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就成了时代的炮灰？

每一次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会出现多方的博弈和较量。改革者、经济学家、掌权派、利益集团，是无可争议的台上主角，但实际政策的承受者却是百姓。

如何评价一项经济政策的成败？为什么说经济学家最擅长“和稀泥”？宏观的经济政策改革如何影响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梁捷主讲的音频节目《大讨论：10次重要的经济政策争论》已在看理想 App 上线，在这档聚焦争议性话题的节目中，不单有变革者们的交锋，更有动荡之下，被裹挟的普通人命运。让我们与梁捷一同，挑战传统观念，评价过往经济政策的成败，讨论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

节目原价 128 元，预售特价 78 元

扫码购买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很多经济政策变革。而几乎所有经济变革都会引发激烈讨论，大的变革就会引发大的讨论。

过去我不太愿意讲具体问题，因为我不是很多具体领域的专家，同时我也相信大家会在各种观念碰撞中反思，用观念战胜观念。但是现在看着历史一遍又一遍重复，很多我们认为早就应该消失的问题又重新泛起，所以跟看理想的编辑聊了聊，我们就再做一档关于历史上经济政策变革的节目吧。

比如我会讲西方凯恩斯与哈耶克关于经济体制的路线之争，以及中国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我计划回顾整理 10 次发生在历史上的经济变革大讨论，以此纪念过去的这几年。

01.

擅长“和稀泥”的经济学家

在今天，许多有关民生的经济事项，老百姓都抱有多元甚至对立的看法。

为什么很多问题现在仍会被提起，这是我经常会思考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常识没有普及，历史教训没有总结，所以探讨问题时没有任何参照系，似乎一切都要重来。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就说过，经济学家最擅长和稀泥，上海话叫“捣糨糊”，任何经济政策、任何决议似乎都有两面性。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话术就是：“这项举措具有积极的意义，理由一二三；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理由四五六；实施之后的可能结果有七八九，现在还很难判别，我们还是要根据进一步的数据加以分析。”

这些话说得都没错，甚至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但是听了就让人恼火。大家都希望经济学家单刀直入，给出明确的结论，而不要模棱两可，左右逢源。有一个段子可以反映公众普遍的焦虑——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向身边的幕僚抱怨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总是跟他说“on the one hand”，然后又“on the other hand”，每个人都有两只手，就是不肯说出直接结论。

为什么经济学家这么谨慎、总是不肯给结论呢？首先，每个人对一个事物关注的点，或者自身的利益点有所不同，所以评价会有很大差异；其次，也有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考量问题。

在经济改革的历史上，这类例子有很多，一项经济政策出台，如何对它进行评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经常听到政客辩解说，由于时间空间背景不同，我们不应该随意对政策提出批评。但真的是这样吗？或者怎样更准确地评价一项经济政策呢？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当年读书的时候，一个老师对我们说，经济学是不能做实验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经济政策制定，都可能在很大范围、很长时间产生影响，可能影响几亿人，影响几十年。所以经济学家做任何政策建议都需要非常慎重，谨言慎行，因为稍不留意就可能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我们需要对这个政策后果进行福祉评价，道德评价，乃至历史评价。以此类推，我们得去面对过去不同经济政策的结果，无论是好是坏，并且做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答案，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之一。 

02.

评价经济政策，为什么这么难？

无论是历史上的重要改革，还是过了几十年的政策后果，还是正在发生的影响，经济政策的评析都会遭遇诸多困难之处。从我的经验来看，政策评析所遭遇的困难，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经济事实有不同的认定。比如前几年，旅游业、餐饮业、电影业受到巨大冲击，这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事实。但是碳排放减少，是否要纳入我们的考量范围呢？碳排放减少，毕竟也为我们节约了大量节碳减排的费用。

此外，这几年还出现了很多新职业、新岗位，很多灵活就业的人群就转向了这些新岗位，它们确实吸收了大量的就业。而在疫情后，这些岗位就消失了。

第二，对于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认定。回顾 2000 至 2015 年，可以找到很多论文、专著甚至网络讨论，大都支持放开生育，今天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十多年前大家都讨论过。但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并不见得是全社会的共识，更不是经济政策。广大民众的思想转变可能会更晚。

《蜂鸟》

第三，经济政策事实的后果不容易认定。假设新出台《劳动法》规定，如果一个员工在某个企业连续工作十年以上，这个企业就必须给劳动者提供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就是长期合同。很多企业看到这个法律法规出台以后，可能会采取针对性的策略，比如在一个员工工作满九年以后将他解聘，这样就避免了长期合同。

但在现实中，一个老员工的失业，多大程度是由于《劳动法》所导致的，我们并不确信。因为企业永远用其他理由来解聘这个员工，比如公司业务转型，工作团队优化，工作岗位调整等等，而不会说是由于《劳动法》出台，逼得我们出此下策。所以经济政策与经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容易确认的。

第四，不同人有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在讨论个人选择时，价值观的冲突还不是很严重，一旦回到公共层面，价值观的冲突基本不可避免。经济政策很少有帕累托改进，必定要暂时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很多时候这一部分人是既得利益群体）。所以一项经济政策推行，在当时就会遭到部分人的抵制，事后也会遭到部分人的诟病。我们不能简单地支持或者否定批评意见，而是需要具体分析，谁在批评，为什么批评，批评的是否真有道理？

第五，不同人还会有不同的时间观。比如这些年来我经常听到周边的人讨论，假如一个家庭在上海有一套多余的小房子，价值五百万。因为上海房价高，所以这种价格是一套很一般的房子。现在孩子小学毕业面临选择，要不要读民办学校，未来出国留学。如果把读民办学校和未来出国留学的费用都算上，五百万可能也差不多。一般的家庭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于是就要考虑，是不是把房子卖掉，供孩子未来出国读书。

目前就业环境不好。海归回来的孩子，要在几年内把出国留学的费用赚回来，基本不大可能。所以有些人坚决主张，应该把房子留着，孩子就在国内读书。等孩子长大要结婚，你没有房子还孩子，孩子会恨你一辈子。但是另有些人主张，无论如何应该送孩子出去读书。人的一辈子很长，孩子出国以后会开阔眼界，以后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你因为舍不得房子而不送孩子出国，孩子才会恨你一辈子。

《蜂鸟》

那么到底哪一种做法正确？我不知道。因为这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当然也是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时间观截然对立，不可调和，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同时讨好两者，必定会遭到其中一方的批判。

除了以上几点，还有更多因素都使得我们对经济政策的评价变得很困难。可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对一些重要政策做出评价，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所以我希望能在这档节目中，尝试评价一些过去的经济政策，讨论十来个引发广泛争议的经济政策或经济变革，并且摆明我个人的态度和判断，借此来思考今天我们的所经历的一切。

回到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可以从一个更宏大的时间 - 空间维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很多问题都在历史上多次出现，也在不同国家一再上演。我不想过多纠结于当下某个具体问题，因为那是无穷无尽的。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确立一套分析框架和评判标准，建设一个成熟可靠的参照系。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史为鉴，以邻为鉴。