特别真实。”
她总是充满热情，说话响亮。难受就哭，擦干眼泪又因为别的事哈哈大笑。“像个小太阳一样，好像能量永远用不完。”她的室友张国宁说。
大学同学鲁明娟觉得，马晴晴几乎在用上高中的方式读大学，哪怕不睡午觉，也要做课前预习。这个内容庞杂的专业并不好读，但因为喜欢法律，马晴晴很少觉得痛苦——除了学刑法的时候，她总做噩梦，梦到自己故意杀人，并且清楚地知道会判多少年。“特别可怕，梦里都想着‘我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马晴晴记得，老师曾在课堂上表示，如果专业方向选择刑事诉讼，要拥有很强大的心理力量，因为要看到社会的阴暗面、看到人性的残忍。马晴晴一边害怕，一边愈发喜欢，“我感觉能伸张正义，惩罚坏人”。
她原则感很强。回老家打出租车，司机不打表，张口要价，马晴晴就跟他杠了起来：“如果不打表，我就下车。打表多少，我就给多少，无论比你现在喊的价格高还是低。”她想好了，哪怕很难再打到下一辆车，也不能妥协。“今天非得找一个打表的师傅来。有些东西可以商量，有些东西不能商量。”
大学时做兼职，马晴晴也有一股较真儿的劲儿。她曾在一家房地产公司负责刷POS机，同事说，“整个单位都知道来了一个特别负责的兼职，从来没招过这样的”。她会把所有的流程要领记在一张纸上，转交给来接班的其他工作人员。“发了我工资，我就要做好，劳动和报酬是对等的。”
读研临近毕业，她想考检察院，去施展“维护公平正义”的抱负，遗憾没能考上。后来，她偶然在学校的微信群里，看到了青基会的招聘启事。
通过官网检索，她看到了“希望工程”4个字，毅然决定报考。既然无法“惩恶”，也可以去“扬善”。
直到抵达青基会的面试现场，马晴晴依然坚持着她的原则。面试的报录比是5比1，她和一群“名校生”坐在一起，觉得自己胜算不大。她不是没揣摩过，如果告诉面试官，自己是希望工程曾资助过的学子，说不定能加一些情怀分。但她不想这样做，“可能会让老师偏向我，这不公平”。
为了入选，她借钱报了面试辅导课。培训老师回忆，马晴晴学习认真，是班里“接受能力最强”的学生。
2020年9月，马晴晴被青基会录取。被问到入职意愿时，她才提起自己与希望工程的故事。她说：“我没有别的offer（录用通知书），我就愿意来。”
工作中的马晴晴依然情绪饱满。有次接“及时雨”青少年个案救助的热线电话，对方条件不符，她帮不上忙，挂了电话就哭，一连几天心情都低沉。遇到不肯配合工作的受助方，她又义愤填膺：“只要那所学校筛选、提供一份贫困生的名单，我们审核通过了就能拨款，但辅导员就是不愿意做，他认为增加了个人工作量，这笔钱就没能给到学生。”
那一天，父亲和母亲都笑得很开心
工作以后，马晴晴去父亲坟上祭奠，告诉他自己终于去北京了。
马克启确诊食道癌那年，马晴晴读大四，正在备考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那时，马克启做生意失败，又要借钱治病。希望工程当年的资助款真正成了马晴晴的“救命钱”，她靠这5000元和兼职收入读完了大四，没买过一件新衣服，除了吃饭，“每分钱都不敢随便花”。
其间，她去过很多次福利院，“当时做公益对我来说是一种救赎”。她从孩子们的笑容里汲取力量，告诉自己和父亲：“从小就生病的孩子都那么坚强，我们也可以坚强一点，我们也会好的。”
考研失败后，她想赶紧工作赚钱，但父亲和姐姐不同意。家里亲戚也劝她，“没有人能陪你走到最后，能陪你走到最后的只能是你自己”。
马晴晴在学校租了间宿舍，决定考研“二战”。天不亮她就背着书包去自习室，天黑了才回来，“好像没见过太阳，也看不见自己”。她很少照镜子，感觉满脸都是痘痘，连眉毛里都长了痘。她总是失眠、做噩梦，梦到自己病了，全家人都病了，“特别压抑”。
通过电话，马晴晴察觉到父亲的状态越来越差。母亲后来告诉她，父亲总是说太疼了，自己要撑不下去了，想从楼上跳下去。马会琴只能用女儿安抚丈夫：“晴晴在考试，你要是跳下去，她怎么办？”
等马晴晴考完试回到家，马克启的病已经严重到起不了身。他见到小女儿时，还是先问孩子“脸怎么了”。
每逢考试结束，马克启总是最关心女儿的状态。马晴晴上高中时，有次考完试临时起意要回家，往家里打了一通电话就出发了。从县里的高中到家，要骑40多分钟自行车。她大约骑了20分钟，就看到父亲骑着电动车来迎她，手里拿着一段粗麻绳。
父亲停下车，把绳子一头拴在电动车尾，另一头放在女儿手里，说考试太累了，让她坐在自行车上拉好，不用脚蹬，跟着他走。这一段路，马晴晴只是盯着父亲的背影，记得风吹起了他的白头发。回到家，桌上还放着父亲的饭碗。母亲说，“接到你电话，他撂下碗就走了。”
“考得怎么样？”那是马克启最后一次关心女儿的成绩。马晴晴心里没数，但回答他：“特别好，我一定能考上！”
出成绩的那一天，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马晴晴确实考上了，90岁的袁琴芝表示可以继续资助她，但马晴晴婉拒了。研究生阶段的假期和周末，她依然做各种兼职，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
拿到青基会的第一笔工资后，她把当初报面试班借的钱还了，又攒了几个月钱，给母亲买了条金项链，花了5000多元。“我都没想到那么贵！”但这是马晴晴的执念，“一定要买金的”。
她给自己的奖励，是“贴纸自由”。这种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是她从小喜欢、但“能不买就不买”的非必需品。现在经济自立了，“要有一些报复性消费”。
直到如今，马晴晴还忘不掉被青基会录取时的惊喜。有一次，她跟姐姐的女儿聊天，说周围同事“好多都是清华北大的，可优秀了”。11岁的外甥女反问她：“可他们是马晴晴吗？只有你自己是马晴晴。”
30岁的马晴晴，依然是马庄村唯一的女大学生。30年的人生，她印象最深的场景，还是2012年6月25日。
马晴晴记得那天的温度，几乎是整个夏天里最适宜的。她站在阳台上，查到了高考成绩，嫂子听了，一把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塞进她怀里，说“沾沾光！沾沾光！”母亲站在楼梯上看着她，眼角嘴角都在笑。那天正好是祖母的生日，一家人都聚在小叔家吃饭。马晴晴推门进去，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她，包括人群中的父亲。
他笑着，看起来已经炫耀了一遍女儿带来的荣光。
（应受访者要求，袁琴芝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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